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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刘进平老师提示查找原文整理。
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20)30162-6
在控制新冠状病毒传染方面，过去一个阶段，除了中国的成就外，亚洲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篇来自新加坡的研究论文，具有比较强的理论价值，值得从事防控的同行学习。
传染病的流行包括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切断三个基本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传染病的流行即可终止，我们预防传染病的各种措施，都是分别针对三个基本环节中的某个环节的。因此，针对传染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预防传染病的一般措施可分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
根据最新模拟新加坡环境下的研究结果表明，物理阻断（physical distancing interventions），包括隔离（对受感染者及其家庭）、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保持距离（workplace distancing）的综合方法，在减少SARS-CoV-2病例数量方面最有效。
研究结论比较重要的是，采用综合隔离措施，就是隔离感染者和家人，结合学校和工作场所关闭，或者说封城措施最有效果。但是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对感染者和家人进行隔离。
研究对基本传染数和无症状传染者的影响进行了分析。R0为1.5进行隔离效果很好，如果R0为2.0以上将会难以控制。无症状传染者7.5%以下问题不大，如果比例过高，问题严重。
基本传染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是在流行病学上，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基本传染数通常被写成为R0。
这项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的研究，首次采用模拟方法，对新加坡早期干预措施进行研究。尽管加强了对疑似有COVID-19和确诊病例的监测和隔离，但风险仍在持续，新加坡的病例数量继续增加。学校尚未关闭，建议工作场所保持距离，但这不是国家政策[截至2020年3月23日修改]。
研究发现，在相对较低的传染性水平下（R0=1.5），综合措施能产生避免全国爆发的效果。但是如果但在较高的传染性情况下（R0=2.0（中等）和R0=2.5（高的）），联合方法在预防全国性暴发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综合隔离在减少感染方面有效，但传播事件仍然会发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历克斯•库克（Alex R Cook）博士表示：“如果通过追踪接触者的方式防止疾病传播，以及最近不允许短期访客的地方遏制措施不成功，这项研究结果为新加坡和其他国家决策者提供了证据，以开始实施加强疫情控制措施，如果有效和部署及时，这些措施能减轻或降低当地的传染率。”
为了评估干预措施对疫情规模的潜在影响，如局部控制失败。作者开发了一个基于个人的疫情模拟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工作场所、学校和家庭的人口统计、个人流动和社会接触率，估计SARS-CoV-2人传人的可能性。模型参数包括一个个体感染程度、假定无症状传染人群比例（7.5%）、平均潜伏期累积分布函数（COVID-19平均潜伏期为5.3天），症状发作后住院时间3.5天。
利用该模型，作者估计了在发现100例社区传播病例后80天感染累积数量。选择三个基本传染数（R0）值作为传染性参数，包括相对较低（R0=1.5）、中等和可能（R0=2.0）和高传染数（R0=2.5）。根据武汉地区COVID-19人群的资料分析，选择基本传染数1.5。
除了一个不包括干预措施的基线方案外，还提出了4个在当地遏制失败后实施的干预方案：1）隔离受感染者并隔离其家庭成员；2）隔离＋关闭学校两周；3） 隔离＋工作场所隔离，其中50%在家工作两周；4）隔离＋关闭学校＋工作场所隔离相结合。这些干预措施遵循新加坡卫生部目前正在采取的一些政策选择（隔离和一些劳动力隔离），作为呼吸道病毒控制的标准干预措施。
在基线情况下，当R0为1.5时，第80天平均累积感染人数为27.9万，相当于新加坡常住人口的7.4%。感染人数随感染性增加而增加：R0为2.0时为72.7万人，占新加坡人口的19.3%；R0为2.5时为120.7万人，占新加坡人口的32%。
与基线情况相比，联合干预是最有效，当R0为1.5时，估计感染中位数能减少99.3%（结果从28万降低到1800例）。在感染性较高情况下，预防暴发变得非常具挑战性。在联合隔离方案中，R0为2.0时患者为5万，R0为2.5为25.8万例。
作者还探讨了人群中无症状病例比例大于7.5%的潜在影响。即使在低感染性（当R0为1.5或更低时），高无症状比例也会带来挑战。假设无症状比例增加到50.0%，在联合干预的第80天估计会发生多达277000例感染，而在R0=1.5时，基线为1800例。
亚历克斯·库克博士补充道：“如果这些干预措施的预防效果由于无症状比例的提高而大大降低，那么将对受感染者的隔离和治疗施加更大的压力，当受感染者的数量超过医疗设施的能力时，这种压力可能变得不可行。在无症状率较高的情况下，公共教育和病例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开发疫苗和现有药物疗法。”
作者注意到他们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包括过时的人口普查数据、移民流动的影响、输入病例（来自新加坡以外的传播）播种的影响、个人之间接触模式的动态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从病毒的传播和感染情况来看，COVID-19的流行病学特征仍然不确定；因此，对症状出现到入院之间的时间、个人的感染程度以及无症状率的估计是基于SARS-CoV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seph A Lewnard和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Nathan C Lo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尽管这些干预措施的科学基础可能是可靠的，但伦理考虑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必须制定隔离和社会疏远政策，不能偏袒任何群体。以公共卫生名义犯下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后果具有持久影响。干预措施可能带来收入减少甚至失业风险，对最弱势群体影响更大。迫切需要采取政策来减少这种风险。应特别注意保护弱势群体，如无家可归者、被监禁者、老年人或残疾人以及无证件移民。对于某些群体，如依赖持续医疗的人，也需要额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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