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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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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中国文化报/2010年01月24日 （www.ccdy.cn）；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月27日
（按:吕启祥所写《史家风范 作家文采——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全文将刊发在近期的《红楼梦学刊》上,这里发表的是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4日的文章，题为《我心目中的唐德刚先生 》）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口述历史的奠基人和践行家唐德刚先生于2009年10月26日谢世，享年89岁。我是从互联网上得知这一消息的，隔洋追思，不胜悼惜。虽然与先生的接触极其有限，对其著述亦仅知一二，但唐德刚先生依旧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那时我住北师大校园，外子任教于历史系，曾通过世界古代史教授李雅书先生，请到了唐德刚先生来系里讲学。记得是在1981年6月初，唐先生连续讲了几次，并和师生座谈，受到热烈欢迎。唐李二位早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唐先生大赞老同学当年“风度翩翩”，尔今风采宛在，一时传为美谈。于是，和蔼风趣、博学擅谈就成了这位长者给我的最初印象。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纪念胡适百岁诞辰（1891—1991），笔者应约写一篇《胡适与红学》的文章，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十分有限，除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的一本胡适述“红”资料外，在寥寥可数的胡适传记之中，于我最具新鲜感和吸引力的便是唐德刚先生的两本著作，即他撰写的《胡适杂忆》和由他记录回译（原文为英文）并作了大量注释的《胡适口述自传》。二书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l年、1982年出版，彼时两岸交流还很稀少，加之笔者闭塞寡闻，多年之后方才得读。这两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一种特殊的机缘或说是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纽约，聚集了“成筐成篓的流亡显要”，包括昔日政坛高官和学界名流，其中就有蛰居旧公寓、生活相对清贫和清闲的胡适之先生。那里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都没有把胡适看成大名人，“只是一位流亡异域、风烛残年的老前辈”。他们无求于这位“国大代表”，倒是胡家二老少不了年轻人的帮忙，当然也更乐于同他们谈学论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德刚成了胡适之先生的“小朋友”。唐又是安徽同乡、哥大出身，更增添了几分亲切。老少之间，一个乐于教导，一个善于请益，时相往来，不拘形迹，日常见面，无话不谈，日积月累，所知益深。多年之后，就有了老少两代共同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在书前写道：“后世青年”要想了解胡适，那些煌煌巨著会“愈看愈糊涂”“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暸，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这是有“实用价值”的一种文化需要，对于青年读者而言，它是一本“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对于文史专家也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至于《胡适杂忆》，原本是《口述自传》的序，落笔之际，旧思潮涌，乃至写到十几万言，所忆所思，早已超出计划的提纲，均在记录之外，却在记忆之中，弥足珍贵，因而单独成书。而口述自传的注释，其字数几与正文相当。总之，这数十万字的著述是唐德刚奋力发掘的“胡适学”的宝贵资料，是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贡献。
今日此二书已成为胡适研究的必读之书，亦受到广大读者的爱重，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上述《胡适与红学》的命题作文总算如期交卷，发在1991年《红楼梦学刊》上，其节缩篇则分别刊于1990年台北的《国文天地》和北京的《文史知识》。今天看去，自觉十分肤浅，而倘若没有唐著，则恐怕连这样的东西都写不出来。
其实，从这两本书固然进一步认识了胡适，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作为史家和文人的唐德刚。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那一份机缘固然是“小朋友”之幸，同时也是老胡适的幸运。假设胡适面对的是知识浅薄的时髦青年或面目可憎的旧日官僚，那么他将话不投机以致无话可说。而唐德刚在国内已受过完备的大中小学教育，十几岁即圈点过整部《资治通鉴》，国学功底扎实，还有一段工作经历；赴美后取得哥伦比亚学位，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加之平素兴趣广泛、博览多闻、善于体察、敏于思索，正是旅美青年学人中的佼佼者。也就是说，唐德刚本身的中西学养使他能够与胡适对话、交流，尤为可贵的是能平视胡适，既具了解之同情，又有超越的评点。在唐德刚看来，“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圣人”，却是一个“最近人情”“十分真诚”的人，他不是官僚，是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运动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唐德刚先生遵循做传记的“职业训练”和“职业道德”，力戒“偏信无徵”和“曲笔厚颜”，体现出一种史家风范。
也是在90年代之初，我女儿去美国留学，临行受冯其庸先生嘱托，带一封信给唐德刚先生。她乍到海外，尽管人地生疏，但还是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了唐先生在新泽西州的寓所，登门拜访，面呈书信。看来这信使的任务是完成了的，因为此后唐先生应邀来大陆参加过不止一次的红学学术会议。新世纪以来，我多次探亲去美，曾屡向老友袁清教授探询唐先生近况。袁清乃北京图书馆老馆长袁同礼先生哲嗣，1949年随父去美，与胡适同船，他于60年代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亦治史学，因与唐先生相熟。从袁清那里得知唐先生耳朵失聪，交流不便，又曾有过一次小中风，以后又听说唐先生退休后已移居加州，那里气候较美国东部温暖。这样，就再也没有机缘见到唐先生了。
回想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唐先生参加的红学会议上，我同所有与会者一样，聆听过他的发言，读过他的文章，有时也在会下遇到他和大家一起毫无拘束随兴而谈的场合，大笑之余，回味起来总会感受到一种智者之思、达人之风。而在所有这些发言和文章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他说过，“之所以回来参加红学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学术，更因为这部作品牵动着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恋，是一份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之情。”在他的书中，也屡屡表述自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根未断”，不能放弃，一生坚守。
是的，“情根未断”，如同《红楼梦》中的石头源自青埂（情根）、归彼大荒一样，是一代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宿命和文化选择。因此，唐德刚先生是学者，更是爱国者，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丰富的著述，更有一份绵远深沉的对于故国乡土和悠久文化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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