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06年4月24日《科技日报》

    方舟子打假打出了名，以至于鲜有行外人记得他正经八百的学术背景。搞分子遗传学研究，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打学术的假，现在倒是缺他不得。
    当下卷入“学术造假”争议的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便是“吃”了方舟子的“亏”。再往前，清华大学一名“造假”的教授也被他推下了讲坛。如今的方舟子，无异于学术界的一个“异类”。
    论文抄袭，成果造假，骗取经费，评审拉关系、走后门……种种学界道德滑坡的批评不绝于耳之时，有一个方舟子，的确是学界的幸运。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学界中人若个个“五十步笑百步”，于相安无事中“天下太平”，而让这样一个“异己分子”打假成名，实在是学界大大的悲哀。
    方舟子不可能包打天下。上至学界大腕，下至年轻后学，在种种名利诱惑之下难免偶尔动点“歪”心思。一个方舟子纵然练就火眼金睛，也不可能尽收眼底。学界门类无数，精于分子遗传学，未必真能“触类旁通”。缺乏足够权威，其杀伤力自然弱化。甚至难免有时打出“冤假错案”来。起码，有的被揭露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方舟子不懂！”
    方舟子纵然能包打天下，也只是以公民的身份，揭穿“皇帝的新装”，他并没有权力让造假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方舟子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在清华大学那名教授之前，他已揭露过几起，但是造假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其中一位反而从副教授升为教授。
　　问题出在哪里？同行之间的袒护是一方面，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成了利益同盟而非互相监督；缺乏独立调查和公正裁决是另一方面，对造假者的调查，往往交给其所在单位，几个单位有敢于揭短的胸襟？纵然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公正的，也难以避免公众猜忌，缺乏公信。
　　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学术造假案变得扑朔迷离。方舟子看上去“粉丝”很多，却很孤单；有多少人叫好，就有多少人忌恨。要营造一个干净的学术环境，前提是，所有“涉嫌者”能够得到独立的调查、公正的裁决。如果还将“还清者以清白之身，给违规者以应有之惩戒”的使命寄托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身上，永远只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