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功能表现在赋能的多少，人类的能力体现在使能的好坏，机器没有真正的能力，人类却既有能力也有功能，人机融合智能的“脖子”就在于人机功能力（功能+能力）分配，即动态界定自己“功能圈与能力圈”边界的能力。这些功能力分配实现的好很难，分配的不好较容易（比如用一些不疼不痒的算法较容易实现一些不疼不痒的功能赋能，却很难发现主动使能的能力）！

事实上，所有的人和机器都存在功能力的盲点。人机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旁的人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许能够做到客观，但是对于万事万物都秉持客观的态度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违人、机之本性的。

但是人机环境系统融合却可以做到凡事主客观结合的，事实证明通过后天的训练是可以培养出高效人机协同思维的，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将使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预测到别人预测不到的未来，从而达到更安全、高效和舒适的目的。即使这样，一组人机在各种任务中可以真正实现的真见卓识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够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经说过：“观念和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同样认为：制度变迁的最终源泉和动力，取决于人们的信念和观念。观念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力量?

哈耶克曾对政治家与政治哲学家的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区分。成功的政治家，其成就源出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也就是以应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政治家并非应成为思想领域的领袖，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

政治家需要找到共识，有限区间的共识，人机之间也需要如此。下面的这些论述也可以迁移到人机功能力分配中去，不过这个迁移需要读者您自己来完成：）

    支配解决政治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取向，始终是一缓慢进化的结果，它须经由长时间的拓展并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层面予以深化，方能成就。新观念一开始总是少数人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尽管这些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新观念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理路。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到了职能分工的问题，一方面是那些主要关注具体问题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专门思考一般观念的人，亦即阐释和协调由过去的经验揭示出来的各种行动原则的人士。我们关于我们的行动将产生何种结果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应当旨在达致何种结果的见解，主要是根据我们获致的作为我们社会遗产一部分的教训和知识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和道德信念，如同我们的科学信念一般，都是由那些专门探索抽象观念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正是从这些先辈那里，庶民百姓和政治领导人习得了构成其思维框架及指导其行动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自由原则之基本内容的两种信念：第一种信念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是那些观念从而是那些传播新观念的人支配着进化的进程；第二种信念认为，这个进化过程中的个别步骤应当受到一整套一以贯之的原则的支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每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此外，“从表面上看，思辨哲学似乎是一距我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这个事实之所以未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完全是因为理论思想家对大众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展开的，正是一些著作或论者所提出的观念及理想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人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甚至连这些著作的作者的姓名都未听说过。
     政治哲学家，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新观念通常只有从其提出始经一代或数代的时间以后，才可能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还意味着，在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新观念能够对政治行动产生这种影响以前，它们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被选择和被修正的过程。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必定是在诸多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一观念变革的进程视作是一水平面上扩展的进程，而应当视其为一从金字塔顶部自上而下地逐渐渗入的过程；当然，此一金字塔的较高的一些层面所反映的是程度较高的概括和抽象，但其是否代表着一种更大的智慧则未必。随着观念自上而下地传播，这些观念本身的品格也会有所改变。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概括性的观念，将只会与那些具有同样品格的观念发生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目的也只在于赢得那些关注一般性观念的人士的支持。可以说，只有当这些一般性观念被适用于具体而特定的问题的时,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这些观念的某些意义。至于这些观念中有哪些观念会渗入大众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的问题，并不是由某个人一厢情愿决定的，而是由另一个层面的人士所进行的讨论来决定的，此一层面的人士，相较于只关注具体问题的人而言，较关注于一般性观念，因而他们是一些主要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考虑具体问题的人。
      如果观念需要更新和发展，那些提供指导的理论家就绝不能使自己受多数意见的束缚。指出共同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提供多数尚未能考虑到的各种政策的总体目标，却是政治哲学家的义务。只有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关于不同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的总体图景以后，民主才能决定何者为其所欲求者。如果政治是一种可能性艺术，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如何使看上去的不可能者，转变成政治上的可能者的艺术。
     如果政治哲学家将自己仅限于对事实问题的讨论，而且惧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决断，不去讨论应然问题，那么他们就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他们努力型构一幅连贯一致的图景时，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价值相互冲突，而且他们还必须就接受何者或拒绝何者做出决断。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准备捍卫他们所认为正当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能获致那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判断的综合性框架。





                 当前人机关系研究现状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