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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先生二三事(曹雪芹研究版)

已有 1303 次阅读 2019-8-28 10:37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评论(07-11)|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曹雪芹研究版)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828发布(第2226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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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受权发布的是吕启祥文《周汝昌先生二三事》发表在《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3期第181-183页。此前该文请见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提要, 黄安年的博客/2016717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991092《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第二辑目录,黄安年的博客/20171018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081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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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吕启祥同志:‘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周汝昌  8877”(见原件照片)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这本体量不算大的四十多万字的选本里,有一篇题为《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的长文,署名罗钢、陈庄,曾经刊发在1987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上。此文说来与我颇有渊源,第一作者罗钢当年是北师大黄药眠、童庆炳二位先生的第一批弟子,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其时我家住北师大,又是从中文系出来的人,所以系里逢到职称评定、项目推荐之类的事,有时会找到我头上。罗钢正在读博(1984-1987),有时也来我家,记得写过某个项目推荐。一次他说起有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拿来给我看看;我一读之下,觉得是识见学力俱佳的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推荐给学刊发表了。如今在周先生的选本里见到这篇文章,不觉眼前一亮,而且颇感诧异。原因是周先生历来主张红学定位于新国学,包涵作者研究、版本研究,加上脂学和探佚, 不包括一般的文艺学意义上的小说研究;而罗钢的文章正是一篇小说学论文,他是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尽管此文有一个副标题为从自传体小说形式看《红楼梦》的美学意义,然而通观全文,其自传体并非本事意义上的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文章视野宽阔,涉及古今中外的文论及文学史现象,征引的外国文论家有六、七位之多,其中阐释“自传性”深刻的美学意义是从西方当代理论家之文学艺术四要素即“宇宙、艺术家、艺术品、读者”出发的,强调作家艺术家不再是旁观者、说故事者,而作为主体深度介入,指出“自传体”的前提是作家自我的觉醒和创作个性的成熟。这是地道的文艺学、小说学的分析论述。周先生竟选中了此文,尤为难得的是该选本几经周折、几番删削,由最初的规模大、字数多删定为100万字,上下两册,以后又要求减去一半,剩下不到50万字。尽管如此,仍保留下了这篇长达二万六千字的文章,几为全书中最长的一篇。

这究竟如何解释呢?窃以为:首先,说明了选家的眼力,这确是一篇好文章,廿余年后的今天仍经读耐读,不减其说服力和新鲜感。其次,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红学”的内涵未必一定要疆界森严,在实际操作中更可以会通互容。即便是小说学、新理论,只要不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而是消融吸收、为我所用,以阐发《红楼梦》的美学真谛,同样入于周先生法眼。照此推论,家世、版本、脂、佚范畴内若言之无据,恐怕也书够不上“学”之水准的。再者,这个选本取名《红楼鞭影》,令人联想到旧之蒙学读物《龙文鞭影》,见出选家用心,着意于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因而选本中有必要留下这样一篇全面阐释《红楼梦》在小说史上的革新意义及其美学价值源泉的文章,即便篇幅再长也在所不惜。受惠的正是广大青年读者。

入选此文令我印象深刻,罗钢今已学有大成,并已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此乃少作也许已经淡忘。这件细事倒可以从一个侧面增加对周先生的了解,有时候,实践和宣言不见得一致。如今选家已逝,选本长存。我的这一点认知也将随之存留于心,作为个人一种别样的纪念。

上世纪八十年之末,我尝去周先生府上送书,彼时他住东城区南竹竿胡同,记得是一所宽大的四合院,进门见到先生正坐在檐廊上用放大镜看书,屋外光线较好之故。也正是在八十年代,辽宁红学会曾在大连棒槌岛开会,周先生父女与会,我们在岛上散步相遇,伦玲谓父亲饮食简单,窝头咸菜,甘之如饴。想来生活简朴、饮食清淡亦为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新世纪以来,先生新作迭出;在我,倒是早先的著作相对熟悉。在1985年出版的《献芹集》书首,有周先生自撰题句“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此句可为先生写照,也足资后学仰望。企盼先生能在天国与雪芹相晤,问难解味,以偿平生夙愿。

照片5张拍自《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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