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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亿元环境整治工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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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千年石窟披上现代盛装？
“怎么是这个样子？！”
几乎每一个来到云冈石窟的游客，多少都会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诧异：从临时停车场北望，这里的主角显然已经不是那些闪耀着人类文明光芒的石窟，在重型机械和连绵的工地掩映下，石窟显得遥远而苍凉。
不过能够感觉到，很多当地人陶醉于这样的景象。因为工地是暂时的，9月份之后，这里将会呈现属于他们的富丽堂皇。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在保护区内紧张推进的浩大工程，却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论证。
“除了石窟，剩下的全都是新的”
这座1500年前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是世界闻名的石雕古迹。 2001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直到今年三四月份“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始之前，石窟门前大约二三十米开外，一直被五六个村子包围着。云冈镇镇政府也在这里办公。除了风化、水蚀，这是令石窟保护者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一尊十几米高的大佛，左胸前被刻上了几个稚嫩的汉字，导游解释说，那大概是附近村子的孩子们下学后，跑到这里玩耍时，沿着手臂攀爬上去留下的“杰作”。
“我们2001年申遗成功之后，承诺要对周边环境整治、拆迁，但一直没有成功”，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说，“耿(彦波)市长来了之后这个事情终于办成了”。
“办成”的，不只是拆迁这个繁复的工作，还有他们正在创造的文物之外的景观。
7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这里时，正赶上一场大雨，从临时停车场到临时检票口新铺的水泥路面瞬间变得泥泞不堪。
这条300多米长的南北向马路，建成之后叫做莲花大道，两边将排列满石雕的莲花，直通云冈露天大佛。“取莲花向佛之意”，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晓宁解释说。
而在它的东边不远，也有一条平行的礼佛大道，直达另一尊大佛。
“现在，除了石窟，剩下的全都是新(建)的”，在指挥部办公室，张晓宁对着几张挂在墙上的示意图有几分骄傲。
“新建的研究院在这儿，后山上。”“这儿是游客服务中心。”“这儿是马识善人广场。”“这儿是陈列馆和演艺中心。”“这儿建一些小的四合院，供领导来了住。”“这儿是商业街。”……
指挥部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资料显示，这个工程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2009年全省产业结构调整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17.08亿元，其中核心景区5.6亿元。
资料中如此描述工程的预期效果：“将再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水经注》记述——记者注)的佛教胜境和北魏皇家园林的恢弘景象。”
“以前游客来，买张门票1个小时转完就走了，”张晓宁说，“我们这个工程完成后，你至少得花个一天半天的。”
仿宋的北魏街景
站在石窟高处眺望，从窟前广场到十里河北岸马路，几乎全是挖开的工地。
现场随处可见“大干80天，圆满完成云冈改造工程”这样充满激情的标语。即便是在指挥部办公室里，也能感到争分夺秒的紧迫，墙上除了各种警示语，每个单项工程的每日进度表尤其醒目。
“时间排得非常紧，市长要求9月底完工。”张晓宁说。
这个工程指挥部，由全市各个行政单位抽调的人员组成，直接对市里负责，总指挥是房管局的一位领导。作为石窟研究、保护和管理专门机构的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表示自己也只是参加过几次会议，而一切决策、指挥他并未参与。
指挥部门前正是将要新建的“山堂水殿”。一个巨大的土坑已被挖掘开，土坑中央的楼体框架拔地而起。这将是一个有着8万平方米水面的人工湖，湖的中央是供奉烟火的寺庙。
据记者目测，这个人工湖距离1号窟大约100米。“距离(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500米左右。”张晓宁介绍。
陈列馆和演艺中心在昙曜五窟的西南方向。这是一个古典和现代扭曲在一起的建筑，在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里，波浪形的金属屋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墙体我们收集了很多古砖来建，顶子是从德国进口的钛金属，造飞机用的那种。”张晓宁说。
商业街据说是木质仿古建筑构成。但记者在现场看到，拔地而起的是水泥浇注的框架。工程围墙外，“展示边塞民俗风情，再现北魏繁华街景”的标语已然透露出几分热闹。但好玩的是，这个号称“再现”北魏历史的景观，却因“北魏留下来的建筑史料太少，只能从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中截了一段来复原”。
“这是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文化遗产”
“这些工程都在核心保护区内”，仔细研究本报记者提供的规划图后，曾担纲云冈石窟保护规划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力军如是说。
“他们能做这么大量的拆迁很难得，但这么大量的兴建很不应该”，他说，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任何时候，最辉煌的永远是遗产本身，而不是后来人的附属建筑。“每一代人都这么盖，以后怎么办？
仿宋的北魏街景、金属屋顶的演艺中心、富丽堂皇的莲花大道，在王力军看来，“这么多的‘解释’已经改变了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
石窟保护专家、年过古稀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克忠担心的是，小环境气候的改变，对文物本体的影响。“不搞科学论证就搞这么大的水面，这是严重的错误，也严重违反了文物保护法。”
现在距离石窟400米开外的十里河，原来从窟前流过。《金碑》记载，金代的时候，“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8万平方米面积的人工湖，让这些石窟千年之后，再次面临考验。
“对遗产应该有敬畏感。”王力军直言不讳地批评：“这是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文化遗产。”
下篇：以文物保护的名义，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力军至今没能和耿彦波单独见面。他曾请当地的一位领导帮忙约见这位大同市市长，“希望当面用文物保护的理念说服他”。
他不仅没能见到市长，他的意见也没能获得当地的认同。
自从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始，一些文物保护专家便对其方案提出质疑。但这个耗资5.6亿元的浩大工程，并未因此停歇，如果不出意外，将于今年9月底完工。
文物保护专家、当地政府、国家文物局，这三个角色，似乎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产生交集。
文物专家：“小环境的改变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人工湖是专家质疑的焦点之一。
“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克忠认为，这么大面积的人工湖，而且离石窟这么近，造成整个小环境的改变，对石窟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这位耿直的专家，“坚决反对当地在石窟周边大兴土木，尤其这个人工湖”。
今年73岁的黄克忠，从1960年开始研究石窟的风化、保护问题，曾主要负责《云冈石窟石雕的防风化研究》。
但大同市文物局局长高东森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正因为大同十分干燥，且空气中浮尘较多，挖掘一个人工湖或许能起到滋润和净化空气的作用”，高东森说，“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设想，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研究”。
事实上，水分对云岗石窟的影响一直都是一个重要课题。目前的研究表明，凝结水对石窟有很大影响，但是水分尤其是凝结水的来源并不清楚。
云冈石窟研究院向科技部申报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课题《石窟水分来源综合探查技术研究》，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这个投入300多万的课题起止时间为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意味着，8万平方米面积的湖水会不会成为凝结水的来源，尚待科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没能明确石窟水分来源的情况下，更不应该贸然修建人工湖”，王力军说，“遗产保护有一个基本理念：如果它保留下来了，能留到现在，就是因为历史环境是这样的，现代人的干预有可能打破这个平衡”。
根据史料记载，修建伊始，在距离云冈石窟25米的地方曾有河道如玉带穿流而过，河边绿树成荫，美不胜收。而到了金代，古人发现水对石窟的巨大破坏力，为了保护云冈石窟，才将这条河流改道到距离石窟四五百米处，即今天云冈石窟南面已经干涸的十里河。
“古人尚且知道为了云冈石窟的保护，将河道外移，我们今天怎么能为了搞旅游产业，冒着损毁石窟的风险，挖人工湖，把水再引回来，”王力军说，“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对待文物的态度问题。”
不止人工湖。
更让王力军担心的，是大兴土木之后对遗产真实性的损害。他说，“新修的建筑是对云冈石窟的重新解释，现在我们能知道它们都是假的，但是50年以后100年以后，或许没有人能知道真正的云冈石窟是什么样子”。
王力军曾经找“云岗石窟周边环境整治规划”的总设计师李娥娥讨论过。“她是园林设计专家，我希望她能了解文物保护的理念，对现有的规划做一些改动，”王力军说，“但她表示爱莫能助，她说其实他们也是按市长的指示办。”
“按照我们的理念，拆了之后就不能新盖这些东西，恢复绿地，恢复当年的古河道。”王力军说，当然这样也不比现在的工程省钱，还看不出来花了钱，“领导肯定不愿意，因为看不到政绩”。
当地政府：“国家文物局对我们的工作是肯定的”
采访大同市文物局局长高东森颇费周折，也颇有戏剧性。
记者几次联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要求采访，但他一直拒绝见面，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就在记者准备离开大同时，却意外接到张院长的电话，说是次日上午和高局长一起与记者见面。
和高局长相见在饭桌上，风尘仆仆的他指着自己满是泥巴的皮鞋笑言，我这样子像个文物局长么？
“从今年年初以来，我连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终日在工地上忙碌，耿市长比我们更忙，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工地，晚上十一点多还在开会。大同等了多少年才等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机会！”他说。
面对各方的质疑，高东森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委屈：“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云冈石窟什么都没有动过，周边的村庄、煤矿几乎包围了石窟，拆迁一直没能成行，空气污染、酸雨、煤灰、居民生活的排放物无一不对石窟产生恶劣的影响，专家们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而云冈石窟的风化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我们想做事了，想发展了，提意见的却来了。”
王力军对此表示部分认同。他说，周边村庄的拆迁是我们呼吁了很多年却没能解决的事情，没想到当地领导有这样的魄力，这次一举解决了，“超出我们的想象”。
黄克忠也认为“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整治是一件好事”，但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当地政府“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内大兴土木，违反了文物保护法，二是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就搞这么大的工程，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未经科学论证的批评，高东森表示自己也听到一些，“我们开过会，也调研了一些别的石窟的情况”，至于论证的问题，“专家总是有同意有反对”。
当记者追问论证和调研的具体情况时，一直缄口的张焯补充说，开过一次讨论会，调研主要是从网上了解了一些信息，“像龙门石窟也是修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
“龙门石窟的人工湖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怎么能因为一个错误再犯一个错误？”王力军反问。
对于高东森提出的很多文物保护工程，因为专家论证时间太长，甚至久拖不决，耽误了保护，最后文物损坏了，专家却不负什么责任，黄克忠认为，据此干脆不请专家论证，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他说，国内专家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和保护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国家也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
“而且这是文物本体的保护，他偷换了概念。”黄克忠说。
采访中，记者试图了解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的张焯，对这个工程的看法，但基本由高东森来代答。记者屡次询问正在施工中的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治理工程是否已经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国家文物局及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处并获得审批。高东森没有正面回答：“你们知道，我们想要发展的心情很迫切，所以程序上……”
高东森告诉记者，国家文物局执法检查组曾在今年4月对大同进行过执法检查，“国家文物局对我们的工作是肯定的”。
国家文物局：不表态
“文物执法太弱了，真不应该是这个态度”，面对这个浩大的工程有条不紊地推进，一直奔走呼号的王力军多少有些悲愤。
记者前往大同调查采访之前，曾与国家文物局数位官员私下交流意见。其中的一位处长曾多次前往云冈，今年年初他曾跟随国家文物局执法检查组前往大同，“云冈石窟周围都已经拆迁，并且都围起来了”，当时他曾提出能进到工地并了解整治规划，但没能得到当地的答复。
而另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国家文物局曾经有一份文件提到了大同市在云冈石窟保护区内大兴土木的问题，但记者没能通过官方途径了解到这份文件的具体内容。
8月10日，本报记者给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提出采访申请，请文物保护司和督查司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但一直未能等到答复。几经周折，反馈回来的意见是：督查司领导批示，“暂不对外宣”，并表示该司是新成立的部门，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治理工程发生在其成立之前，建议联系文物保护与考古司，但次日，文物保护与考古司的回复却是：建议记者联系督查司。
截至记者发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确切答复。作者： 张显峰 李艳
环境问题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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