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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温:也谈学术批评、学风建设与学术繁荣——就教于罗厚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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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温:也谈学术批评、学风建设与学术繁荣——就教于罗厚立先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30日发布
本文写于2001年11月25日,当日在学术批评网/学术规范栏目首发，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50-54页。现在我的博客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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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学术批评、学风建设与学术繁荣——就教于罗厚立先生
黄安年
学术繁荣需要学术批评，学术批评推动学术繁荣。或者说，真正的学术繁荣离不开健康的学术批评，健康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繁荣，这已为古今中外学术史所一再证明。可是，这样一个常识，在今天还需要有大声疾呼。这不仅是因为时下从总体上说有关部门对于开展学术批评还重视不够、推动不力，而且还因为存在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以及学界中人对于学术批评的担忧、误解和非难。
最近在学术批评网上拜读了四川大学教授罗厚立（罗志田）先生的《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以及杨玉圣先生的回应文章《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与罗厚立先生商榷》，深有感触。
对于罗厚立先生阐述的学术批评“破坏”说，难以理解，兹提出商榷意见，就教于罗先生。
一． 学术批评意味着“打倒”和“破坏”吗？
在我国，人们对于学术批评有一些误会，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文革的恶劣影响。这场史无前例的“革文化的命”，不仅搞乱了学术是非，而且也大大破坏了学术批评的名声。提起文革大批判,人们还心有余悸，带有远离“批判”、“惹不起，躲得起”心态的，还为数不少。
目前正方兴未艾的学术批评，和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有着本质的区别。健康的学术批评，不应等同于简单的“打倒”和“破坏”。由于时代背景和学术实践的不同，把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打倒”和“破坏”的措词，用来界定今天学术界的“打假”和“批评”，显然是不妥当的。为什么非要把今天人们易于理解、看得见、讲得清的简单问题复杂化呢？学术问题只能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健康学术批评的讨论来解决，而不能通过搞学术批判运动和行政及司法干预来解决。否则的话，倒真有可能搞乱了学术。
以中国之大，什么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类似文革时期的“打倒”学术和“破坏”学术之风，如果确实存在，当然是一种危害学术繁荣和不利于学术批评的歪风邪气。但是，目前学术界中究竟有哪些属于“打倒”和“破坏”的真实例证？又有多大的概率？这需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不能搞空穴来风。
近年来学术批评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讨论学术领域中的不规范现象，呼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规范体制，而这种学术批评和讨论本身就是学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怎么能归于“打倒”和“破坏”呢？一场有关学术规范的大讨论及其作用，又如何能被指责为“打倒”和“破坏”？
随着学术批评的开展，围绕学术评奖泛滥成灾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职称评定的严重不公，过度学术量化的弊端，所谓“核心期刊”的是与非，学术文章的署名问题，博导考博的问题，申报博导学位点的交易内幕等热点问题，人们更多地看到了那些非学术因素对于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日益严重的干扰。学术界的“反腐倡廉”，该是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至于学术打假，以语言学界为例，随着徐德江学术作假案的真相大白，人们终于清楚历经数年的伍铁平老教授艰难的“学术打假”，维护了语言学界的纯洁性。类似的例子，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哲学、辞书学等领域，也有不少。
即使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学术批评，也是一件好事。像两年多来，围绕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机制的一场大争论，也已经有了初步结果。事实表明，这场大讨论确实推动打破了长期以来一个出版社独家垄断教材编写的局面，同时也推动了新一轮教材编写和机制改革，有利于教材质量的快速提高，受到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这表明，这绝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一些“专家会诊”所称的“搞乱教学”，而是推动教材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其意义是积极的、巨大的。
对于学术批评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就有某著名中国近代史教授领衔主持近年来该领域所谓学术错误思潮批判的课题。这项课题研究，总不能说是归类于罗先生所说的学术“打倒”或“破坏”吧！
我们不需要“打倒”和“破坏”。在学术批评中，当然不排除有个别人打着“学术批评”的旗号，以假乱真，浑水摸鱼，企图搞乱学术，但这并非主流，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主张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学者的坚决反对。同样，有一些人打着“学术建设”、“学术发展”、“学术繁荣”的旗号，大搞伪劣学术、制假学术，也并非少数，其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学术建设，而是搞乱学术，图谋私利。
我们不应以主张“学术建设”还是“学术批评”划线，而应当对事不对人。即使是那些有“制假”劣行的学者，只要认真汲取教训，切实改正，那么，也应当一视同仁，欢迎在学术上做贡献。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学术为公，为繁荣学术事业开展健康学术批评，携手前进。
二．“建设为主、破坏为辅”说难以成立
学术繁荣，既靠学者们在各自学术领域中的辛勤耕耘，著书立说，亦赖学者们就各类学术问题积极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学术发展和学术批评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把学术的建设和发展繁荣与学术批评分开，这既不符合学术事业的内在逻辑，也有悖于学术发展的历史实际。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仅仅由于学术建设而没有批评吗？是因为“建设为主、破坏为辅”吗？再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学术建设、还是学术批判？发展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弘扬一切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但离不开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防止和抵制腐朽文化和思想。再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实际上，截然区分学术发展和学术批评，是不可能的。把学术发展和学术批评分离和对立起来的观点，难以成立。
那些在学术“走上一条自毁之路”的，往往和缺乏严于反思、缺乏忧患意识、很少自我批判和欢迎严格批评有关。例如，博士学位论文制假者能够得逞，不仅涉及学风建设，而且涉及博士学位论文机制中的弊端，至少是和缺少严格的学术批评及学术规范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导师的不经心有关。由于问题涉及导师和学校声誉甚至博士点资格，如果有单位保护主义及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就容易形成利益保护圈，从而变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局面，这种现象究竟算有利于建设呢？还是有利于破坏？
我注意到，罗先生主张“打假者继续打假，而建设者仍努力建设”。问题在于，就学术队伍而论，怎么界定学术上的“建设者”和“打假者”？比如，罗先生多次提到的胡适先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语言学界倡导学术打假的伍铁平教授，其模糊语言学等成果海内外公认，他是“建设者”还是“打假者”？前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某著名中国近代史教授，相信罗先生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位“建设者”和身兼数职的“裁判员”，但他所主持的课题项目是“建设”还是“破坏”呢？学术批评网的创办人杨玉圣先生，出版过《学术批评丛稿》，显然该被罗先生列入“打假者”之列，但他还有学术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美国历史散论》、并主持主编大型学术文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辑整理罗荣渠先生遗著《美洲史论》等，难道他不是学术“建设”者吗？
实际上，“建设为主、破坏为辅”说，也难以成立。罗先生的文章的结束语中也说：“应当看到，真正打击‘伪劣’学术(而不是借机炒作)者的手段虽为破坏，其目的仍在于建设。”既然如此，又何来“为主”、“为辅”之说？既然都在“为主”之列，那么何谓“为辅”？按照罗先生文章的推论，是否指不仅手段“为破坏”而且目的也“为破坏”的“借机炒作者”呢？如果是那样的话，不就成了提倡“借机炒作者”的“破坏为辅”了吗？难道这是罗先生的初衷吗？
即使按照罗先生主张的理想标准，即“破坏与建设并举”、“鱼与熊掌兼得”或“以建设为主、破坏为辅”，恐怕也只能说是纸上谈兵。能够做到“鱼与熊掌兼得”者，究竟能有多少呢？现在的学术界的“并举”何在？“为辅”又何在？别的不说，有多少涉及学术批评的作者得以顺利出版的？有多少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刊物刊登比较尖锐的学术批评文章的？有多少现在看来并非媒体“炒作”之举而被指责为“媒体炒作”的？又有多少典型的单位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之举迄今仍未曝光的？还有多少学者认为“学术批评不是学术”的，根本不计入学术成果的？又有多少高等学校让“学术评论”上讲堂的？说句最低要求的话，迄今又有多少高校能像北大那样开个大会、公开表态鼓励出学术精品、反对不正学风的呢？
时下中国学术界的制假、贩假、褒假、护假不正之风，已呈泛滥之势，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表扬和自我表扬为主的时代”。当然，这是针对上述不正之风而言，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不顾场合随意上纲上线，说什么是对时代主流的不敬。如果我们确认存在这股“假、大、空”的歪风，那么，现在倡导“建设为主、破坏为辅”之说的针对性何来，“假、大、空”的之风何时降低风力呢？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学术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发展的经验教训
罗先生用很大篇幅论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教训，得出不是“以建设为主”而是“以破坏责任自居”之说，这很难理解。
罗先生文中有五处提到胡适的见解：
1．“胡适早在1920年便曾慨叹中国报刊缺少真正的书评，虽时有‘新书介绍’栏目，却‘只是寻常的介绍，很少严格的批评’。这一现象到今天仍相当显著”。
2．“正如胡适所强调的，‘著作家若没有批评家的监督，一定要堕落的’。今日学界的某些‘堕落’现象，部分即因缺乏严正的学术批评，故在学术领域树立‘严格的批评’风气，仍是今日学界的急务。”
3．“自‘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大力提倡‘破坏’以来，中国思想界渐形成一种为救国而破坏的大潮。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是因为中国正象已类大厦将倾，故‘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建议胡适‘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然胡适回国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他在1921年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以前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甚强的闻一多到抗战末期发现，在文化领域仍有重提‘打倒孔家店’口号的需要。”
4．“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的发起人胡适承认，是这一革命的后起响应者钱玄同‘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最能体现当年‘自立自破’的风气。此风今日犹存，有时还愈演愈烈。”
5．“ 学术应提倡以建设为主，实为对近代中国整体大环境和学术界的具体发展有深刻领悟的见道之解，非常值得后人细心体味。这里所说的‘建设’，不仅是正面的论述，也包括胡适所谓‘严格的批评’。”
从罗先生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罗先生认为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问题在于没有“以建设为主”而是“以破坏责任自居”。可是，撇开历史事实是否如此不论。单从罗文所说，即尚难有说服力。 罗先生强调：“这里所说的‘建设’，不仅是正面的论述，也包括胡适所谓‘严格的批评’。”好了，这不等于说“建设”包括了“破坏”吗？那么，何来“为主”之说呢？罗先生又用肯定的语气说：“正如胡适所强调的，‘著作家若没有批评家的监督，一定要堕落的’。”并称：“今日学界的某些‘堕落’现象，部分即因缺乏严正的学术批评，故在学术领域树立‘严格的批评’风气，仍是今日学界的急务。”既然如此，批评“以破坏责任自居”之说的理由，又在哪里呢？
北大严家炎教授2000年初撰写《批评规范小议》，根据“五四”以来的一系列沉痛教训，也因在现实中深有感触，提出学术批评应遵循规范：“批评应该有一些起码的规范。比方说，既然要批评，首先总得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读过自己想要批评的书。” “其次，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或抛出几顶可怕的帽子。” “第三，批评必须尊重原意,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这应该成为批评者的公德。” “第四,批评宜以对方实实在在的文字做根据,不搞诛心之论。” “第五，批评就是批评,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或造谣中伤。”这样的经验总结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20世纪上半叶的背景、任务和目标均有极大不同，但需要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这有助于推动当今社会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四．倡导青年学子“建立”论的片面性
罗先生主张，“至于学术风格尚未确立的青年学子，还是多提倡建立的一面更好，庶几养成一种建设的学风，虽不能人人皆成王国维，多少总建立点什么，为整体的学术建筑增添些许砖木，将来亦不致后悔无所建树也。”
罗先生几次用胡适为例，可我们知道，胡适1917年当上了北大教授，那时他还不满26岁，即和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至于王国维，一生著作等身，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首次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开风气之先，肇新潮之端，时年仅27岁。我们不必硬要把他们划入“建设”者还是“破坏”者一类，但是没有这些当时非常年轻的学者的创新和批判精神，要学术发展和学术繁荣是困难的。至于他们当时是否考虑过“将来亦不致后悔无所建树也”之类的成名之路，恐怕是传记家的事了。
罗先生所说的“青年学子”，该界定在哪个年龄段呢？有人说35岁以下为青年，可不少青年学者学术会议上却有不少正式代表看来已年过半百了。如果说35岁为青年时期，那么即使被认为是“青年学子”的杨玉圣，也已人到中年了。就是说，他已经被允许进入“破坏与建设并举”阶段的正册了。
按照“青年学子”时期需专于“建设”之见，我们的“青年学子”将背负“将来亦不致后悔无所建树也”的重荷，似乎一旦涉及学术批评于他们的学术前景就会大大的不利。青年人本应在学术创新上大展宏图，我以为如果“青年学子”不在学术批评中经受磨练，我们的学术事业是令人担忧的。现在的大多数博士生和硕士生都该属于“青年学子”之列。可是，在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学风问题，应该说是和学风教育不够、缺乏学术规范训练有关，也是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西方那样的严格的讨论班式的学术熏陶和学术训练有关。罗先生是在美国留过学的，他应该知道，这种讨论班正是以读书、批评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
五．遏制学术腐败人人有责
罗先生也承认：“今日学风的败坏渐呈史无前例的态势，的确不容忽视”。问题在于如何估量“学风的败坏”以及如何解决“学风的败坏”？
依笔者之见，解决学术界的学风败坏问题并不比解决经济领域中的伪劣产品容易。这不仅由于学术领域的法制规范远比经济领域要差，而且由于学术成果不是简单的商品。学术问题难以科学量化，还由于学术问题和意识形态相连，并不完全受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支配，带有强烈的非学术因素的干预色彩。繁荣学术，不能仅仅靠倡导，还要同时加大遏制学术腐败的力度。
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找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官僚主义”（“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反对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刹住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追逐名利的歪风”）；“坚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我以为，学术界和教育界也应该结合自身实际，举一反三，真正解决好学风建设问题。遏制学风败坏，固然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而且尤其需要自下而上，人人关注，而学术批评正是其中关键性的环节之一。我坚信，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术为公的精神，善待学术批评，勤于学术建设，求同存异，协同努力，我们的学术事业必将展现万紫千红的新景象。
写于2001年11月25日
[本文2001年11月25日在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学术规范栏目首发 ，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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