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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刊文不提原创来源有违学术规范——《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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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刊文不提原创来源有违学术规范——《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想到的
黄安年文 发表：2007年8月21日
遵守学术规范不仅要求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严于自律，而且要求新闻媒体和网站信守规范，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网站和新闻媒体对此很不重视，他们刊登的一些文章其实并非原创，而是转载，然而不加说明，略去原创的来源，造成在该网站上首发的印象，这种做法不仅有违学术规范，而且迄今没有和作者沟通，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这里举出新华网2003年9月3日刊登作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据说来源于《博览群书》，问题在于第一，笔者并未向《博览群书》投稿这篇文章；第二，《博览群书》迄今未给我寄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也未支付稿酬，第三新华网刊登我的文章没有和我联系并征得我的同意，而且没有说明这篇的原创来自2003年2月4日我的学术交流网。
笔者文章中所言“前两年在潘家园的摊位上整麻袋地销售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些名流学者在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一事，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大批的半个世纪前的运动档案流失到潘家园，这些档案中就有北师大中文系启功等知名学者的发言记录，迄今好几年过去，但北京师范大学当局对此仍讳莫如深。
下面是新华网2003年9月3日刊登我的文章《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这篇文章来自2003年2月4日我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的文章《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和学术单位的“档案”命运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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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
新华网 （ 2003-09-03 10:19:09）
稿件来源：博览群书
2003年1月29日《中华读书报》第4版摘要刊登《纵横》2003年1月号钱江的文章《胡乔木的一封“要房信”》，文章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中的旧书坊是光顾的重点。那里有几个摊位上常见‘名人手迹’，有时出现若干很值得收藏的东西。几年前的一次，我甚至在那里见到了胡耀邦介绍曾山到北京医院求医的手写便条，持有者索价2000元，不还价。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稍一犹豫，待再去寻找，已经杳如黄鹤了。”“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3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400元获取。”“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像钱文所言，潘家园摊位上销售的“名人手迹”之举，恐非耸人听闻。笔者就听到类似情况不止一例。如前两年在潘家园的摊位上整麻袋地销售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些名流学者在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前些日又有人要核对某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从事某项学术项目而采访某名流的记录手迹，用以证实这一记录的历史价值。
使笔者十分纳闷的是，这样一些属于有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为何和怎样流入了潘家园摊位的。这些“档案资料”原本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名牌大学、某艺术研究院的，他们如果觉得不必保留，也不该作为“废纸”出售，以至辗转流入潘家园摊位的。何况这些有价值的“档案资料”绝非废纸一堆。
使笔者同样纳闷的是，现在一些“档案资料”往往成了“单位所有”，随心所欲，任意处理。设想如果要在某名牌大学查找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审查，结果能否看到还是个问题，然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来这些“档案资料”拥为己有。一方面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收集了“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在潘家园的摊位上用400元就获取的胡乔木签名的1977年12月2日写给李先念副主席的为老知识分子“要房信”，《胡乔木书信集》中却没有收入。
近日还有一位老学者告诉笔者，他为研究需要到某图书馆查找上世纪二十年代报刊，却层层卡压、处处红灯，未能如愿，而如果老外需要查找，则一路绿灯，这岂不实际上成了限制国人的“双重标准”了。
“档案”的开放和管理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学术“档案”的开放，谈何保障学术研究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谈何发扬学术民主和繁荣学术事业。学术事业的发展要求尽快产生一部有利于学术繁荣的学术档案资料开放和完善管理的立法。（黄安年）
（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3-09/03/content_1060292.htm）
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和学术单位的“档案”命运谈起
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评论/2003年2月4日首发
2003年1月29日《中华读书报》第4版摘要刊登《纵横》2003年1月号钱江的文章《胡乔木的一封“要房信”》，文章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中的旧书坊是光顾的重点。那里有几个摊位上常见‘名人手迹’，有时出现若干很值得收藏的东西。几年前的一次，我甚至在那里见到了胡耀邦介绍曾山到北京医院求医的手写便条，持有者索价2000元，不还价。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稍一犹豫，待再去寻找，已经杳如黄鹤了。”“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3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400元获取。”“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像钱文所言，潘家园摊位上销售的“名人手迹”之举，恐非耸人听闻。笔者就听到类似情况不止一例。如前两年在潘家园在摊位上整麻袋地销售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些名流学者在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前些日又有人要核对某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从事某项学术项目而采访某名流的记录手迹，用以证实这一记录的历史价值。
使笔者十分纳闷的是，这样一些属于有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为何和怎样流入了潘家园摊位的。这些“档案资料”原本是在中学社会科学院、某名牌大学、某艺术研究院的，他们如果觉得不必保留，也不该作为“废纸”出售，以至辗转流入潘家园摊位的。何况这些有价值的“档案资料”绝非废纸一堆。
使笔者同样纳闷的是，现在一些“档案资料”往往成了“单位所有”随心所欲，任意处理。设想如果要在某名牌大学查找1957年运动时的发言记录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审查，结果能否看到还是个问题，然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来这些“档案资料”拥为己有。一方面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收集了“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在潘家园的摊位上用400元就获取了胡乔木签名的1977年12月2日写给李先念副主席的为老知识份子“要房信”，使得这封信让国人知晓，而《胡乔木书信集》中却没有这封信，可见价值一斑。
近日还有一位老学者告诉笔者，他为研究需要到某图书馆查找上世纪20年代报刊，却层层卡压、处处红灯，未能如愿，而如果老外需要查找，则一路绿灯，这岂不实际上成了限制国人的“双重标准”了。
“档案”的开放和管理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没有学术“档案”的开放，谈何保障学术研究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谈何发扬学术民主和繁荣学术事业。学术事业的发展要求尽快产生一部有利于学术繁荣的学术档案资料开放和完善管理的立法。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评论/2003年2月4日转发
附图2幅
1．新华网2003年9月3日刊登笔者文章《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说起》的页面。
2．2003年2月4日首发在学术交流网上的笔者文章《从潘家园的“名人手迹”和学术单位的“档案”命运谈起》页面。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15-6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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