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
[转载]民国历届政府缘何要求“废除中医”
2019-1-30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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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届政府缘何要求“废除中医”

慕容芸嫣

百家号18-03-0110:30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其实,无须美国“策划”,从历史上来看,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北洋政府一直坚持否定中医

在整个民国时期,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

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

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国民政府不许中医进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

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

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

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

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介石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老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

蒋介石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老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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