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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沈天民不是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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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天民是个农民，但是上周五他和很多院士一起站在了国家科技奖领奖台上。
有记者就问：“你是农民，没有文凭，为什么能干出成果？”
“因为没有业务上的领导”，沈天民的回答很实在，“我自己一个人干，没有行政上的压力，干成了就成，不成也正常。所以，我能够花20年的时间垫底打基础，找一种材料。”（1月10日《科技日报》）
这个回答简直太土太农民了，我估计有些领导一定不会满意。怎么着你也应该说，如果没有领导的关怀，没有XX项目的支持，就没有我沈天民的今天。你以后还得……可是转念一想，大约正因为几十年来他没这么想过，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有底气实话实说、实事实做。
读罢沈天民的事迹，我在想，假如他曾经被某个研究所收编，那么，他大约不外乎如下几个归宿：
一个就是适应研究所的管理。那他就得不停地迎接领导检查、写汇报材料，以他的理论功底，可能还得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制作论文、申请项目，那么做育种研究的时间就所剩寥寥了，最终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就是被体制淘汰。他连中学都没毕业，肯定评不上职称了，如果他还凭兴趣来，几年做不出成果、发不了论文，那你说，一个没有职称又出不了成果的人，研究所还养着你干什么。
最后一个归宿，就是只好离职，回到自己的种业公司了。当然，这是最适合他的了，也是最幸运的了。
但是相比起来，今天绝大多数科学家难有沈天民这份潇洒和幸运。我接触过很多科学家，他们也很有成就，但是他们因为活在体制内，不得不承受“行政上的压力”，干成了就成，不成也得成。所以他们一方面必须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科学研究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拿出成果来，一方面还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检查、评比，真正能静下心来做研究的时间少得可怜。
可以想象这样做的后果，本来能出大成果的科学家，出了一堆小成果——谁都知道，大成果并不是小成果的简单叠加；本来可以等出了成果之后扎扎实实写篇论文，但为了应付评比验收、评职升迁，不得不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有人会说，国家的投入总得有回报啊，如今学界急功近利，倘若不这么管着，成果更少，抄袭剽窃更甚。试问一下，一个真正献身科学事业的科学家，有几个人不希望出成果的，但是这也得讲究水到渠成吧？一个真正凭兴趣做研究的科学家，又有几个会荒唐到剽窃论文去欺骗自己？但当坚持这些危及他们的生计时，我们又如何保证他们不浮躁？
不能否认，我们绝大多数科技成就都是体制内的科学家创造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诸多束缚，他们也许会做得更好；我也不否认，科技界像陈进这样的钻营分子不乏其人，但那是另一种制度的失败。
美国科学院前院长布鲁斯·艾伯茨结合自己的管理经验，谈过一个观点：“只有人的思想不受制于任何人和事的时候，科学的发展才会更快。”这句话印证了一个真理：最聪明的管理，就是解放人，解放人的智慧，而不是管制。那么，就让科学家们做个沈天民这样的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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