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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届政府缘何要求“废除中医”
百家号18-03-0110:30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其实，无须美国“策划”，从历史上来看，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北洋政府一直坚持否定中医
在整个民国时期，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
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
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国民政府不许中医进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
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
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
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
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介石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老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
蒋介石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老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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