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医人类学兴起的背景
人类学肇始于19世纪末，英裔美国比较心理学家韦克（Wakr）于1871年运用“体质人类学”一词，美国考古学家霍姆斯（Holmes）于1901年首创“文化人类学”术语，此后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逐渐走上相对分立的演进道路。人类学作为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现今已经包含数十门甚至上百门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它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即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面及“他者”。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实地参与观察法及深入访谈法是文化人类学最基本、最有特色的研究法。通过参与观察对象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这种研究法使得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人类学家把目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然后通过与研究对象长期、深入地交谈，去发现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医学人类学是人类学领域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中医业者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文化，中国知网上可搜到尝试则始于马伯英先生 [1] 于1995年发表的《人类学方法在中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而迄今对此最全面、最准确的叙述当属冯珠娣、艾理克、赖立里 [2] 于2001年的一篇文章《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此外，国外一些汉学及人类学研究者也将中医纳入研究范畴。不过，建立中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设想却由在2008年发表的《中医文化人类学》一文中提出，认为 “中医文化人类学可以说是医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3] 。可见尽管当时“中医人类学”尚未建立，但理论思考、相应研究乃至学科名称建议早已有之。目前，中医特别是民族医学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热门，但始终被医学人类学或中医文化学“遮蔽”，但是无论是中医学者还是人类学学者都发现中医对于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之于中医药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云南中医药大学于2012年创立“中医人类学”（原“中医西传学”）重点学科，2013年“中医西学博物馆”开馆接待，并于2018年在中医学下自主设置中医人类学硕士点，可算为中医人类学在国内学科建设上实现的文化自觉与尝试。同时，湖南中医药大学连续于2018年和2019年举办两届“中医人类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为尚处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生期的学科积蓄研究力量。身为“中医人类学”主要尝试者之一的贺霆教授一直主张中医人类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反转了原中医人类学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中医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研究者而不是习惯上的研究对象，并且在“中医人类学”研究中，中医是以正常者的地位及心态去发现、研究、理解、欣赏自己的文化他者，中医在这里成为审视这些对象的“法官”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因此，不得不说中医人类学亦是中医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次革命。
2中医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框架
依照以上中医人类学的立学之本，必须明确的是，中医人类学不同于将中医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加以研究的中医文化学，也不同于源于西方以西方社会制度及生物医学作为准绳衡量其他文化中医学体系的做法。中医人类学所希望强调的是一种思维模式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转变，即“借用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并同时接纳中医体系及基本理念中看待、感受、体悟事物的惯习及方式。以此为基点再去看待其他医学体系的理论与方法，甚至包括所谓‘主流’的西医”。因此，中医人类学不同于惯常的人类学将目光投向“异域”医疗体系与疾病文化的理解，其研究理念有别于从前将中医看做“非主流”或“他者”的方法与实践，也有助于跳出人类学的“西方视角”，可谓在格局上是对传统人类学及医学人类学研究的颠覆，促进中医研究观念的革命。在此框架之下，中医人类学的研究旨趣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
2.1对中医“文化事项”与“社会事实”的研究
中医既是一种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与治疗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医重要的传统中国文化事项。中医的传承与阐释随着历史的演进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对中医的研究需同时考虑共时性与历时性因素，并在必要的时候加上结构性的解读。最应该强调的是对中医“主体性”的关注，囊括多个维度：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化”中医的研究，即从哲学、医理、诊疗技术、传授方式、机构格局等探讨随新社会发展变化与中医自身逻辑的演变，科学主义及现代工业思维对中医发展的影响；对海外中医传播特别是西学中医的研究，后者往往为海外/西方居民根据中医经典、借助当地文化资源、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创造的“中医”，其中就囊括了作为中医本身的各类“变体”，如欧美的西方中医、日本的汉方中医、本土经过现代化的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等 [4] 。因此，中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点在于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方式，通过长时间段的参与观察及深入访谈，建立完整、周详、细致和可靠的民族志描述，并通过在此之上的比较分析，反观及反思自我。
2.2对中医与其他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
与目前大部分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不同的是，该方向将以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为“主位”视角，通过人类学理念完成“自我言说”，为传统的由人类学家对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外部研究提供内部视角。简单来讲，便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研究，旨在以文献学及人类学参与性观察、深入访谈，对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医疗系统及相关人群的行为、观念连同其社会环境作整体观察，从主位的角度，将“他者”合理化，并对研究者所习惯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反思。研究对象可以是与民族医药系统或域外替代医学（如顺势疗法、正骨疗法等）互视，说“互视”是因为它们原本都是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在这里依次成为主体去研究对方。并且此举将大大丰富人类学研究的想象力、创造力，更可以将西方生物医学当作自己的他者，从世界观、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技术三个层次对原本的主流医学金科玉律进行发问，其研究视角转换的意义不亚于“女性人类学”的提出。
2.3对独特中医临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此方向也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但与医学人类学不同的是，中医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能为中医临床建立针对不同人种的“国别诊疗方法”，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地区居民发现的“中医知识”（如法国妇科针灸中的穴位新疗效）以及中医经络体系在他国国民身上应用的效果与偏差。此外，中医体质方向人类学视角可以帮助他们从外部来观看自己习以为常的临床观念及行为，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发明新疗法，建立新型的医患关系。同时，本方向集中关注其他民族医药体系的有关于体质的不同理念及临床诊疗活动，以期通过人类学方法及途径解决临床难题，特别是应用医学人类学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对中医走向世界也十分必要。
3中医人类学的学术创新之处
谈到中医人类学的学术创新，必须审视中医人类学兴起的基点——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人类学研究。贺霆 [5] 通过其数十年在法国及欧洲范围中医传播的研究，提出“中医西学”概念，意在表达西方社会存在的“根据中国经典医籍的描述，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顺应当地的社会需求所阐发出来的一类理论、技能以及相应的传承、传播系统”这样一类不同于中国古代及现代中医的独特形态。湖南中医药大学严暄暄 [6] 通过对中医药文化在英国传播的过程发现，在与异文化的传通互动中中医文化自身做出了适应性调整和改变，为中医药跨文化传通的良性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案例，其复杂性已超出医学领域。得益于前人丰富且立体的体验与观察，中医人类学的提出与建立，创新之处至少有三。
3.1“西式中医”作为中医研究新领域的发现
对西方社会大量的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证明，自20世纪初从法国开始出现一批独特的“中医”，是当地居民在与中国内地基本隔绝的情况下，根据中国经典医籍的描述，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顺应当地的社会需求所阐发出来的一类理论、技能，以及相应的传承、传播系统；其形态、传播方式及社会意义均不同于国内中医，故称其为“西式中医”（如英国的五行针灸，法国的产科针灸等），它已在西方自我传承了80余年。而在传播方式上，是从单向的“传”到双向的“学”之转变。而且不难发现，西式中医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相对于中国本土的中医而言是一个“文化他者”，最适合以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由于中医的文化内涵、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现代与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西式中医除了临床功能外，对西方居民更具有文化功能，因此特别值得社会科学家关注。
3.2东西方文化相互“凝视”的实践产物
人类学产生于西方，且在西方最为发达；但西方社会恰恰是最少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的西方出身及“异文化”研究旨趣。西方学者一直将非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理想的“他者”。当这门学问传到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也沿袭西方学者的口味研究中国乡村、中国少数民族，而不关心自己真正的“他者”——西方社会。因此，中医人类学给了我们“看见西方”的切入点，即对西方社会中医元素形态的研究。要做一个合格的中医人类学研究者，必须作为中医文化的资深持有者，深受其熏陶，这样才能在调查西方社会时具有天然的东方视角。前辈们对西学中医研究的成功经验、方法，可以引导中国人类学界对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开展大规模、有系统的社会文化研究，从伦理学、方法论及田野技术等方面完善现有人类学体系，最终建立独立的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学科。
3.3中国文化主体性视角的应用与尝试
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又在西方最为发达，但正因此却忽略了对西方社会施以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因为人类学诞生之初就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而自身则是社会与文化的“理想型”。中医人类学有别于以往习惯上以人类学视角对一种“非主流”医学的理解与研究，在西式中医的研究基础上其试图将经典中医的根本理念、方法、习惯、品味等作为主体意识及常态标准，去研究异于此的“他者”，即异于内地中医的海外中医特别是西学中医、异于原生传统中医的现代中医及异于中医体系的学研其他医学体系包括西医。中医人类学的目的不单止于实际应用，但凡可以通过超越临床效用、学识正统、科学理性等价值观，去发现、理解、欣赏上述“他者”在当时、当地的文化合理性以及对所在地区居民的意义的现象都可以纳入其研究范畴。中医人类学创设的初衷还在于打破人类学研究的西方视角以期达到人类学、医学及疾病理论体系研究的一元格局，获得“美美与共”的效果与境界。
4中医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自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中国人类学界的海外研究似乎并未真正开展，尤其与发达的少数民族及农民社会研究相比，海外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社会研究更显萎缩。中医人类学基于“西方中医”的研究涉及的是西方社会，而研究手段是人类学，乃发展人类学“中国视角”之必备。同时，基于前人所观察到的特殊西方中医文化传播特质，无疑让我们对西方此“他者”的存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中医人类学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互惠、互信的难逢机遇，更是派遣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学者去西方社会开展田野工作，完成西方描述，增添东方文化自信所必须。
4.1提升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国内政界、学界一般认为中医海外传播会发生“文化淡化”，但根据以往对西式中医的研究发现，中医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社会居民对不可能事物的想象。后者以自己平庸生活的反面创造出理想化的西学中医，成为解除西方后现代社会焦虑的良方及批判理性化、工业化弊端的利器；西学中医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以及对居民的意义与中医在其发源地“中国”社会的角色、功能及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例如，法国针灸协会及其下古典推拿分会、法国腊味爱中医学派、法国中国能量学习发展协会、法国仁表针灸学派、英国利明顿五行针灸学派、英国天干地支针灸学派、西班牙内经中医学派等流派的共同特点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其丰富的想象力，浓缩、夸张甚至重塑，其“中国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中国本土对中医的习得与承袭，因此可称之“文化浓缩”。同时，大多数西学中医业者不屑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受，他们的生命在哲学、文化、精神乃至宗教层面因学习中医而得到升华。在这些越来越多的个人生活得到升华、净化的同时，整体的西方文化与社会当然也得到改良；而这种改良不同于西医东传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动荡（包括延续至今的中西医之争），属于“和风细雨”、“沁人心脾”的变化，因此纯粹是“正能量”。西式中医对于欧美居民，其意义已远远超过防病治病，它同时承担着文化、社会、精神甚至宗教角色，运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可以理解西式中医对当地居民的意义，同时也是设计与开辟人类学医药文化海外民族志研究领域的机遇。
4.2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异文化传播
“西学中医”业者身为西方居民，却崇尚中国经典哲学观、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医的使用、传播过程中，对本国同胞很好地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中国文化更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由于传播者与接受者均属同一社会，故不会引起文化冲突。由此可发现，西学中医研究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值得利用的资源，热爱、精通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西方人能讲好中国故事，既可带动中医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且是主动的、直接的“西方人讲东方的故事”此种最佳的传播方式。同时，一批体制外中医业者积极学习、引进西式中医，他们在惊叹西学中医业者虔诚、执着的同时，重新发现传统中医及古老文化的价值，反思工业化、商业化对自己生活和生命的异化；这批中国的“西式中医”学习者、传播者正在成为社会风气净化的前卫。此外，中医在海外特别是在西方传播的瓶颈在于中药安全检测及移民压力，而中医人类学认为西药中医化与西学中医的结合则是一条中医走出去的蹊径，其理念创新之处在于让精通中医理论的西学中医业者将国内相关团队西药中医化成果运用于临床，通过主流学术刊物影响西医同行，举办专业培训使后者掌握中医辨证技术及中药四气五味等理论，运用于临床令某些西药如抗生素、降压药等的使用更精准、更个体，从而提高疗效、降低副作用。这种西药中医化方法乃是一种中药西方传播的“隐形”方式。
4.3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20世纪70年代起，部分西方社会居民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希望在东方智慧中寻找救世良方，主动俯伏在中医脚下。相反，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一直是我们学习、赶超的对象，在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医发生了“现代化”、“科学化”等变化，中国居民的文化自信心正是在中西文化的强烈对比与碰撞中逐渐失去。对此西式中医业者颇有微词，认为中国中医的现状是对传统文化的偏离；而相反，西学中医对“中国元素”的组合及应用出于西方居民自己的想象与创造，相对于中国居民及所习惯的中医是一类的“他者”，比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熟知的“西方他者”更为传统及古典，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可称其为“反向文化冲突”。当然，西方人的这种“推崇”源于他们自己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医在其中只是个被动的角色，明智的学者不会自欺欺人，将此当作中华文化复兴的证明。但是本土化的西学中医的存在，的确可以让我们依托本国中医对此开展人类学研究，成为深入了解西方社会文明的窗口与切入点；从而以宽容、理解及欣赏的态度与其对话，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幼稚的模仿者或大逆不道的异端，表现出长者、强者的风度，即谦逊友善的“文化大国心态”。
5结语
中医的根本特点是基于人类自然感官能力获得的以医学经验为主的经验加以系统化的结果 [7] 。无疑，中医人类学的提出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意义。中医学主张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可以补充生物医学话语的不足；已经开展的中医西学研究可为作为中国人类学界进军西方的一个“桥头堡”，以此进一步开展西方社会田野工作，寻找方法、建立理论、完善技术、训练队伍、积累经验，为今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西方社会研究作准备，同时也为擅长于批判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提供视角与实践。此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中医现代化提供反思及导向；以中医视角对生物医学的研究，为“中西之争”提供建设性话题，并为中医药走出去开辟蹊径；以中医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研究，为其开拓多元化发展道路。可谓，中医人类学体现出的是主体研究者特色、跨学科特色、文化特色及超前特色。
中国文化向西方社会的传播是“走出去”的关键，因为在目前西方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能成功走向西方就等于走向世界。在中医人类学的框架下，不仅仅要把西学中医当作是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工具，还需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西学中医传播中国文化进行研究，创立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中国“和”模式，即本土化的异文化传播：让当地居民自取所需、自由解读、自主传播，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魔咒。通过对海外中医特别是西学中医的研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范例，这种文化传播模式不仅为中国获取利益，也为世界带来安宁祥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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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伯英.人类学方法在中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1995,16(2):57-61.
[2]冯珠娣,艾理克,赖立里.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6):4-9.
[3]万霞,刘建平,艾艳珂,等.中医文化人类学[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8(7):674-677.
[4]吴凯.中医在欧美的创新[J].中医药文化,2018,13(5):24-30.
[5]贺霆.文化遗产辩:西传的针灸及其人类学意义[J].文化遗产研究,2013(第三辑):151-161.
[6]严暄暄.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医药跨文化传通[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6.
[7]严金海,郭春丽,刘婉.关于中医特点的再认识[J].医学与哲学,2018,39(3A):10-14.
原文标题为：发展“中医人类学”的必要性与意义，发表于《医学与哲学》杂志2020年第41卷第1期，63-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