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七年”的北师大校领导作风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9月8日

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的北师大校领导作风值得回忆,他们是“文革”前时期的学校领导群体,“文革”中被无一例外地打倒,他们中不少人是知识份子出身，来自延安时期的干部，领导作风比较能和一般干部及师生打成一片。比较注意调查研究，比较虚心向专家和群众学习,至于在运动中执行上级路线问题也有他们有难言之处和自身的局限性。

我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员，1960年奉调到学校科研部工作，当时科研部和教务处（后改为科学工作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有机会更多地接触校领导成员，我在那里工作一直到“文革”十年成“黑帮爪牙”靠边站,其后一段在学报工作,1978年返回历史系任教，从事美国史、世界现代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学校工作期间，我和许多领导同志,都有直接的工作接触。例如与何锡麟同志（主管学校工作党委第二书记）、王正之同志（主管学校思想工作的专职副书记）、高沂同志（党委书记、原高教部副部长）、程今吾同志（原中宣部教育处长、党委书记兼校长）、马建民同志（主管文科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青春之歌》作者的丈夫）、蒲安修同志(党委副书记,彭德怀同志夫人)、方铭同志（主管文科副教务长、党委常委，胡乔木同志亲妹妹）、张刚同志（主管理科副教务长、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夫人），张斧同志(教务长,党委常务)等,我和方铭、蒲安修、张刚同志还在同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延安时期老干部的好作风、传帮带对我这个年轻人有着很大影响。

联想到今天的学校领导作风，实在有点不敢恭维，因为反差太大，别的不说，现任党委书记（据说还是18大代表）很少和普通师生照面，至于像我这样退休多年边缘化的教师更是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了。什么事情，比较是重要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年学校党委规定每学期要有三份之一工作时间去课堂去听课或参加教研室活动,而且基本上做到了，而今的调研整个变了样,成了变相指示，现在问问书记、校长们，你们上学期究竟听了几堂课，参加了几次最基层的教学活动。

有人说:“走资派还在走”，说当年的老干部是“走资派”冤枉，现在的领导是什么派,则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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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回味的往事

黄安年文 发表：2007年10月25日

老于的《再次同黄安年教授聊往事》的长篇留言再次引起我对四五十年前往事的回味，正如少波兄所言：“文革”前50年代下半期-60年代上半期，我们这批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能留在母校一一北师大搞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都觉得十分幸运、十分光荣！大家都勤勤恳恳、专心致志的工作。

我想对老余的叙述补充一些细节。

撇开我们难以左右的路线不谈，在我印象中，当时的学校几届党委领导干部的深入群众的作风令人钦佩。我接触过主管学校工作党委第二书记何锡麟同志，他是学者型的专家兼党务工作者，参与过列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因工作关系几次到他家里，他能手把手地帮你修改报告和文章。主管学校思想工作的专职副书记王正之同志，来师大前他是广州军分区的大校，我和他有多年的接触，陪同他在京郊组织学生从事为期一个月的五结合劳动，我是当时的联络员。在北师大校园里他几乎每天早晨在操场遛弯和师生亲切交谈，迄今许多师大老校友谈起他还是印象极深，人们常用“正之时代过去了”来说明现在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他调到高教部任高教司负责人齐间，我还随他一起到南开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础课教学质量的蹲点调查。党委书记高沂同志（原高教部副部长）带林碧君、马樟根和我三人共同起草学校党代会报告，他亲自动手和我们一起改了四五遍。党委书记兼校长程今吾同志（原中宣部教育处长）亲自抓“三基”，抓写作课，抓读书，指导文科各系开列必读和参考的阅读书目，因而我和他也有更多的联系。主管文科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老干部马建民同志《青春之歌》作者的丈夫）也经常找我们了解第一线情况。像文科教务长方铭更是和我们朝夕相处，每天必开碰头会，研究学校教学和研究大事（她兼任党委研究部主任，而我们是从系里调来学校教务处的年轻教师又是党委研究部成员），她常亲自下系听课顿点，张刚是理科教务长也是延安老干部（她是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夫人），和蒲安修同志都在一个党支部，他们是否深入教学第一线往往是我们在支部会上监督她们的工作作风的一个衡量尺度。想到这些，你能不怀念吗？文革前的1965年主管文科的老干部谢芳春书记亲自带我们去山西临汾基地进行文科教改试点，他是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直到文革开始时因执行所谓资反路线而被“押回”北京批斗。说到这些，当时的那些领导干部作风确实值得现任书记校长们好好想想的。

余兄说：“三年困难”时期，尽管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但是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鼓舞下，在中央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号召下，大家又艰难地开展科研工作，认真地搞好教学。

确实如此，1960年初我由历史系调到教务处工作，同时调来教务处的还有现任文学院知名教授、教育部文艺理论专业首席专家童庆炳，当时他是中文系年轻的文艺理论教师。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艰苦可想而知，现在的三层四合院南楼的二楼是行政办公楼，我们几人的办公室和方铭办公室一样大小，办公室前放了一些土当作“自留地”将白菜根栽在里面等待长出二茬菜。每人每月25-29斤粮票是不够吃的，学校派优秀行政干部到食堂任管理员，食堂供应又小又黑的窝窝头，叫做“小二黑”，我舍不得一口吃完它，带回办公室，在属于自己的第四单元（我们当时办公一天实际是三个单元，有时晚上有会，九点后到凌晨下一点为自己学习的第四单元，那时肚子饿了，就将“小二黑”切成片一片一片放在暖气片上烤干后，吃起来真是香得很。那时候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怨言，深信困难时期很快后挺过去的，要利用这个难得机遇充实自己。说实在的，我的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在那个时候自己的一天也是按照四个单元来安排的，回想起来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余兄提到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贯彻“三基”、“四性”工作都是我亲身经历和在教务处第一线组织的。那时我们向会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包括翻阅了学校的教学档案，比较了各系历年的教学计划等，所有这些全部是通过手工、复写情况下完成的，至于前面提到的程今吾亲自组织的开列阅读书目和组织全校写作比赛，评选优秀作品，提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举，这些工作迄今还记忆犹新。后来文革中都成了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状了。当时注重文科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几乎年年有新变化，从1960年到1965年没有停止过，下乡劳动，社会调查、参加四清、建立分校实行教改试点。我印象中有一次是随中文系年级师生到顺义县龙湾屯公社焦庄户大队五结合劳动，那里距离北师大有百里之遥，我一清早骑自行车自学校赶到焦庄户了解情况已经是中午时分，下午5点左右骑车赶回学校，在有几十公里是沙土路很难骑，到了牛栏山自行车的右脚墩坏了，找不到地方修，硬着头皮慢慢骑回来，已经深夜11点半了，现在想起来可谓年轻气盛，只要努力拼搏，没有不可攻克的困难。

我们现在的大好形势的确是用无数教师和干部以他们的青春为忠诚教育事业的拼搏换来的。就我个人来说，从1960-1978年初整整18年献身于北师大的教育行政岗位，比我早日归队的同行他们很早功成名就。我是最后离开的，对我来说，现在也不言悔，因为总是有人要干这样的工作的，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时说一不二，这样的想法今天来看依然没有错。我们的年轻时代是和这个事业共命运的，为事业奋斗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我来说，正因为有了文革前17年的一段时间、文革10年、近30年教学实践的比较，我也对时下高校战线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利弊有了更深的体验，毕竟在北师大学习、工作、生活了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余兄说得好：年青的学子，你们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局面，珍惜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正确理念啊！

下面是余少波学长的10月23日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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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人：[游客]猫头鹰

标题：再次同黄安年教授聊往事　　时间：2007-10-23 23:17:57

个人主页：http://i.cn.yahoo.com/yushp3519

留言内容：

看了老黄今日的博客，作为老校友、老同事我还要说两句：“文革”前50年代下半期-60年代上半期，我们这批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能留在母校一一北师大搞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都觉得十分幸运、十分光荣！大家都勤勤恳恳、专心致志的工作。虽然57年反右派与59年反右倾，“左”的路线与政策己抬头，但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始终深得青年知识分子之心。它支撑着大家要攀登科学高峰，要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信念理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但是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鼓舞下，在中央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号召下，大家又艰难地开展科研工作，认真地搞好教学。校系领导强调，科研要成“生命线”，教学要讲“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四性”〔科学性、思想性、系统性、生动性〕。后来毛泽东同志批评文科“理论脱离实际”，提出要进行“教学改革”、“教育革命”，我们这些年轻人也都从正面来领会，愿意作新教育制度的“铺路石。”当然，对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政治挂帅”，是有看法的；对于老批评我们“白专道路”、批评个人名利思想，内心是不接受的。说个例子，老黄提到理的浦安修同志〔彭德怀元帅夫人〕，1958年夏来加强北师大领导，首先是当我们政教系的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我能留下工作，是她“拍板”的。她不但带我去河北、河南等地学习考察“大跃进”，还亲自指导我备课、听我试讲〔59年下半年文科公共政治理课与60年政教系专业课一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么一位党的老干部，对我这一个24--5岁的年青教师，关怀备至，我能不“拼命”吗？当时想的就是要“对得起党的培养”、要“在讲坛上站得住”！说句笑话，当时我未结婚，周末去看爱人，都是带着几本书、几袋卡片与讲稿去的。怎么是“搞个人名利”呢！随着毛泽东同志提出“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等错误决策，正常的教学秩序被迫中断，科研项目纷纷下马！回忆“文革”前二三年的景况，真令人痛心啊！年青的学子，你们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局面，珍惜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正确理念啊！以上的回忆与浅见，请安年兄教正是盼！余少波〔博客笔名：猫头鹰，网页：http://i.cn.yahoo.com/yushp3519〕2007/10/23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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