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8.5.】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2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2日发布（第23009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期，第46-58页。在美国写于2008年春；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162-172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7张拍自《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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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
一
时下,《红楼梦》已经被炒得热火朝天，宣讲、选秀、改编、著书、网站,层出不穷。这股热浪,不仅席卷中国大陆,而且及于港、台和海外华文文化圈。遥想作品问世之初,也曾有过“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的盛况,比之今天这番光景，真有小巫见大巫之叹了。
当年之热,还仅仅把《红楼梦》作为言情小说来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话谈资而已。经过二百多年的流传研读，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日渐显露，她的丰厚包蕴和深邃内涵日益为世人领会，公认其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和经典之作。既为文化经典,自有其穿越时空的品质,即便成为热门,也不是时尚，不是时髦一阵流行一时的东西。人们更应该关注其恒久的、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对经典抱有一份敬畏之心。
所谓敬畏，并不意味着经典只能高高在上，不可触摸，而是说我们应当用一种严肃的真诚的态度对待经典。环顾当今图书市场,红学书籍有泛滥之势，单是《红楼梦》的校本就品种繁多，涉“红”的出版物更令人眼花缭乱。窃以为，就版本而论,凡是那些下了功夫，审慎从事，留有余地者，是较为可靠的;而自诩最优,漠视前人、抹倒别家者，倒令人生疑。就考据而言,笔者曾经说过，红学考证学固然门庭宽阔，作者、家世、时代、版本、文本等都离不开考证，而其准入的基础是坚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不是任谁都可以轻言考据、妄下断语的。[2]至于红学的文艺学范畴，包括阅读、欣赏、分析、评论、乃至改编，同样需要严肃真诚的态度。有的改编者面对经典感到惶恐、难以措手，这不足为奇，说明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但真正的敬畏之心不应导致疏离和隔膜，而是力求以真挚坦诚之心去同作品和作家对话，这是心灵的对话。倘若不能达成此种穿越时空的沟通，那么经典就没有生命力，也就不成其为经典了。当然经典也往往被误读,某些学养深湛目的正大者的误读,另有一种意味。如红学史上的早期索隐派自有其价值。至于当代的种种新索隐则为其末流,往往对读者造成误导。本文无力也无意及此,仅以一个普通读者的文学眼光略陈一孔之见。
二
较之距今数千年的古代神话、《诗经》、《楚辞》、《论语》、《史记》之类杰作,《红楼梦》无疑要“现代”多了。但即便是上述那样一些年代久远的文化经典,照样能同今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其实,在这方面曹雪芹本人已经给我们作出卓越的榜样了。试想，女娲补天、三生偿愿、高唐神话等在他的时代无一不是相距遥远的原典,曹学芹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激活并赋予了这些前代经典以新的活力,使得《红楼梦》中的补天神话、还泪故事和太虚幻境有了全新的意义，成为新的经典。足见经典母题的巨大阐释空间和后代作家创新的可能性。
这里不妨举一个切近的现代例子，今年春国家大剧院推出了一部新作《霸王歌行》，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作跨时空的自叙，自我定位为一个诗人，突显他生命情怀中超越现实功利的一面,深化“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命题，对焚秦宫、鸿门宴等老故事作了诗性的演绎，意在彰显项羽人格中具有不受诱惑不屑阴谋的高贵之处。这样的开拓和创意颇能给人启示。看来，剧作家抓住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能够感动后世两千年的某种“基因”。面对《红楼梦》，如果说贾宝玉是一个诗人，读者会更易理解和接受。这并非指他在大观园吟风弄月、吟诗作赋，而是指他以诗人的超越态度对待人生。贾宝玉不关心现实功利,不愿读书仕进为官作宰,较之《史记》的纪事简约人物单纯，《红楼梦》的描写远为丰富细腻和深入,如果说项羽的内心感受自我评价需要今人揣摸构想，那么小说 《红楼梦》所展示的就十分鲜明具体。宝玉对元春晋封视有若无,一心牵挂病危的秦钟,对凤姐的寿日并不在意，一心祭奠屈死的金钏，凡此种种,都有明白无误的细节描写作为依据。甚至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类于稽康的为打铁而打铁，只有过程，不问结果。然而今之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不理解、不喜欢以至鄙弃、嘲笑贾宝玉者多,从人格层面上赞赏其高贵者少。须知宝玉的高贵非指出身高贵、地位高贵。林黛玉问得好:“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3]的确，他从不高看自己，自称“浊”玉，自惭形秽。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历来女子自强者内心深处常有恨不生为男儿的夙愿，翻转来,有哪个男性愿意托生为女儿呢?如果有,那就是贾宝玉这绝无仅有的特例了。[4]他的这一愿望是真诚的，默祭金钏时小厮茗烟代为祝告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这是说到宝玉心坎儿里去了。因为他追求做人的清爽、纯粹，不沾禄蠹之气,不做势利之徒,葆有人性中的纯真，即所谓童心、赤子之心。其实,贾宝玉的许多言论常常是任情恣性、随兴而发的,往往带着孩子气,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情感说话,并非一个成年人深思熟虑经过理性思考的结论。我们大可不必拔高这些“名言”，值得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不成熟”、不崇尚实用所带来的超越态度和人文情怀。
从贾宝玉的生存状态看,他保持自我、出离庸常的最大特色是宁为闺阁良友不惜见弃世道，哪怕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也痴心不改。可见同贾宝玉的心灵沟通是需要一点精神、需要一点超越意识的。
红楼女儿既为宝玉尊敬、亲近,缘于她们都有一种贵族气息或曰都程度不同地秉赋有一种高贵气质。这同样不在于他们生长贵族之家,那些丫环本来就地位低下，而同样气质高贵。《芙蓉女儿诔》中有句曰“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固然是对芙蓉女儿的礼赞，也可看作对所有女儿的礼赞。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最为高贵的黛玉晴雯，她们的人格品性和现实环境的抵捂、冲突最为显著,其悲剧性质也最为深刻。而书中的各个女儿都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与其处境都有不相协调不甘就范的超越之想,这就是不同凡响的高贵气质的由来。设想元春如果以入宫为荣,以富贵为乐,也就没有归省时的悲凉之音;探春如果识见短浅气度平庸，也就没有对家族的悲愤之言;惜春倘与宁府同流合污则不孤介；迎春若完全安命则无怨尤。而宝钗若为一“拨乱其间”的小人、俗人,则不复为“山中高士晶莹雪”矣。丫环中鸳鸯如与其嫂子一般见识则终久成为姨娘，平儿与主人沆瀣一气则助纣为虐。即便是很不起眼的丫环彩云,小窃不足取,而居然出首担当，令人刮目相看。总之，她们各自选择成为自己而超越了庸常,放射出人格精神中的闪光之点。
可见,作家对于人性中纯洁美好的东西是十分敏感十分珍视的。正因此，作家对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迷失、在规范面前的扭曲同样给以极大的关注和深切的呈现。小说所提供的王熙凤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典型早已为人熟知,她对于金钱和权力遏止不住的贪欲使人性步步迷失以至于被下人视为“魔王”、“夜叉”,其机心辣手的一面的确令人不寒而慄。凤姐机关算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咎由自取，这个人物可以成为一切才智不凡又贪欲难遏者的一面“人生宝鉴”。仔细看去,在凤姐心底深处对自身的恶行劣迹并非毫无自省,她的托刘姥姥给女儿取名以期佑护,私下对平儿说“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正反映她心理上有所戒惧，人性和良知并未完全泯灭。她的结局“哭向金陵”焉知作家是否会写人物在穷途末路中心灵的自我拷问,这比“天谴”式的道德批判更有意义，可以看到人性的某种复苏。今之贪官犯罪入狱后的自剖,往往能呈示人性的变异、迷失、苏醒的轨迹，虽不能在法理层面上抵偿罪愆，但足以启示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迷失的人性可以回归。这正是罪犯可以改过自新、皇帝也可以改造成为公民的依据。
人性由于权力的侵蚀和规范的挤压而被异化、变形、扭曲,在《红楼梦》中有深隐曲折、型态各异的表现。元春既为人子又为人君,贾政既为人父又为人臣，我们大可不必讪笑他们见面对话的拘谨和迂腐，倒应当为此中透露出来的亲子之爱父女之情而感动。探春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自尊,不必苛责她对生母的寡情,更不宜视为攀高势利，根源在于严嫡庶、别主奴的宗法制度。从人性备受压抑无由伸展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提到十二钗中被误解最多的妙玉。小说已经明示她被视为常人讨厌不可交往的另类,即所谓“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其实这恰恰表明她超越于僧俗,超越于男女,不得以寻常佛门僧尼俗家小姐目之。较之红楼中的其他女性，她更受压抑,更多拘约,大观园诗会没有她的身影，怡红夜宴没有她的席位;然而作者用虽则俭约却极为精妙的特笔点染她流溢于茶艺、园艺、棋艺、诗艺的优美气质和才华,尤其是“飞帖”所示对知音的向往。红楼女儿中,能有几人当得起作家以金玉之质相喻呢!妙玉的高洁、高傲之中寓含着高贵。
红楼女儿的高贵,缘于各有其超越庸常的品格，缘于人性的光华。在历史重压和末世厄运下,她们内心的波澜、伤痛以至绝望足以震撼和警省后世的人们。时至今日，可以说人对于自身的认识远不如对外部世界多,存在着许多盲点,《红楼梦》犹如一架心灵潜望镜，有助于我们探测人性的深度，提升自身的精神,从委琐平庸之中超拔出来。
三
人性的高贵和善良对于外部环境既有超越的一面,也有谐和的一面,这就是人间关系中的爱。当今世界，廻响最为广远、共鸣最为强烈的音符就是“爱”。“人人都献出一分爱”、“让世界充满爱”的呼唤无处不在。
究竟什么是爱?
《红楼梦》作为文化经典对于爱的诠释洋溢在字里行间，充盈于人物内心。它告诉我们：爱是理解是尊重,爱是包容是宽宏,爱是奉献是付出。
小说写的虽则不过是家庭,家庭乃是大千世界的细胞。这里展现了父子之间、祖孙之间、夫妻之间、手足之间、闺友之间、同伴之间、恋人之间、主仆之间、乃至素未谋面并无瓜葛的陌路人之间的种种关系,无不从正面或反面演绎着爱的真谛。过去我们较多着眼于叛逆、冲突、矛盾、争斗来解释各种社会关系,这当然是不错的,现在不妨换一个角度，殊途亦能同归。
著名作家张天翼曾经对贾政和宝玉父与子的冲突发出感叹，说父亲对于儿子缺少的不是爱,而是理解。[5]这是很有见地的。贾政对于宝玉的“严父之爱”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表现为“试才题对额”时训斥背后的赞许，更主要的是出自承家继业光宗耀祖的期待与厚望。正因爱之深,故尔责之切,才有了“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层层递进的激荡和爆发，此刻爱被赋予了恨的形式,走到了它的反面。可见,缺少理解的爱并非真爱。“慈母之爱”同样缺少理解的前提，王夫人说得直白,“若有珠儿在,便死一百个也不管了”，养儿只为有靠,远非不求回报的无私母爱。相比而言,贾母较能体察和放任宝玉的个性，但同样“解不过来”他的痴顽心性。质言之,在贾府上自老祖宗，下至丫头仆从对宝玉是宠爱、溺爱,这使宝玉在物质生活上养尊处优，在精神生活上孤独寂寞。于是只在女儿队中寻觅同伴，渴求知音。
林黛玉可以说是宝玉的知音、恋人了。然而小说告诉我们，即便是恋人,由初会、熟稔到理解、信任、互为知己是多么不易，就中经历了多少廻环曲折，简直是痛苦折磨。所谓“求全之毁,不虞之隙”，多少次都是由宝玉的赔情下气、赌咒发誓方告平息，关键还在于那一番肺腑之言让黛于无意中听得才彻底放了心。也许人们会说宝黛之恋由于在那个社会条件下交往沟通受到礼教阻隔才如此多磨。其实,即便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包括恋人之间、夫妻之间，由于受到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兴趣爱好、个性气质等诸多差异的影响,产生距离、隔阂、误解、磨擦以至信任危机的并不少见。没有双方的执着追求，包括必要的忍让、等待，真诚的剖白、倾诉,误会难以冰释，疑虑无从消除。宝黛情爱的价值,正在于这个过程的真切细腻、动人心弦，而不在于结局是否生旦团圆。由于全书开篇木石前盟的铺垫，宝黛之情似乎有某种先验的性质，实际上从小说的全部描写来看,并非前生注定一见钟情的旧套,亦非凝固不变、平直无波。如若那样，必定索然无味。在这里或可借助周作人氏推介的近代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爱的创作》中的见解，周氏十分赞赏这篇著作,“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并引述该篇原文说:“我们不愿把昨日的爱就此静止了,再把他涂饰起来，称作永久不变的爱”，“倘若不然,那恋爱只是心的化石”。又说:“我们不断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使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6] 宝黛之爱就是不断生长、锻造、加深、醇化、与生命相共的爱。在中国,宝黛之恋，几乎家喻户晓，“黛玉和宝玉，已成为全民族的情人。”[7]
鲁迅名言“爱博而心劳”是对贾宝玉的确评。所谓“心劳”就是付出、是奉献。可以说,宝玉之爱,是不思占有、不求索取，甘心付出、只愿奉献的爱。无论是对黛玉的情爱、对宝钗的敬爱、对湘云的友爱、对丫环的关爱、对贾氏姐妹的手足之爱,以至于他施爱的一切对象，都愿对方得到慰藉，并不希求回报。于是便有了不可亵渎宝钗、不敢得罪湘云的想头，便有了平儿理粧、香菱换裙的故事，便有了庇护藕官烧纸、甘为彩云顶缸的举动。在宝玉眼里不论是小姐还是丫头,是亲密者还是陌生人,她们都是有尊严的、有自身思想感情的独立的个体,无怪在旁人看来,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或不可思议的痴心呆意，在宝玉却是认真的、郑重的,处处为对方着想,为他人解难。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曾想遍得周围女儿的眼泪，流成大河埋葬自己，随后从“龄官画蔷”的深意中悟得“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此番“情悟”升华了他对黛玉的爱,所得的只是黛玉的眼泪。黛玉本为还泪而来。这种专挚的爱,相互间仍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并不附加任何外在的东西。
宝玉之爱并不抽象。盖因曹雪芹不是道学先生,他肯定人的正常情感欲求,更看重在此基础上向精神层面的提升。作家借警幻仙姑之口以“意淫”二字推许之,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读者对此作望文生义的理解。事实上,宝玉是一个生理心理正常的成长中的少年,在书中警幻对此二字给以界说、使之体验,其要义既与人的本能欲望和潜意识的性萌动相关，又因主体善良只求利他而得以超拔和升华。“意淫”终于成为宝玉也是作者情爱观最独特也是最权威的表述。独得“意淫”和经历情悟的贾宝玉由此区别于珍、琏、蓉、蔷、薛蟠之辈，高出于贾府内外一切老少爷们，成为《红楼梦》中的第一号“情种”,博得了昔日评家“圣之情者也”[8]的美誉。
“大旨谈情”，宣泄儿女真情,是《红楼梦》的要旨，由于其展现生活画卷的广阔，因而也不限于儿女之情。宝玉之爱固然主要施之于女儿，但他对于同性的秦钟、水溶、琪官、湘莲等也有一种倾慕、珍重、怜惜、相知之情,如果说这里有某些同性恋的成分亦不足奇，正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书中的女伶藕官与菂官的“假凤虚凰”便是女孩子间的同性恋。宝玉之情较之薛蟠的“龙阳之兴”，是大有高下清浊之分的,因此柳湘莲根本不能忍受薛大爷的侮辱，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只要看湘莲对宝玉和对薛蟠截然不同的态度,此中差别,便可了然。以现代观念来看,性选择是人的自由,同性恋不应看作病态,不应受到歧视，但与异性爱一样有高尚和低俗之分,在这方面《红楼梦》也给人启示。对于兄弟贾环,虽则无话可说,但并不嫌弃，仍宽和相待,即便被故意烫伤存心诬告也不记恨。对于小厮仆从,从不拿架子,没上没下,随意放任。对于陌生的犹如外星人的刘姥姥，更充满了兴趣。总之，在贾宝玉那里，贫富贵贱，远近亲疏，都不那末重要,对周围许多人都有一份尊重和包容。
看来，爱可以施之于异性或同性,施之于亲人或陌路人, 施之于不同文化背景或经济地位的人,只要爱的前提是尊重、理解和包容。《红楼梦》呼唤的不止是一己私爱,还及于人类大爱。“让世界充满爱”不是一句空话,应当是人人都能身体力行的。
四
对于人性之美人间之爱, 《红楼梦》不仅是一曲赞歌，也是一曲輓歌。哀挽美的毁灭,哀輓如梦的人生,哀輓行将衰败的旧家族、旧世界。
有关輓歌的文学意义,以往似乎很少触及。一般多强调作品的批判锋芒和积极意义而忽略其輓歌性质。事实上,能够创作伟大輓歌的作家,既要具有对于历史行程的高度敏感、一叶知秋;又要具备博大的人文情怀，悲天悯人。也就是说，在历史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之间避免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取舍或畸轻畸重的价值失衡，真诚坦然地让人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作家的矛盾困惑。曹雪芹生处康乾盛世就已经觉察到它的内部危机,看到那繁华热闹不过是廻光反照,在旧的机体内部新的幼芽在悄悄生长,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行程。另一方面，对于行将逝去的一切,作家又怀有深深的眷恋、惋惜、无奈、伤悼,新苗虽富生机,还很稚弱,或将夭折，或处迷茫。总之，作家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矛盾,才在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写下了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看,不管小说里面有怎样鲜明亮丽的色彩、繁华热闹的场景、欢快戏谑的情节,那只是局部的、短暂的、表层的；笼罩全书的是无处不在的悲凉之雾，挥之不去的伤悼之情。简言之，就是一种輓歌情调。
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块处女地被开发了,失去了原有的自然宁静；或某人远行创业,却深深眷恋着故乡。在这里，开发和创业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人的理智接受这种变化，然而失去了大自然和故乡则使人的精神无所皈依，惆悵哀輓之情油然而生。如果诉之于文学创作，则须兼具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文学家是在精神领域里耕耘的，尤应守护精神的家园，着意于人文精神的涵养。即便是写战争,同样需要往人的内心开拓。不仅要写胜利写英雄,也要写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惨烈牺牲,尤其是对人的内心的创伤和精神的戕害。影片《集结号》的深度就在于此,超越了同类题材，可以说是伟大战争的一曲輓歌。
由此可见，輓歌的文学意义不单纯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里分明包含着对于诸如战争的正义性、历史的必然性的肯定，而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面前有着无可选择又必须选择的无奈，有不愿失去又终于失落的惆悵。文学作品不是观念的演绎，是浸透了作家审美情感的精神产品,这种无奈、惆悵和焦虑源于作品在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之间保持的一种张力,它不以黑白分明的结论示人,而是在张力场中启迪人去思索、探求、寻觅。越是优秀的作品，其张力场就越大,阐释的空间就越大。对于《红楼梦》的阐释可谓多矣，至今人们对之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我们似乎读懂了,又还没有全懂。在这里，新与旧、梦与醒、好与了、此与彼常常混沌难分、交错杂处。我们不能用某一种理论或模式把它条分缕析、解剖得一清二楚。比方说我们不能举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或曰正面人物----贾宝玉远远够不上;也不能判定某人就是坏人、反面人物----贾政当然不是,即便贾雨村也并非生来就坏,王熙凤更是一言难尽。我们不能说谁最可爱，林黛玉也有许多不可爱之处;也不能说谁恪守旧规范谁就不可爱，薛宝钗不是得到颇多赞赏吗！我们不能说太虚幻境不是梦境，那明明是宝玉在秦氏房中的一个午梦;又不能说此中纯是梦呓，梦中所闻所见所歌所咏无一不关涉全书，含蕴哲理。我们确信作者已经大彻大悟勘破红尘;可在其笔端心底又流泻出如许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诸般色相。我们看到顽石孓遗凄惶，自请下凡;来到人间却又冤孽缠身,有无穷烦恼。总之，我们被全书的一种氛围和节律所感染，说不清是惆悵还是眷恋，是失落还是寻获,这就是輓歌带来的沧桑感、历史感、生命感，大概就是“味”吧。而此中况味又难以解说、难以传达、难以寻绎，色、空、情、悟，夹缠不清,摆脱不开,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是红楼。
二百多年来,尤其是现当代以来，对于《红楼梦》的倾向性、思想性、进步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年来在深入研读之下，人们对于作品的多义性、丰富性、再生性又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之所以依然聚讼不已、开掘不尽、生生不息,原因可能很多,就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而言,是由于在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之间保持了巨大的张力,呈现了历史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呈现了作家的徘徊、苦闷、矛盾、焦虑，让人感受到一颗痛苦而伟大的心灵脉动。由此，作品产生了恒久的精神魅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有学者把《红楼梦》称之为“文学的圣经”,是并不过分的。
经典是朴素的,因而具有亲和力;经典又是不朽的,对之应抱敬畏心。如果今人真正用心灵和她对话了,那么经典就会鲜活起来，穿越时空,活在当下,经典的现代意义和普世价值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注释：
[1]得舆：《京都竹枝词》，见《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第354页。
[2]见拙作：《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第14页。
[3]本文所引述《红楼梦》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以下不再说明。
[4]见拙作：《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载《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
[5]见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收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2001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第810页。
[6]《周作人精选集·爱的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67页。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57页。
[8]涂瀛：《红楼梦论赞·贾宝玉赞》，见《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第127页。
（写于2008年春，2008年马来西亚国际红学研讨会论文,收入文集，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4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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