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现代中国女性文化形象的塑造》【《在北大听讲座》2001.7.】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26）】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2日发布（第2300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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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文《红楼梦与现代中国女性文化形象的塑造》（北京大学讲座稿）收录于《思想工作的光芒----在北大听讲座》第四辑，第161-192页2001年7月版。
照片37张拍自《思想工作的光芒----在北大听讲座》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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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
当社会生活的行程进入到现代，时髦的妇女读物比比皆是，在知趣的男士们“女士优先”的礼让之中，象《红楼梦》这样一部以中国传统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还能引起当代女性多大兴趣呢！
如果我们并不健忘，昨天，女性还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本没有作“人”的权利；如果我们还想上进，今天，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的困扰下，解放了的现代女性仍在寻找出路。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女性的解放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问题。首先，必须摆脱依附性和奴隶性，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尔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复为女人—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或新式贤妻良母，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良好心理素质的、正视自己性别身份的现代女性。
在这两个层次上，即呼唤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展示中国女性丰富的文化性格方面，《红楼梦》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和恒久的魅力。这里，有必要消除两种误会，即认为“男女都一样”就是男女平等，认为洋化、西化就是现代化。须知，女性要求得解放并非就是要同化于男性，女性要走向世界并非要失落中国。《红楼梦》诚然属于过去，却仍然可以伴随中国现代女性通向未来。
（一）
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一定意义上，是以人类的一部分即女性的非人格化为前提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滞留家庭，被迫封闭。在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想要走出传统家庭的狭小圈子，介入社会生活，有所作为，就不得不按照男性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做人行事，在这过程中，常常不得不丧失自己的女性特点，以致被男性社会同化，或者干脆隐蔽自己的女性身份。历史上那些女扮男妆的故事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流传久远的木兰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的梁祝哀史，以及戏曲小说中诸多女状元、女附马、女侠客的形象，都属此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清，还出现了一大批此类作品，如《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等，均为鸿篇巨制，而且作者都是女性。其中，《笔生花》洋洋一百二十万字，作者邱心如，一生坎坷，作为知识妇女，内心深处怀有走出闺阁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却始终未能迈出一步。于是便把这种渴望寄托在女主人公身上，使她女扮男妆，中举做官，带兵十万，解救国难，甚至夜半入宫救驾，做出了当时男子也未必能做到的事。这种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设想花木兰如果不是在伙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跻身行伍，替爷出征；祝英台假定不是女扮男装，也不能离家远行，与梁山伯同窗共读。他们赢得了赞赏称道，固然为女子扬眉吐气，然而，其隐匿性别身份这一事实本身，恰恰反证了女子不见容于广阔的社会，不可以涉足家庭以外的世界。闺阁之外正是男性的一统天下。
还有一种情形是，尽管女性身份并未隐匿，她们的才能智慧也得到褒扬，然而一则此类卓异女子如凤毛麟角，数量极少，根本不足以同“创造历史”的男子相提并论，再则这些女子本身总有一种恨不能身为男子的遗憾和渴望，因为建功立业本是男子的专利。清代有一批专写“才女”的小说，其中一位著名的女主人公山黛（《平山冷燕》）就慨叹“只可惜，我山黛是个女子，沉埋闺阁中。若是一个男儿，异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亦未可知。”这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杰出女子的共同心态。《红楼梦》中干练如凤姐，也点明她”自幼充男儿教养”；明敏如探春，也发出这样的慨叹：“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可见，即便是自强的女子，她们的心理同样渗透着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别无参照。
当然，凤姐、探春等等不过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事实上作家要比她的人物高明得多。我们看到，《红楼梦》对女性的描写既不采取女扮男妆的模式，也不一味夸张女子的文才武艺，而是在尊重女性人格地位的前提下，着眼于中国女性的文化性格，深入开掘，多方观照，展现了其全部丰富性和微妙处。作家并不标榜她们有什么奇才大德，不过“小才微善”，是自己身边熟稔常见的女子，从而对其生活命运、感情心态，深悉洞察，笔触所至，毫纤毕现。可以说，就女子作为独立的和并未失落其性别的丰富的人而言，《红楼梦》都是难以企及的。不必说那些充满了偏见的正史中的列女传，即使是历来记述和描写女子的奇才卓行的文学作品，在《红楼梦》这部杰作面前，也不免显得干枯、单薄、以至失真了。
现代法国著名女作家、妇女理论经典之作《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曾经写道：“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有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西蒙娜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不知道两百年前在遥远的中国有位杰出的男性曾郑重地面对这一领域——女性的生活经验包括她们的心灵生活经验，对此进行了深沉的理性思考并给予了出色的艺术描绘。面对曹雪芹的杰作，西蒙娜的经典言论也减少了几分权威。我们应当郑重地恢复和确立《红楼梦》在世界女性学学术史上的地位。须知国际妇女解放运动通常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人权要求作为起点，而在此以前，曹雪芹已经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呼吁女子应当是人并且是丰富的人，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揭明此点，才能与《红楼梦》在文化史而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称。
（二）
十分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不凡的女性内心深处总渴望自己是个男子，翻过来却从来没有哪个男子希望变成女性的，如有例外的话，那就是《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真可谓古今罕见，世上无双。他对着女儿发出由衷的赞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他是那样倾慕女性，自惭形秽，认定“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水仙庵祭奠丫鬟金钏之时，小厮茗烟代为祝告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托生这须眉浊物了。”恐怕正是宝玉的内心独白。《红楼梦》中除主人公外，男性的总体形象黯淡无光，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精神生活、文化品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显得单调、平庸、呆滞、僵化，缺少生气和活力，生命之树似乎植在女性世界的文化土壤上。就正常的男女两性相辅相成组合的社会生活而言，这种描写似乎失之片面，然而对于长期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而言，则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多么新颖大胆，把历来被忽略的、失落了的女性，还给了她们自己。
贾宝玉的向女儿世界认同，使得这个形象很大程度地女性化了。他并未男扮女妆，只因长得秀气，自幼在闺阁中厮混，常被误认为女孩，比如贾母便曾眼错把他和湘云混同，龄官在雨中唤他作姐姐。贾宝玉生来喜欢调脂弄粉，爱红成癖，与女儿同止同息、同忧同乐，以至愿与她们同命同运、同生同死。如果由此而认为贾宝玉缺少男子汉气度，而鄙夷嫌弃他，则未免是皮相之见。因为这种女性化实质上是一种理想化，使人物去浊趋清、脱俗入雅、弃旧图新。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贾宝玉对女儿虽则关爱备至，但他从不充当保护神和救世主的角色，即他主观上并不高看自己，不过是闺阁良友，平等相待而已。一次在冯紫英家饮酒唱曲，妓女云儿说酒令：“女儿悲，将来终身指靠谁？”“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薛蟠接口道：“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呐。”薛蟠硬充大好佬保护者的角色，是以女性主宰者的身份为前提的，或曰正是一种男性中心意识的典型表现。这种心态在贾宝玉那里是看不到的。有的读者或以金钏受辱宝玉未能挺身救护为恨，责以窝囊无用；或以黛玉心病宝玉未能直陈胸臆求准亲长为憾，终成镜花水月。其实就宝玉个人而言，在现实社会中并无权柄实力，连他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又何能奢谈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别人的命运。何况在他的主观意识中也从无居高临下、支配他人的意向。脂评曾有“为诸钗护法”之说，这“护法”并非依仗强权实力的抱打不平，而是出自衷心至诚的呵护关爱。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之类，都应作如是观。仅仅就这一点，在相沿成习的男性中心社会氛围中，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由这一相对平等的视点出发来观察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就较少偏见，闺阁生活的本来面目，才能显露出来。《红楼梦》的价值原不在于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多少巾帼英雄的煌煌业绩，也不在于保存了古往今来那些才女名媛的佳作名篇，而在于展现了中国女性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性格。所谓“闺阁中历历有人”是指她们各各经历了可资记取的生命轨迹，各各具备了可供叹赏的资质秉赋，又各各成为某种文化性格的标本范式。自黛、钗、湘、妙，元、迎、探、惜，晴、袭、鸳、紫，凤、平、纨、秦，以至着墨不多的女伶小鬟，她们的风采神韵无不鲜活如生，简直就象伴随在我们左右，甚至可以在她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渴望在自身肌体中复现她们的某种气韵。曹雪芹笔下的女性总是保持其完整鲜明的性别特色和性格特色，不论其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是主子还是奴才，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小姐还是丫鬟，是女儿还是母亲，是妻子还是侍妾……也不论其具有怎样的个性特色，是痴还是狂，是懦还是强，是贞还是淫，是内向还是外向，是豪爽还是娴静，是在做人还是做诗……所有这一切，都让人领略到中国女性在人生舞台和审美舞台上可以有怎样出色的表现！
（三）
中国传统女性气质或即所谓“东方女性气质”常为人们称道，东方女性为了这一美誉曾经历了深重的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楼梦》展现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画卷，已经对此作出了最深刻的写照和发出了最深沉的叹息。在这历史的叹息声中，我们对东方女性气质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情况应当持一种分析的态度。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方女性气质就是温顺、贤淑，就是指容忍、克制、含蓄、凝重一类品性，其前提当然是她们的依附性。本来，妇女的依附性或奴隶性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这种依附关系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生命本身的问题，女性身上的美好品性不能因其社会地位低下而一笔抹煞。从汉代刘向的《古列女传》起，就有关于女子隽才卓识、奇节异行的记载（这是后代尤其是宋、明以来正史中那些以节烈为中心的列女传所远远不及的），其中不乏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在《红楼梦》中那些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的东方女性，所提供的个性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倘若按照刘向的标准，贾母大约入得“母仪传”，宝钗入得“贤明传”，李纨入得“节义传”，迎春入得“贞顺传”，如此等等，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并非记载那么一点事迹或讲述一个故事，它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各人文化性格的多面性，我们由此看到了女性在传统文化建构中具有的那种基础的、原型的、模本的意义。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的存在、维持以及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女性来实现和完成的。假若没有女性的存在，家就不成其为家，家庭的功能也就无法实现。今天我们很难揣想曹雪芹为什么要构筑贾母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这个贵族大家庭的宝塔尖，如果略知作者的家世，便可以推断这样一位老祖母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比写一个男性家长更能透视中国封建宗法家庭的奥秘。旧时的评家无不认为贾母是位福寿双全、才德具备的老太君、老祖宗。贾母颇有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气度。我们从她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准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在维系家族的稳定和衍续方面，有其不同于男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贾母之尊固然同她的辈份、出身相关，但老祖宗权威的树立并不单靠说教和强制，往往是以她的生活经验和人间阅历来判断是非、解决问题，赢得信服。她对后代的影响力多半不是用斥责和板子，而是用爱护和宠信。本来潜移默化更胜于强行灌输。曾有人把“不肖种种大承答挞”一节析为“严父之爱与慈母之爱的火拚”，指出两者都未能使逆子就范。从后果来看当然是如此，但慈母之爱与严父之爱毕竟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多的诉诸感情，这对后代，特别是在童少年时代对性格形成和心理结构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贾宝玉个性的独特性也说明了这点，没有贾母的溺爱作为后盾和庇护，贾宝玉这棵忤逆的幼芽也许早就折断了。即使在贫寒之家，象刘姥姥这样一个乡村老妪，其人生经验和对家庭的义务感，对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和命运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姥姥决不是一个只会阿谀奉迎的浅薄之辈。她对儿孙的关爱、庇护，使她甘于忍耻到大户人家去碰运气找机遇，也是以一种内在的坚韧、机变、自我奉献为基础的。
李纨式的清心寡欲自然是旧式女教的结果，而这种模式是极富代表性的。贾珠早夭，她把人生的希望都转托到贾兰身上。不论是丈夫还是儿子，作为男性，如果没有女性的认同、支持和自我牺牲，男性便没有了依托和动力。女性的文化品性之所以对文化的承传、衍续和发展起到一种原动力的作用，使之生生不息，同她们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中的位置和义务感密切相关。尽管在社会上、史传中总是把妇女排除在外，世世代代，她们扮演女儿、妻子、母亲、祖母的角色；但她们毕竟存在着并以自己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
这里不能不涉及早已成为热门话题的“钗黛优劣”的公案。前述所谓“东方女性气质”，往往看重“停机德”而忽略“咏絮才”，这是不全面也是不公道的，有关涉及审美范畴的“咏絮才”后文还要论及，这里只说对于“停机德”这一悲剧性格的性质，人们已经谈论很多，剖析的很透彻了。重温红学前辈王昆仑半个世纪以前所写的《薛宝钗论》的一段结语，依然感到十分警策。他说：“薛宝钗是一个以身卫道的实践者呢？还是一个为了自己而残害别人的自私者呢？我们的作者不作善与恶的宣判。如果人们说她是个善良的人，她比李纨善良得深刻吧！如果她是一个罪恶的人，她比王煕凤罪恶得高明吧！至少她是一个坚决而完整的强者。黛玉是恋爱，宝钗是‘做人’。秉着自己时代的教养，她学习一切，她应付一切，她努力要完成女性生活的最正常最标准的任务，她有权利为了做成一个人的妻子而战斗。她不知道—一是不主张多知道超越这个以外的东西。想不到那镌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字迹的金锁，却正是引导着她趋于惨败的魔鬼。黛玉没有金锁锁住，被抛到时代外面去了，宝钗死抱着自己的项琏，却被活埋在时代的里面！”（《红楼梦人物论》第207页）这里至少包含着两层十分深刻的意思，耐人体味和发挥：第一，这个女性在竭尽全力实践着那个社会的文化规范、文化期望的同时，本身却越来越成为那个文化规范的牺牲者。或者可以说，女性由于自身的文化行为导致了自身的悲剧，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悖论。第二，充分评价了薛宝钗的深刻处、高明处、她的完善、她的坚定、她的教养、她的权利。她所努力求取的正是当时女性生活最正常、最标准的一切。笔者曾经循着这一思路探讨过薛宝钗的自我修养，认为她堪称高度成熟的封建文明孕育出来的典范，几乎无懈可击。那一规范己属于过去，不足效法；但自我修养本身则不必加以摒弃。与这种修养功夫伴生的许多性格素质在新的规范下将是十分可贵的东西，比方说，清醒理智的生活态度、入世向上的务实精神，她对环境的适应力、对自我的控制力、对变故的承受力均属一流，以及博学多识通情达理，这种种色色方方面面难道不是中国现代生活中具有健全品格和良好素质的女性所应当具备的吗？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宝钗性格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赞赏。
（四）
既然“东方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单一的、表浅的东西，上文仅仅对于所谓贤妻良母型稍加讨论就已经能够窥见其丰厚内涵的一角了。何况作家的视界远比那些正统文人开阔的多、深邃得多。他迥异于流俗的女性观使他真正开发了女性世界的精神矿藏。女性绝不仅仅是默默的忍受、消极的适应；在既定的社会角色和强大的历史惯性面前，她们的内心波澜和外在表现都足资证明，东方女性气质更为本质的东西，是她们具有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艺术和特别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她们不仅敏感细致、善解人意，而且睿智果断、堪当大任。贤妻良母们尚且有其深层的内涵和另外的侧面，在其它类型各具特色的女性身上则更见光彩。莎翁名言：“女人，你的名字叫软弱”，实在只有相对的真理性。在曹雪芹看来，女子的潜能理应得到充分的开掘和发挥。
于是我们的目光很容易便落到了凤姐、探春这样一些人物身上，今天，在呼唤所谓“女强人”时也常常提到她们。但愿这种呼唤不止停留在简单的比附，而能较为深入地对她们的性格作些文化的反思。如果放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以“杀伐决断”著称的凤姐，其个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凤姐不但才识不凡，并且具有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这一切当其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确乎扬眉吐气、令人神旺；当其为所欲为、机关算尽，危及他人包括同为女性者的生存权利时，则又令人寒心。二者交织，形成了一个以“辣”为特色的中国女性的性格奇观。对于凤辣子这个人物，不论是褒是贬，人们都不能不叹服她的才干、谋略、机心、魄力。旧时代的评家赞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作家“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不是一句徒托大言的空话，乃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凤姐式的人物也许就在你的周围。
如果说凤姐的才干主要表现在掌权执政、造就威重令行的实绩，那么探春的才干则侧重于识见远虑、因有兴利除弊的善政。探春识文断字，更有头脑，但不幸的是她旁支庶出、诸多掣肘。单是批复舅舅赵国基丧葬费一宗，便有“刁奴蓄险心”和姨娘闹上门的干扰。难为三小姐沉着果断，不中圈套，不徇私情，秉公处置。在探春的理智和明断背后并非没有感情的波澜，那委曲的泪水就包含着内心的隐痛。她竭力淡化自己庶出的身分，力求以才干识见弥补这种先天的缺憾。我们似乎不应过多责备她缺少亲情，透过这一性格包蕴的丰富文化内容，对探春应当有更多的理解。
双重角色或曰双重人格的困扰，是女性由来已久的难题，《红楼梦》中以贤孝才德选入宫中的元春就面临这样的难题。以社会角色论，她属君臣关系中的君，主奴关系中的主，位居尊上；以家庭言，她是祖孙关系中的孙，父女关系中的女，辈属幼下。理性使她自愿啃啮那深宫寂寞的苦果，强迫自己履行贵妃的义务和仪节；感情又使她势难割舍亲子之爱、天伦之情的血缘纽带。两种角色间的矛盾和悖谬使她处在一个张力场中，“省亲”之举实在是对她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角色变化之速、感情起伏之大，需要非同一般的自我控制力和调节能力，以现代眼光观之，弄不好就可能精神分裂或者发生心理障碍，然而在元春，竟有血有泪、有情有感、有分有寸、有理有礼地度过了这一关。她雍容尊贵、情理兼至的大家风度由此得到体认，尽管着墨不多，这一极富特色的文化性格便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具有出家人身份的妙玉，其实与闺中少女有同样的情怀。品茶、赠梅、飞帖诸端无不牵动着怡红公子的心。单调的禅门日课远不能解除她精神生活的孤寂，于是自称“槛外人”的妙玉赞赏“文是庄子的好”，凭借着文艺、茶艺、棋艺、园艺这些雅趣，同庵墙之外才得有某种沟通的渠道。人们由此窥见她“云空未必空”的内心矛盾，揣想她如何在尼姑与小姐双重人格的煎熬下生存。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都存在着社会人格和自我人格两个方面。社会人格浮在人格结构的表层，是表现于外的自我。它是由于人类必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而发展起来的，使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得以适应和生存，有的心理学家称之为人格面具。自我人格呈现的则是内在的自我，反映人的天性要求和自由心灵，体现人格的本质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谁都具有双重人格，元春作为贵妃和妙玉作为尼姑，是社会规定她们必需扮演的角色，这是她们的社会人格，她们的自我人格必然受到压抑和扭曲。至于其他女性，人格面具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宝钗的以理制情，即以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来抑制内心的感情，探春的依宗法观念来弱化亲子之情，以至于象黛玉这样率真地表露自己天性和自由心灵的人，也不免要受闺范的约束。可见“面具”是自我控制的结果，有它调节和适应群体生活的合理方面，当然也有压抑和摧残人的自由天性的负面。《红楼梦》以极其深微婉曲的笔触，揭示了在那个社会条件下，女性社会人格和自我人格的分离和悖谬，从而显示出她们在心理张力场中非凡的承受能力和出色的调节机制。
相对而言，缺少人身自由的丫鬟更少有可能表现她们的自由天性。作家选取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角度来展示她们的人格、发掘她们的才能。位卑而任重，或说兼有丫鬟身份和主子权威，几乎成为《红楼梦》中著名丫鬟的一大特色。
贾母的首席丫鬟鸳鸯是被人们公认为“尊贵”的一个女儿。当然与元春的隶属于皇家的尊贵不同。她一出娘胎便注定了为奴的命运，因为是“家生女儿”，从父辈开始便是贾府的一种财产。这样卑微的出身和她在贾母身边须臾不可缺少的地位，其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鸳鸯将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人？这真是一道艰难的人生课题。自尊自重和体恤他人，是鸳鸯给出完满答卷。这里不必赘说抗婚拒嫁这样一些人们熟知的卫护自身人格尊严的高风卓行，只消看看“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鸳鸯以贾母代表的身份，当众谢了坐，吃了一钟酒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令出如山，何等气概！王夫人以下，谁敢不遵。虽则是游艺，鸳鸯的位尊言重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她自重而从不僭越，位尊而处处体恤他人。对贾母的侍奉照料自不待言，即使对刘姥姥，虽为使贾母开心而有意留客，而心怀歉意和临行馈赠都出自至诚。凤姐贾琏的私下借当得到鸳鸯的默契，司棋与表兄的幽会托庇于鸳鸯方不致败露。她的有胆识、有担当不亚于任何主子姑娘，更为那些须眉浊物望尘莫及。鸳鸯不卑不亢地生活着，无愧于自己，还能泽溉及他人。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家生女儿，赢得阖府上下由衷的推重爱戴，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体面尊贵”的考语，鸳鸯当之无愧。这化卑为尊、以小驭大的奥妙也许就是鸳鸯性格令人倾倒的独特之处。
其实，以本属低微的出身而能受宠信得人心之“体面”的大丫头，原不止鸳鸯，平儿何尝不是。相比而言，平儿做人的难度更大。鸳鸯虽是家生女儿，在婚嫁问题上，尚有些许自由意志可言，平儿则身不由己地由风姐作主成了贾琏的通房丫头，具有更大的依附性和从属性。何况，鸳鸯侍候的是老祖宗一人，平儿要侍奉琏凤二人；老祖宗已颐养超脱，退居二线，琏凤现正当家，正处在各种现实矛盾的焦点之中。加之二人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以凤姐之威、贾琏之淫要周全体贴，诚非易事。在平儿，经常处于矛盾的夹缝中，既不能得罪贾琏又不能失信于凤姐。当然，凤姐既要收伏平儿，又要倚仗平儿，贾琏既为平儿夫主，也有求助于平儿的时候。这就使得平儿能揆情测理，审时度势，掌握某种主动，起到调节器和安全阀的作用。她的替凤姐收利银保密，帮贾琏掩饰与多姑娘的私会，都有这种消弭事端化解矛盾的作用。尤其作为凤姐治家的臂膀，平儿经常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体察入微，处理得当。“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便是佳例，查明了案情，解脱了无辜，稳定了大局，戒饬了初犯，点到为止，留有余地。平儿真可谓身居权要，心存淳厚，是炙手可热的凤姐身傍的一袭绿荫。她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艺术和排解复杂问题的决策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女性智慧和才干的巨大潜能。
须知《红楼梦》中的丫鬟几乎都不识字，但决非没有文化。文化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固然可以从书本获得，更多地是从社会氛围、历史积淀中潜移默化形成。一个人的教养、气质、谈吐、举止无不与文化息息相关。贾母是以擅长调理女儿著称的，调理得“水葱儿似的”，这恐怕不单是形貌出落的惹人喜爱，同样包括她们的慧心巧手、待人接物的合乎大家风范。按规距每位姑娘都有几个“教引嬷嬷”，挑选和培训丫鬟，自然也有一定的水准和规格。在处理人际关系这门学问上，善自处、知进退、分寸合宜，言语得体，《红楼梦》的丫鬟，尤其大丫鬟都表得很出色。上举鸳鸯和平儿固然是此中姣姣者，其实，夹在宝黛当中的紫鹃也不逊色。每常宝黛二人怄气，闹得不可开交，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总是紫鹃调停其间打破僵局。“如论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岂不知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应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贾府上下，能够这样直陈黛玉阙失、仲裁宝黛纠葛的，也只有紫鹃一人而已。这个人物决不是红娘模式的简单蹈袭，与宝黛的新型关系相应，紫鹃性格也有更高层次的文化内涵。
（五）
《红楼梦》向女性世界的深度进军，还表现在作家的笔触伸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一审美，这女性的王国。
在审美领域里，女性是得天独厚者，因为在审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女性既然不能向外部世界发展．就只有诉之内心、诉之情感，真正把女性作为独立的人和丰富的人来观察和表现的作家，不能不特别关注这一点。我国其他著名的古典小说更多地讲“义”，庙堂的“忠义”、山林的“侠义”等等；只有《红楼梦》才“大旨谈情”，而且是“儿女真情”。“义”在外部社会生活中倡行，支撑起血性男儿；“情”在心灵的世界里激荡，独钟于女儿之境。
大虚幻境有联曰：“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说明情在时空中的永恒；据脂评透露，全书末回有一“情榜”，专家并推定列名其上的红楼女儿各有：情情、情不情、情烈、情贞、情绝、情屈、情淫……的考语，又说明了情是怎样地变幻和具有个性。虽则我们今天看不到这末回，但从小说的全部艺术描写中，足可见出红楼梦中的女性是怎样地在深不可测、风波迭起的情海中沉浮遨游。作家既然对女性情感世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探索，必定会对由情生成的审美世界有充分的展示。
红楼女儿正是敏于感受美、善于赏鉴美，精于创造美的一群。女性感情的丰富细腻使得她们对自然、对人生常常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和极其丰富的想象，这是进行审美活动尤其是审美创造的优越条件。君不见“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对自然也是对人生的感受，“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又是她的想象和憧憬。作为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精神世界最为丰富，感情最细腻敏锐，她的审美创造也最有光彩。这不单是说她的诗作最多，更因为她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都把整个生活诗化、审美化了。她同贾宝玉之间那种纯情的、神交默契的、以全部泪水—一生命之水作为酬报的挚爱本身就是一首动人心弦的诗。平素，她的生活常常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居处于“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清幽绝尘的潇湘馆，日夕与诗书文学相伴。人们熟知的“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节，从审美的角度看，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感应、沟通、融和的完美范式。黛玉读《西厢》的“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在于记性过人，而在于悟性不凡，她是用心灵在读，顷刻之间将人物的对话化为自己的心声。当她驻足倾听《牡丹亭》的演唱，仔细品味那唱词时，不禁心动神摇，浮想连翩，如醉如痴。这是在用全部身心去感应，艺术和生命已经融为一体了。黛玉本人每有创作，往在是在她思绪起伏、感情激越、不能自已的时刻，除上述《葬花吟》外，诸如《题帕诗》、《风雨词》、《桃花行》等都是如此。感情的自然流泻发为歌诗，以“痴情”为生活第一要义的林黛玉，可谓诗的化身。
红楼女儿作为一个群体，最能表现她们审美情趣的莫过于大观园的聚会了。园林泉石、花鸟游鱼、海棠金菊、白雪红梅，这一切既是审美的对象，有时又因托物寄慨，注入情感，而成为审美的主体。红楼女儿不仅充分领略了大观园中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蔚成的、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有时她们自己就身在画中，浑然一体,如“芒种饯花”、“龄官画蔷”、“香菱斗草”、“宝琴立雪”等等无不是发生在园中的“韵事”。至于从海棠结社开始的历届诗会，则更是大观园中审美活动的高级形式。在这里，做诗本身固然是一种艺术创作，可以各展才华各抒怀抱；而真正吸引人、能把人聚拢来的不如说是一种兴会、一种情致，或者说是一种审美的要求、审美的愉悦吧。从探春的发起简帖中便说因“一时之偶兴”，说明她们并非想出诗集、当作家，只是为了陶情冶性，自我娱乐。十分显豁的是，此类活动中除宝玉而外，没有一个男性。大约爷们不论老少，都“峨冠博带、吊贺往还”谈论仕途经济去了，或者斗鸡走马、赌博打围自找乐子去了，他们没有空闲或缺少情致，于是女性理所当然地占领了这方审美的天地。
大观园聚会虽是群体的审美活动，却充分显示了各人的审美个性，这不单是指那些诗作打上了每人性格命运的印记，更令人击节的是迥然异趣的丰采神韵。对此，我们毋需—一加以描述，人们早己熟稔。只消举出大观园聚会中最活跃的人物史湘云，作家对这位女性的审美情趣是作了怎样不同凡响的展示呵！“醉眠芍药裀”和“烧鹿啖腥膻”历来被看作是对湘云最有代表性的两组特写：千金小姐醺然离席，跑到园子里假山后，青石为床，落花为枕，酣然入睡，梦中犹说酒令；闺阁弱女雪天寻觅野趣，弄来生鹿肉当场烧烤，啖腥佐酒，以助诗兴。怪不得人们常以“晋人风味”、“名士派头”称赏史湘云。由此可以给人一种启示，即女性审美的疆域和层次不应该受到什么限制，尤其不能作出所谓柔美必定归于女性，而阳刚则 一概属于男性这样的武断。须知当代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正在努力摆脱男女二性对立的思维框架，摒弃俗套，寻找更高的着眼点，这有助于纠正过去的某些偏见，其中也包括关于风格的错觉，即认为女性阴柔之美和男性阳刚之美是天生的性别差异之类。曹雪芹对女性审美经验的体察可谓独具只眼，他的女性观使他较少偏见也体现在这一方面。湘云审美情趣洒脱不羁，这是一种何等令人钦慕的文化风度！
饮酒赋诗似乎是主子小姐的事，那么不识字的丫头是否被排除在审美殿堂之外呢？上文已经提及，不识字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在审美的领域内，丫鬟和小姐同样秉有天赋，甚至怀有绝招。谁能说那些心灵手巧的丫鬟不懂美、不懂艺术呢！她们不仅能赏鉴，还能创造美、创造艺术。晴雯能把一件贵重华美的雀金裘织补得天衣无缝，连俄罗斯国的裁缝也未必有此绝艺；莺儿能把各色丝线打成络子，花样繁多，色彩调和，松花配桃红，葱绿配柳黄，好不鲜亮！龄官、芳官那一班女伶，年龄虽小，出身卑微，却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诗礼簪缨之家”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女奴们主要是接近主子的一层，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薰染陶冶，她们的赏鉴能力得到提高，审美潜能得到开发。这里，值得特别提出香菱这个人物，她命运 多舛，沦为侍妾，而秉赋和勤苦使她对美的追求极为执着。我们不能不叹服作家在开掘女性审美潜能方面的神来之笔。
香菱曾为“香”的品评问题与主子奶奶金桂发生过一场争执。香菱之名为宝钗所起，金桂不以为然，“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唯我独尊，自为桂花之香谁敢不尊，凭借她主子的权力，强将香菱之名改为“秋菱”；而在品香的趣味识见上，则远逊于香菱。“香”本是大自然的赐予，风露所赋，日月所钟，泽被万象，无处不在；而品香不单依赖于生理感官，更连通于内心世界，若不是凝神静虑，心与境契，是难以领略那静夜清香的。香菱之见可谓言浅意深,她与金桂虽为奴才主子，在关于香的品鉴的层次上都倒了个个儿。我们只感到发自金桂身上的那股逼人的俗气和霸气，却为香菱所散发的沁人心脾的淡淡雅气所熏染。可见，审美趣味的高下，原不能以身份的贵贱来区分的。当然，文化修养对提高审美水平也至关重要，“香菱学侍”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在黛玉的点拨下，香菱读了大量作品，由浅入深，逐步领悟，终于敲开了诗的王国之门。可见，审美创造包括象作诗这样高级的文学艺术创作，对悟性好又肯用功的人，即为丫鬟侍妾，亦非高不可攀。
对于《红楼梦》所展示的女性审美王国，我们还可以说上千言万语，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象曹雪芹那样发现女性审美的优势，呼唤她们内心的灵性。红楼女儿的女性特点和个性特点之所以鲜明多采，很大程度上与作品这方面的开拓有关，可否这样说，中国传统女性的文化风采，由此得到了最充足丰满的体现。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审美可以唤醒和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人总是作为主体去发现和认识身外的美，人在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在审美创造中，主体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然而在历史上，女性常常作为审美客体成了男性赏玩的对象，这种事例比比皆是，且为人津津乐道。《红楼梦》里贾赦的纳妾买婢喜新厌旧何尝不是把青年女子当作玩物，这是对男权社会的真实写照。令人惊喜的是作家远没有停留在这类客观描写上，如上所述，他用更为深刻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女性丰富多彩的审美活动，充分地展示了她们是审美的主体，是独立的人。
由此可以看到审美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此点作家本人未必能清楚地意识到，今天的读者则可以从作品提供的审美信息作出相应的阐释。笔者曾经论析过林黛玉性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指出她是红楼女性中的个性意识最强的一个，联系到林黛玉的审美修养来考察，她恰又是红楼女儿中最敏于审美感受、最富于审美想象、最经常地从事审美赏鉴和审美创作的一个，这对于唤醒和强化她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是很有关系的。
质言之，审美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丰富大有裨益，这应是我们从红楼女儿世界中获得的又一重要启迪。
（六）
以往，对于《红楼梦》的女性曾经有过千种评说、万般品鉴，或扬或抑，或褒或贬，激赏赞美，感讽叹惜，各各不一。凡此种种，都有一定的依据，也都给人以启发。今天，如果从塑造现代女性文化形象这一视点出发，以一种更为宽容的精神去体察，往往会有某种惊喜的发现。即以上文十分粗略和片断的考察而言，就可以见出，《红楼梦》有助于破译东方女性之迷、解读双重角色之困、拯救性灵沉沦之危。
对于现代女性或曰解放了的女性来说，面临的生存环境和人生途程仍然是十分严峻而且复杂的。一方面，比之旧式妇女，她们具有远为优越的条件，主要是人格的独立、经济的自主、社会更为她们提供了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和公众事务的机会。另一方面，她们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矛盾和困境之中，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强度造成的激烈竞争，职业妇女尚需兼顾家庭带来的角色紧张，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各种新事物、新局面、新矛盾纷至沓来，一旦适应不良便将穷于应付以至落伍退化。所有这一切，都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新课题。二十世纪中叶，发达国家曾经呼唤过女强人甚至女超人的先觉者，此刻又转而怀念贤内助和好母亲，发现女权主义试图抹掉的不仅仅是性别歧视，甚至包括性别本身。于是，在西方又有了“角色更换”的倡导，宣称“更换角色的女性们不仅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女儿闯出了一条全新的生活之路。这些先驱者一方面吸取了传统思想的精华，始终没有忘记母亲这一无可代替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吸取了女权主义思想的长处，在事业的天地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因而，我们说，她们为未来的女性开辟了崭新的生活方式谱写了人生铁三角中‘事业——一家庭——一把事业重新纳入生活’的全新的三部曲。”（[美]阿琳·卡多佐：《铁三角中的现代女性》）
在中国条件下，上述“事业—一家庭—一事业”三部曲式的角色“更替”很少有现实的可能性，但吸取传统女性模式和近代女权理论精华的思路却能给人以启发。在我们这里，现代女性的角色紧张问题同样存在，应当寻求一种适合国情的解决途径。这一代人曾经历过“文革”年间那种“男女都一样”的彻底“无性”时代，深知人为地泯灭性别界限并不意味着女性真正的解放；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事业上的女强人应运而生，有憾于她们与传统女性气质反差之大，人们又钟爱薛宝钗式的贤内助。看来，一味地向男性趋同或简单地向传统回归都不是办法，不论是“贤内助”还是“女强人”，这些提法都失之片面和表浅，停留在就事论事、头痛医头的地步，与当前女性在多元化的义务中实现自我的要求不相适应。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女性要想谋求自己身心更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最为切实有效的途径是提高自身的素质，提高作为主体人的自主意识，自强自重。女性只有依靠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增强适应能力。不仅能够承受和抗御来自外部的生活压力，而且能够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步伐，调整心理结构、扩大精神空间。那么，无论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阶段，都能处于主动的地位，不为生活所困扰，而作生活的主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充实和丰富自己，使个性获得全面的发展。
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的途径很多，获取新知和借鉴传统都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回过头来反观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时，不能不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沉重。沉重的是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这样深重地被埋没和摧残；自豪的是女性在历史的巨石下焕发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红楼梦》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她证明了女性不仅是独立的人，而且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丰富的人。
这里有必要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稍加申说，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二者既有不相容的一面，又有割不断的一面。它们在何处承接，怎样承接？这里，应当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传统文化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形态，早已在历史的发展中终结；文化传统是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具有稳定传承的文化机制和因素，是生生不己的，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文化传统与现代相承接的。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质的规定性，随意改变古人，把他现代化就不成其为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可以而且应当是现代的，即用现代的眼光、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准则来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选择，这种能动作用可以与时俱进、长流不息。《红楼梦》无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品，它属于过去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的性质、“拔高”作家和他的人物；但是我们完全应当而且可以对其进行现代的诠解，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审视、选择其中对构建文化传统、塑造现代文化性格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这种选择早已开始而且在不断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谈论《红楼梦》对女性的意义更多地着眼于女性解放的第一层次，即摆脱依附性而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今天则可以进入更高的层次，即解放了的现代女性如何正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力求个性的全面发展。前者对于今日的偏远乡村和封闭地区及观念陈旧的任何群落，以至开放地区的旧俗复现、沉渣泛起等等，依旧十分切要，并未过时；后者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红楼女性丰富的、独特的文化性格启示于人的正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她们对社会、对家庭的义务感，对自身、对生命的命运感；她们对外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向内则要平衡自身矛盾的心理状态；她们对自然、对人生、对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和丰富的想象……。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女性的良好素质和巨大潜能，这一切对于现代女性同样十分可贵，是一份取之不竭的精神矿藏。我们可以由红楼女性更好地去发现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女性更高的要求，更加从容自如的来处理和解决角色紧张以及各种新的矛盾。我们不必人人都一样，就象红楼女性千差万别一样，但都有潜能把自己提高一个层次。这是今天谈论《红楼梦》对女性的意义、或曰对《红楼梦》进行现代阐释的要点之一。
其次，从女性学学理的角度，《红楼梦》还有助于人们提高对女性自身的理性认识。过去肯定曹雪芹进步的女性观，往往只着眼于“女尊男卑”、看重“女清男浊”这一类人物的宣言，其实作家女性观的深刻之处不止于此。小说对于女性文化性格生动而丰富的展示，表明作家丝毫没有忽视她们的性别身分，因而也不可能用一种简单化的模式来处理两性矛盾，诸如由“女尊男卑”而打倒男性或泯灭性别界限之类。我们知道，性别矛盾的解决不同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当然其间有某种联系），妇女不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即通过驱逐男性和打倒男性来获得自由解放。女性和男性作为人类相互依存的双体，如果一方处于禁锢的不自由状态，另一方也必然失去平衡，同样处于不自由状态。女性的解放并非简单的取代男性或“男性化”，而是一种“人化”。《红楼梦》中的“裙钗”压倒“须眉”，与那些写女才子、女状元的作品有某些形似，但作家的目光要深邃得多，他把握的是女子作为“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性。女性问题实质是社会历史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困扰着她们的问题必定同时困扰着与女性朝夕相处、休戚与共的男性。曹雪芹对此未必达到清晰的理性认识，只是他对于女性的理解、把握和展示，有助于我们对于女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最后，也是最常识的一点，即《红楼梦》是艺术品，解读《红楼梦》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是一种非实用的、超功利的精神活动，能够使人得到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自由。对于紧张疲惫的现代女性来说，审美是一种调节机制，可以使人获得重返生活的动力。即使是那些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渊博文化知识的女性，仍然需要提防文明对自身的异化，需要正视性灵沉沦的危机，在这里，审美不啻是一付良药，有助于女性在参加社会变革的同时，实现对自己精神和心理的超越。
任何一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巩固自己的文化地位，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种潜在的竞争。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见称于世，当前，建树文化与发展经济应当是同步的。中国女性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应当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卓异丰采，悠远绵长的文化血脉和精神根基，正是孕育大家风范和优美气质的沃土。
但愿走向世界的中国女性不要太过冷落了《红楼梦》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精英，但愿《红楼梦》给现代女性带来几许甘露、增添几分灵气！
（写于1991-1993年，原载《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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