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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920年中译本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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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920年中译本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8月27日发布
由于以前教学需要,笔者对《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一直较为关注,今年7月7日在上海参观世界博览会期间还专门瞻仰了中共二大会址,展览馆上有几十种不同书店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但是对于最早的中译本,还是没有明确说明。
笔者这里就《共产党宣言》1920年中译本谈点自己的不成熟看法，以为需要通过不断研究和档案资料发掘来加以澄清。笔者还以为厘清事实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仅仅靠个人回忆或者大人物的认定往往不一定与实际情况相符，看到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最最重要的。
第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中译本，是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准确地说是否是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单行全译本。
第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中译本第一版,究竟是1920年4月还是8月?
第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的中译本，究竟现存有多少本?
第四，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的中译本，究竟印了多少册，版权页上是否说明印了1000册，如果没有说明,流传的1000册依据是否可靠?
第五,为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9月又再版中译本，再版除了将封面的《共党产宣言》订正为《共产党宣言》外,还有哪些改动？说又印1000册依据何在？
附网上几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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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我国第一版本《共产党宣言》保存山东始末
2004-06-30 09:07 来源: 大众网
广饶刘集一群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一本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也是目前我省保存至今的唯一一本。
■刘世厚不时将这本书藏在"雀眼"里、粮仓内、地窖下，历经两次日军大扫荡，直到1975年他将书捐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前后历时43年。
1975年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
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找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本首译者陈望道先生，问是否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眼。陈望道先生看着病重中总理期望的眼神，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党员，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这本小册子就是周恩来总理要找的我国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刘集村是中国北方一个极普通的村庄。1925年春，这个村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刘集党支部。作为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它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一度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当地的“小莫斯科”。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共产党宣言》使得这个村庄开始了改变
自身命运以及中国命运的伟大实践，也正是这里一群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一本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也是目前我省保存至今的唯一一本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国内所存数量也是极少。这本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发行量当时仅为1000册，是唯一在农民中流传、使用和保存的珍贵文献。
“大胡子”来到中国小乡村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就在这时，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共产党宣言》传到了中国。经陈望道先生翻译后，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在上海出版了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大胡子”第一次和中国人见面了。这本56页的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由于时局恐怖和编印者匆忙疏忽，印好之后才发现，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误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大王镇，是一个富有传奇的地方，革命战争年代从这里走出了许多热血青年。其中，延伯真和刘雨辉夫妇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据刘雨辉的女儿延桂宁女士回忆：“这本书最早的主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葆臣。我母亲从他那儿得到这本《共产党宣言》，1927年带着这本书和父亲一起回家探亲，就把这本留在刘集。”。
1925年春天，刘集村已建立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首任支部书记是刘良才，委员有刘英才、刘洪才、刘春山等人。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刘雨辉把这本精心珍藏着的小册子拿了出来，把它交给了当时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指着封面上的“
大胡子”告诉大家：“他叫马格斯（陈望道的中译本首次翻译时的译名，即马克思），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和我们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43年的珍藏历尽艰辛
为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木器行当沉重的苛捐杂税，1930年9月6日，刘集支部油印了二三百份传单，组织了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樱枪、拖着铁锨像潮水般地涌向当时最大的集市韩桥庙会，砸毁了税收工具，拆了税收棚，赶跑了税收官吏。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于是加强了对该地区革命活动的镇压。1931年，刘集的革命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埋藏了印刷机，销毁了大量党内文件和书籍。惟独那本《共产党宣言》没舍得烧毁，幸运地保存下来。
后来，刘良才把那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考文。1932年8月，刘考文预感自己会被捕，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世厚，并郑重地告诉刘世厚：“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
不久，刘考文被捕入狱。刘良才被叛徒出卖，牺牲在白浪河边。
刘世厚牢记战友嘱托，用油布一层层将《共产党宣言》包好，并把它藏到自家房屋的雀眼（农村老式房屋上的一个通风口）里。这是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刘世厚深知这本书的分量，知道这本书浸透了同志们的鲜血，下定决心哪怕丢掉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它。
1941年元月18日凌晨，天空飘着大雪，天气格外冷。千余名日伪军闯进刘集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100多人死伤，村庄几乎被化为灰烬。刘世厚与村民突围逃到外村时，回首村子火光一片，他猛然想起藏在老屋山墙上“雀眼”里的那本《共产党宣言》，
就当即潜回村里，在敌人还没有完全撤离的情况下，穿过呛人的烟雾，从“雀眼”里掏出那本珍贵的革命圣书。此后他不时将这本书藏在粮仓里、地窖下，后来即使经过1944年的又一次日军大扫荡，也没被发现。后来直到1975年，这本书再也没离开过刘世厚。
昔日指导战争而今教育后人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刘世厚的孙子、现任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鸿业回忆说，那个时候他还小，只知道老家的一口柜子里藏着一些宝贝，但具体是什么一直不清楚，爷爷锁着柜子不让看。直到中学毕业了，爷爷才把一切告诉刘鸿业。当刘鸿业看到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书脊已经被爷爷用线缝过，封面上的“大胡子”像还很清楚。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恋恋不舍地献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博物馆的同志拿出来一看，是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随后，将这本小册子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就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该版本现在我国流传很少，目前只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极少数地方收藏有这一版本。
我国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广饶被发现后，在当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可惜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济南展览时忽略了妥善保护，被日光长时间曝晒，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已严重褪色。如今，在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供大家观看的是一个用电脑技术制作的陈列品。
http://news.bandao.cn/newsdetail.asp?id=2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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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档案里的故事
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师立华 赵根然 刊发时间：2008-06-03 18:48:36 书摘
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存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
在东营市广饶县收藏着1920年8月出版的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看似平常的一本书，却被称为“国宝”，它的保存与流传，经历了世纪的风风雨雨。
档案揭开版本之谜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或春季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9月本。北京图书馆保存一本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发现情况，大致如此。后来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道。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5月或4月。
刘雨辉
1975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广饶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它提出了新的情况并作出了新的说明。广饶藏本，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字样，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调查和研究得出：第一，广饶藏本纠正了过去在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广饶藏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丛刊》所刊载的上海8月藏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都标明上海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第二，广饶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证”的局面。过去，认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我国出版是1920年8月说，只有上海档案馆一本实物作证，被称为“孤本”、“孤证”。有了广饶藏本（另上海图书馆尚有同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残本，至少是有了4本8月的版本。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进一步弄清了出版情况。从广饶藏本及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本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来看，8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的，而非什么译法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因为，扉页上竖排的标题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断定，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行文词序错误，又加新书售罄，故在9月间进行“再版”时纠正了封面标题错误。从现有已发现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而且8月版本封底分明印着“出版”，9月版本印着“再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字样，也足可说明。假定8月版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则8月本就应为“再版”，9月本为“三版”，1924年6月本成了“四版”，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奇书的由来与传播
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先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手中，后又传到了广饶，不曾想经历了一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刘良才
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故而，“五四”时期山东的爱国反帝斗争特别高涨与广泛。这就促使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山东传播开来，那时《每周评论》向几个学校寄售。是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文献也是《共产党宣言》。会员马馥堂回忆说：“当时的主要学习资料是《共产党宣言》。我把《共产党宣言》、《向导》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克思是圣人。”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学习的。
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而这位“葆臣”是谁呢？经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档案说明他是济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那么，它又是怎样传到广饶县刘集村的呢？原来是通过另一名早期女共产党员刘雨辉。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先后就读于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王兰英等许多共产党员，同年由于佩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常和延伯真、刘子久、李云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1926年春节，她和同乡延伯真、刘子久一同回家省亲时，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党的宣传材料带回了广饶县刘集村。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这个偏僻的农村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广饶刘集党支部是在1925年春建立的。刘子久在帮助组建刘集党支部时，也曾从外地带回过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列著作、党的宣传文件。
这本《共产党宣言》当时由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其后，1926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又给刘集支部带来了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这样，刘集支部六七个党员，就拥有了两本《共产党宣言》。这在当时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来说，委实难能可贵。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他家的三间北屋里，于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入冬农闲季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材料。从现存《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由于这本书当年经常被翻阅，以至于在书的左下角留下了明显的指渍痕迹和破损。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得最早、最广泛的一部宝书。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革命的先知先觉者那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像广饶藏本这样的传播情况，则是不多见的。它在当时山东这样只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在贫苦农民当中传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这对认识“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当年参加刘集夜校学习的部分老同志
奇书的传奇经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群众，在大王韩桥庙会上“砸木行”，抵制敌人的苛捐杂税，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随后，他们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印有红色马克思头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1932年8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刘良才在潍县也遭杀害，广饶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但是，刘世厚和刘集村的许多觉悟农民，都坚信“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缅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此未落入敌手。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对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判刑监禁，或处死，这样的事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精心地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本鬼子和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存下，这本《共产党宣言》安然无恙。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老乡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之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不得不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人心安定了，直到1975年，刘世厚才放心地把这本书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近70岁的刘世厚老人，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在84岁高龄时，老人把这一“奇书”献给了国家。
（摘自《打开尘封的记忆：细说档案里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0.00元）
http://www.gmw.cn/content/2008-06/03/content_775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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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讲坛：《共产党宣言》的23种中译本
http://news.QQ.com 2008年10月15日07:25 新华网
演讲人：高放
高放 福建福州人，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毕业。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共运》杂志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二届会长。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著《普列汉诺夫评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评〈第三次浪潮〉》等。
《光明日报》今年7月3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研究员写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华中族的百年命运》（以下简称《杨文》），文中就《宣言》12个中译本的译者、特点、出版情况等作了全面、扼要概述。这对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很有帮助。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一直教政治理论课，几乎年年都要学习、讲解《宣言》。对这一本划时代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以说心有专注，情有独钟，长期搜集、收藏不同中译本，并进行比较研究。《杨文》促使我去盘点核实我所知道的各种中译本，累计竟有23种之多，足见《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在把《杨文》尚未提到的11种中译本简介如下，并对《杨文》某些不确切和过于简略之处稍加订正和补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有9种中译本
早在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我就曾在3月4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文中提到“中文先后有过十五种中译本”（拙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当年5月我到中央编译局参加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会时，编译局一位老领导曾经问我：“老高，你说《宣言》有十五种中译本，真有这么多种吗？”我说，这是依据我搜集到的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十年来，我又查寻到八种中译本，所以总共有二十三种。本文所补充介绍的这十一种，其出版地点是：两种在东京，一种在北京，一种在莫斯科，三种在香港，四种在台北。
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的。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的是蜀魂译的五本书，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三辑《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275页）。
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其中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还有克鲁绝特金著《面色略夺》等。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见上引《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286-293页）。查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确实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的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之均无所获，并且复印了上述《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版权页和《天义》报所载民鸣译《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寄赠给我。版权页上增加的信息有社会主义丛书的代售处为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宣言》第一章的标题资产者与无产者，民鸣译为绅士与平民。现在我把1907年、1908年这两种中译本的信息公诸于众,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
第三种中译本是《杨文》评介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上世纪20-30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我也是在1944年上高中二年级前,一位进步老师借给我读这个译本，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后来直到1980年我才从《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借到1965年该社翻印的陈望道译本的简体字本复印一册。陈译本第一版只印1千册，现在仅保存有11册。《杨文》列出了这11个收藏处，可惜其中有4处写得不准确。现据红色收藏家范强鸣选编的《红色中华第一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的图文解说和有关资料加以订正。中国革命博物馆已于2003年2月28日改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应为延安革命纪念馆（自1950年7月建馆起从未改名），山东广饶市博物馆自1995年12月改名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应为浙江上虞市档案馆（上虞自1992年10月18日撤县改市）。
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杨文》只说华岗是“我党理论家”，这里略加补充。华岗（1903-1972），生于浙江龙游贫农之家，1920年小学毕业考入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4年转入宁波四中续读高中，把幼名华延年改名华少峰。这一年春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署名少峰，秋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夏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团中央即任命他为团南京地委书记，9月他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从此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受命作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的部分工作。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他受命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并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一次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从这时起他发表文稿才用华岗）。我是在1973-1978年因人大停办，转到北大教书期间，从北大图书馆头一次借读到这个译本的。到1982年秋才又从北大借出此书复印一册。另外，我于1957年年底在东四人民市场旧书店还买到《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署名彭汉文编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内容包括华岗译《宣言》。长期以来我对此书编译者彭汉文是否华岗别名，难以判明。《杨文》也讲到：“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按照这种说法，该书编者潘鸿文和译者华岗似乎是两个人。我认为，这两本书的书名与内容完全一样，此书编者潘鸿文与上述我买到的那本书的编译者彭汉文，发音相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那么潘鸿文与彭汉文是否华岗的别名呢？前两年华岗的女儿华景杭来拜访时我同她探讨了多次。景杭1947年出生，华岗于1955年因胡风案蒙冤入狱（1972年惨死狱中,1980年彻底平反），她不可能知道往事细节。从她送给我的向阳著《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得知：华岗1924年在宁波四中参加革命活动时有一位亲密战友潘念之，本是宁波育德中学教师，比华岗大几岁，当时他担任团宁波地委书记，华岗是宣传部长，“团宁波地委给上级写了许多报告，署名都是潘枫涂（念之）和华少峰的名字或代号。”（《华岗传》第53页）我们都认为华岗以潘鸿文为别名出书很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老战友，至于到1938年又改名为彭汉文，可能由于此书已从上海改为在汉口出版。
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写的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既然博古的校译本是1943年8月才出版，可是《杨文》又说这个译本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这里所说的1938年显然不准确，发行量也不可能达几百万册。当时各解放区干部总数才约有几十万人。我于1948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也是研读这个译本。
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我早知有这个新版本，但是在内地一直查不到。直到1988年10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才复印一册带回。该书署名译者成仿吾、徐冰、乔木（乔冠华的笔名），校后记说：“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如果只看这个说明，就会认为这个新版本不能算是新译本。但是我粗略比较一番，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仅举一例，原译第二章在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时说：共产党“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乔木校译时改为“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所以本书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署名成仿吾、徐冰、乔木译，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第九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杨文》说：“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此说恐不准确。该版本里封明确印有“一九四九。莫斯科”，即是说该书最早也是1949年春天才出版。我是1949年3月6日随华北大学队伍进入北京城，贪婪地多次逛书店，到12月间才买到这个珍本的（也可能早几个月已开始出售）。
新中国成立后有8种中译本
第十种中译本是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中国人民大学于1953年12月5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版本，封面写明“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里封写明成仿吾、徐冰合译，又加上〔校译版〕，印数2349册，定价0.26元。当时学校发给我们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全体教师人手一册。成仿吾副校长在“重校后记”中说：1938年他与徐冰合译的本子有很多缺点，直到1944年他从敌后回到延安才利用空闲加以校正，但是这个校正本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遗失了，这次校正又是他一人作的。这次校正他又作了很多修改。例如，《宣言》开头一句，旧译“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新译改为“一个魔影出现在欧罗巴”；第一章节一句，旧译“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新译改为“一切从来底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底历史。”
第十一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粗读可能以为此书就是采用上述莫斯科1949年初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的译文。细加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全书（不包括四篇序言）修改有67处之多，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例如，在《宣言》开头引言中，百周年版译为“各国共产党人”，《文选》改译为“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这是重要的订正。因为1848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它约有400个党员，有德、英、法、比等多种民族成员。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说的中央编译局于1958、1964、1972、1995、2008年先后重新校译的五个译本。这是出版数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译本。
第十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最后简略提及的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新译本。本来自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建立以来，人民出版社通常出版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什么1978年能够另外出版成仿吾翻译的《宣言》呢？内中秘情现在可以披露。原来是成老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不大满意。他从1954年起先后调任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校长，“文革”中横遭批斗。1972年8月毛主席见到山东省委上报的要保护的老干部的名单，其中就有成仿吾，毛主席特批“此人来北京”。9月他来京，可是到翌年2月仍未安排工作，只好又回济南。1974年7月他写信给毛主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又说自己有德、英、法、俄、日五种语言文字能力，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8月间毛主席批示同意他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校正工作，“在中央党校安排一个位置，给几个助手”，并且要他来京参加国庆大典。12月间他出任中央党校顾问，调李逵六、白晓明等熟谙德文等外文的年轻同志协助他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原著。1975年8月《宣言》校译本初稿铅印出来后，成老曾派人到北大国际政治系找到我（1970年人民大学停办后我于1973年调到北大教书）。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年轻小伙子”，要我参加初稿的讨论。他甚至还约请乔冠华同志参加讨论。这个校译本经过三年努力、三易其稿，到1978年11月才问世，初版印数5万册，1979年3月18日我收到他赠书一册。这个新译本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作了很多、很大修改。成老在讨论中多次对我们讲：《宣言》开头一句原来译为“幽灵”，这是博古1943年根据俄文本改的,改坏了,幽灵是死人的灵魂,马克思用的德文Gespenst不是这个意思。1938年他把此词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1978年又改为“魔怪”。可见《宣言》中的重要词语，他在几十年之中一直都在不断推敲应该如何准确、鲜明、生动地译为中文。当然，1978年他这个新译本也并非别人都能同意，都认为译得最好的。近30年前我曾拟好了要点，准备就这个新译本写一篇书评，提出一些
http://news.qq.com/a/20081016/0003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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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翻译者
红霞云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会见时，提及自己最早接触马列主义，是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3部启蒙读物，其中一本就是由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生前还多次谈到这本首版仅印了1 000册的马列经典著作。1949年5月，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图书室”，邓小平与陈毅纵论各自青少年时发奋读书的经历，也说自己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的缘故。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见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时，曾关切地询问《共产党宣言》最早印行的版本还能否找到？
一
陈望道于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小村庄里。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和中国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相信的是“实业救国”。16岁时他就翻山越岭，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觉得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不可。于是他来到了上海，先补习了一年英语，为赴欧美作准备。可惜，限于经济等种种条件而没有如愿西行，只能求其次而转向日本。到了日本，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痴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也就是走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陈望道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最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他迎着国内五四运动滚滚热流毅然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聘为语文老师。投身新文化运动。由于积极提倡新文化，改革国文教学而受到浙江封建势力的迫害，从而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流血事件。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也不乏为新时代催生而充当普罗米修斯的人物。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当时确实极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最为迫切的就是要翻译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戴季陶在日本时就想自己动手从日文版转译，但翻译极难，没有高妙的中国汉语能力和对德文、英文原版式本的涉及，谈何容易。他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立时是陈独秀的密友，陈独秀给他草拟《中国共产党党纲》的重任，他当时已成为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为此，他再次萌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意念。他的想法是将译作首先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赞成。但由谁来翻译呢?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稿委托，非常激动，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心愿激活了。他深知此书的分量，是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第一个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介绍到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为1899年2月，刊发于上海《万国公报》。之后，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段；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第16期在“名著”专栏内，发表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宣言》中的一段。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翻译，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陈望道摩拳擦掌，埋头翻译。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稿，而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重任。他不仅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参阅，而且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英文版作为参照。1920年的阳春三月，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天气还相当冷，他选择自己的故乡作为完成使命的地点。分水塘村不满百户，和义乌县城相隔数重山。在被群山包围的分水塘村里有一间多年未修的柴屋，陈望道把这间设在居室外面的网尘密布的柴房，整理成一个写作环境。
自此，小柴屋夜夜漏出丝丝缕缕的灯光，一直到黎明 ，伴着灯光的是29岁的陈望道。之所以潜伏在小柴屋翻译，一是因为这和反动当局水火不相容，二是怕被亲朋好友撞见，只有这间破旧不堪的小屋，才能使他获得安全和彻底的全神贯注的宁静。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贴，翻译的难度颇高。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尾句。仅从这首尾两句中，已可感受到陈望道翻译这部著作很好地传达了那种撼人魂魄的力量。
反复推敲，一气呵成，多少个不眠的日夜过去了，整整两个月，终于译成。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兴冲冲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1920年2月起，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他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为人随和。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那里。陈独秀懂日文、英文，李汉俊便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陈独秀审阅，戴季陶也在，陈独秀非常满意，戴季陶立即将稿子拿去，准备按计划在《星期评论》连载。岂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正欲走马上任，就告吹了。
《星期评论》停刊了。陈独秀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奔走，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陈独秀将稿子交秘密成立的又新印刷所承印。事也凑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搜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南来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因此也随之迁沪编印。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为了工作方便，陈望道索性搬到陈独秀那儿，与陈独秀同住。
二
陈望道本人在翻译此书过程中，与陈独秀等人加强了交往，思想也迅速地升华了。
就在这时，一个俄国人秘密前来老渔阳里，为避免引起密探注意，平时总是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陈独秀家前一个弄堂的戴季陶住所，来跟陈独秀见面。此人名叫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与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等人于1920年4月初抵达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李大钊介绍他们来沪，与陈独秀会面。他们在4月下旬抵达上海后，便在戴季陶住所经常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陈望道与陈独秀一起出席座谈会。
5月，即成立了上海的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陈望道，并由陈望道担任书记。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也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印了1 000册。
巧的是，这年毛泽东到上海找陈独秀，在又新印刷所与正在排版校印《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不期而遇。陈望道热情地将样本送给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书眼睛一亮，只见这本书长18.1厘米，宽12.4厘米，白报纸，32开，共58页，定价“大洋一角”。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马克思侧身抱臂坐在沙发上，目视左前方，像的下方标有“马格斯”字样。在封面的上部，横排有4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书基本以意译为主，部分译法与现在通行版本有较大出入。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 000册。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便在住地故宫附近的福佑寺里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说：“从此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陈望道为人正直，且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耿直习气，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1921年筹备中共一大时，因审批组织经费出现纠纷，陈独秀认为是李汉俊和陈望道合谋想夺他的权，便广发信函予以指责。陈望道怒不可遏，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向他道歉，遭拒绝后遂一气之下提出要脱离组织，并因此没有去出席党的一大。经过劝说，他暂时留在党内，并出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陈望道对语言学有独到的研究和造诣，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于1920年秋，应聘到复旦大学任教，9月，在复旦国文部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2年受党的委托，出任国共两党合办的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教务长。1923年他发表了《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等著作。他后来还是与火爆脾气家长作风的陈独秀闹翻了，年轻气盛之下，他再次要求退出中共组织。1923年8月，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向上海委员会建议：对陈望道等人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念头。他还指派沈雁冰前往进行劝说，陈望道耿直劲上来了，回答说：“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呢?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候，他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
他在1929年至1930年间还应共产党员冯雪峰和夏衍之邀出任代表左翼文化事业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长。
大革命失败后，要在上海举行三四十人以上的集会非常困难，中华艺大却成为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的场所之一，而且一度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也在这里召开。在陈望道主持下，鲁迅先后3次应邀前往中华艺大讲演。但该校不久便因色彩太红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早在五四时期，陈望道便成为国内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30年代初他蛰居上海，潜心写下《修辞学发凡》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兼顾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修辞学书籍。1934年，针对国民党搞“新生活运动”并提倡“尊孔读经”、“文言复兴”，陈望道与胡愈之、夏丐尊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倡导语言应“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大众运动规模不大，却宏扬了五四精神，在文化上反击了复旧倒退的逆流。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陈望道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他本人也被推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秘书长。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担任新闻系主任。在重庆期间，他仍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曾想过去延安，但因难以通过关卡未能成行。中共中央的老同志们也经常惦念他，曾秘密转告他说，欢迎回到组织中来。陈望道考虑当时的斗争需要，诚恳地表示说：现在还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的。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回到上海，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并引起国民党反动派仇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万言“公开信”，其中称：“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面对威胁，陈望道处之泰然。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疯狂屠杀进步人士，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他暂时隐蔽，才躲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大搜捕。
三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他病逝的1977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他还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来到上海，点名要见陈望道。元旦，他们见面了，回溯往事，感慨良多，使陈望道要求回到党组织的心情更为迫切。不久即向上海市委提了出来。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由上海市委报请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重新回到党内。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望。他还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四届常委。
1955年陈望道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为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1956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1961年他接替去世的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在主持这一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的思想在辞书编撰工作中的干扰，实行了分科主编责任制，使《辞海》(未定稿)在1965年出版，他还为《辞海》题写了书名。
“文革”中，陈望道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隔离审查。1973年陈望道抱病出席了党的十大，1975年又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望道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这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一个语文革新体系。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吹尽狂沙始现金，陈望道一生虽然有过曲折，然而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贞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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