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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声中谈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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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声中谈继承
在众多的名人、牛人、有权有势的人和各种媒体天天在喊、在大力提倡创新，创新又被纳入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条文、基金资助对象、职称提升标准的时候，一个无职无权退休的老朽，却不知时务地来谈论继承和传承，是如此地不协调。简直有点搞笑、滑稽。
先来说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宋斐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企业界和理论界有一个共识，认为日本松下的管理模式比德国和美国的管理模式更适合中国。于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派人去松下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日本人非常吃惊，说：“我们这套管理模式完全是照搬你们中国的‘宋式管理’来的，我们还没达到他的水平。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在当地研究你们自己的‘宋式管理’，反而漂洋过海来向我们学习？”问得代表团张口结舌。
1932年4月15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正式开办。生产著名的牴羊牌毛线。宋斐卿为总经理。他笼络了许多顶尖的人才：总工程师是国内呢绒技术权威张汉文；化学试验部主任是留学英国的原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公司人事部主任是心理学博士何清儒；广告部主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储揖唐。另外还有英国皇家学院的冯兰洲博士、血清专家杨少轩博士、农业专家王绍曾、纺织工程师马师尚等，东亚专门为这些高级人才盖了博士楼，为他们设立小食堂、派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薪水也大多高于经理。 值得一提的是，宋斐卿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他总结了“东亚公司主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实行劳资互惠，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他在大门山墙上挂着标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饭堂墙上写上“军事纪律、基督精神”。东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有民乐队、京剧团、歌舞团，还把全厂职工分成了36个运动队，包括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等，并规定每天必须定时训练45分钟。东亚甚至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了知名的保健大夫，职工患病可以去疗养，每个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修养。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凝聚力。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到东亚考察，对宋斐卿在职工福利上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斐卿的管理经验却不能传承和继承下来，宋斐卿也于1956年客死南美洲。时年才58岁。30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宋斐卿的管理经验为日本人继承了，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发明而扔掉的东西，从别人那里再学习。
第二个例子，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的遭遇。张培刚194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完成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经济学系最佳博士论文的威尔士奖，奖金的金额为500美元。
张培刚的这篇论文奠定了经济学界所称的“张培刚模式”的主要轮廓。它主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够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业掠夺农业的老路，而应当走工业和农业相辅相成的新路。它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张培刚的论文正是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奠基性的著作之一。
张培刚1946年回到武汉大学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以后，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工业是重中之重，梁漱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被批判了几十年。张培刚也不得不离开经济学，一会下放劳动，一会从事学校基建工作。在经济学界消失了30年。
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当时他正任校基建主任。又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而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参考了“张培刚模式”进行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向不得不又重新从国外引进。我们第一流的遗传学学者谈家祯、李汝祺、社会学的著名学者费孝通等的命运也不比宋斐卿和张培刚好多少。
看到以上这些例子，不禁使我们想到钱学森先生的叩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事实上，我们的大师在萌芽状态就被掐掉了，或者不让他们的思想传承。我们自己有著名的学者和权威，但是却不要继承、不要传承，几十年后，又来一个重头当小学生向人家学习。
利用政治权力，能够禁止一种学说传承和发展，前面的两个例子，就属于这一类。清朝初年，杨光先“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宣布西方天文学为异端邪说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吃的亏太多了。要想少走弯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上要开明一点，宽容一点，不要轻易禁止一种学说的传播，不要轻易封杀任何一种当时认为是“错误的”或不需要的学说或言论。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一些学说和言论失去传承，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情形。
联合国有一项措施，就是规定一些濒于灭亡的文化，采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是很有眼光的一项政策。这样，会使人类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如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那样，本来新生的东西，要置之死地，本来衰落的东西也要加快扼杀它，我们的学术、文化、企业，就会萎缩、贫乏、缺乏创造力。引起科学和文化上的痴呆症，或健忘症，变为白痴。
实际上，不管你是任何学术权威，你所拥有的知识，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继承别人的知识而来的，而继承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学习。可是 我们有一个禁止任何人学习的荒唐岁月，那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学校里是“越学越蠢”。学校教的知识是“九份无用一份歪曲的知识”。学习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有时要在业务书上盖一本《红旗》以作掩护来学习，否则有被戴上“白专”帽子的危险。
目下，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不过我们却陷入另一种盲目性，也许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盲目性和在科学文化上失掉传承和继承。这就是对创新的异乎寻常的亢进，而对继承和传承的萎缩。它的症状表现为：
在高等学校里，一无例外地重科研轻教学，把教员出论文、创收、上电视台、得奖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教学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有一段，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公然号召自己的学生退学创业，并且美其名说是走比尔盖茨的道路。既然教员不看重教学，学生也就不把学习当回事。似乎创新和科学上的成功，无需扎实的基础，无需继承已有的知识，而是靠凭空遐想得到的。这恰好是“在学校里愈学愈蠢”的另一种翻版。
在研究单位，自从有一个著名的“创新工程”之后，驱动众多的研究人员主要任务就是生产论文，而忽视学习和吸收别人已有的成果和经验。把年龄大的研究人员入另册。对年轻的研究人员实行工资与论文挂钩的工资体制，美其名曰绩效工资，有的领导人公然说：对研究人员要两年考查一次，“成绩不理想的，就要让他走人。”他们所说的成绩，就是论文数。
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全社会蔑视知识。以至于我们有的抓抗震的官员分不清震级和烈度，有的理工科博士生导师不懂微积分，有的院士写的教科书中包含基本概念错误，没有看过卡松的《寂静的春天》的院士奢谈环境保护的思想的历史。他们都混得很好。于是，我们的教授、博导、院士的学问变得都不可信。在论文挂帅的政策下，我们的材料科学的论文数量居于世界的前列，可是我们许多先进材料却过不了关，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俗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是这些以往被视为科技界最为神圣的头衔坍塌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文盲民工的工资处于同一级别上。我们可以说：“看来知识真的是无用了”。
一般说，一项研究和一项政策，十年便可以看出眉目来了。“创新工程”实施已经有十多年了，如果它真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政策的话，我们应当看到会出现若干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国家级科技奖的得奖项目没有一项是新近完成的，自然科学一等奖频频空缺。我们唯一看到的成果却是我们的的论文数量的排名从2000年的全球第8，2007年跃升到全球第2了。我们的博士生数量也已跃升到全球第一了。
我们的教训是：
1.科学是要传承和继承的，而我们一而再地蔑视学习、蔑视前人的知识。这种不学习前人知识基础上的创新，要么是胡来，要么是重复前人已有的结果，只不过换个名堂而已。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不缺少创新，缺少的是科学。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包括“创新工程”都是创新，可是都不科学，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2.要学习前人的知识，就需要尊重前人，尊重老专家。我们一代一代地号召“新专家”去批判老专家，去取代老专家，去换血，不许老专家的知识往下传承。致使许多世代积累的知识失去继承，一次次需要重新从国外引进。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讲到为了推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必须有“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而我们许多分支学科的失传恰恰是因为不允许这些学科的老专家教学和发表文章。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科学技术界的头等大事。就是说谁最有知识，谁是真正的人才，我们就尊敬他，给他更多的发言机会。希望这些口号不要为金钱至上、权势至上所取代，即是说谁有钱、有权，便有更多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宋斐卿传摘录 http://thj30.bokee.com/6114692.html
[2] 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中国历史-东南网 http://www.fjsen.com/q/2010-02/01/content_2727455_2.htm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9472-325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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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宋斐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企业界和理论界有一个共识，认为日本松下的管理模式比德国和美国的管理模式更适合中国。于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派人去松下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日本人非常吃惊，说：“我们这套管理模式完全是照搬你们中国的‘宋式管理’来的，我们还没达到他的水平。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在当地研究你们自己的‘宋式管理’，反而漂洋过海来向我们学习？”问得代表团张口结舌。
1932年4月15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正式开办。生产著名的牴羊牌毛线。宋斐卿为总经理。他笼络了许多顶尖的人才：总工程师是国内呢绒技术权威张汉文；化学试验部主任是留学英国的原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公司人事部主任是心理学博士何清儒；广告部主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储揖唐。另外还有英国皇家学院的冯兰洲博士、血清专家杨少轩博士、农业专家王绍曾、纺织工程师马师尚等，东亚专门为这些高级人才盖了博士楼，为他们设立小食堂、派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薪水也大多高于经理。 值得一提的是，宋斐卿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他总结了“东亚公司主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实行劳资互惠，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他在大门山墙上挂着标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饭堂墙上写上“军事纪律、基督精神”。东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有民乐队、京剧团、歌舞团，还把全厂职工分成了36个运动队，包括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等，并规定每天必须定时训练45分钟。东亚甚至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了知名的保健大夫，职工患病可以去疗养，每个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修养。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凝聚力。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到东亚考察，对宋斐卿在职工福利上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斐卿的管理经验却不能传承和继承下来，宋斐卿也于1956年客死南美洲。时年才58岁。30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宋斐卿的管理经验为日本人继承了，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发明而扔掉的东西，从别人那里再学习。
第二个例子，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的遭遇。张培刚194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完成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经济学系最佳博士论文的威尔士奖，奖金的金额为500美元。
张培刚的这篇论文奠定了经济学界所称的“张培刚模式”的主要轮廓。它主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够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业掠夺农业的老路，而应当走工业和农业相辅相成的新路。它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张培刚的论文正是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奠基性的著作之一。
张培刚1946年回到武汉大学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以后，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工业是重中之重，梁漱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被批判了几十年。张培刚也不得不离开经济学，一会下放劳动，一会从事学校基建工作。在经济学界消失了30年。
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当时他正任校基建主任。又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而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参考了“张培刚模式”进行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向不得不又重新从国外引进。我们第一流的遗传学学者谈家祯、李汝祺、社会学的著名学者费孝通等的命运也不比宋斐卿和张培刚好多少。
看到以上这些例子，不禁使我们想到钱学森先生的叩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事实上，我们的大师在萌芽状态就被掐掉了，或者不让他们的思想传承。我们自己有著名的学者和权威，但是却不要继承、不要传承，几十年后，又来一个重头当小学生向人家学习。
利用政治权力，能够禁止一种学说传承和发展，前面的两个例子，就属于这一类。清朝初年，杨光先“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宣布西方天文学为异端邪说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吃的亏太多了。要想少走弯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上要开明一点，宽容一点，不要轻易禁止一种学说的传播，不要轻易封杀任何一种当时认为是“错误的”或不需要的学说或言论。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一些学说和言论失去传承，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情形。
联合国有一项措施，就是规定一些濒于灭亡的文化，采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是很有眼光的一项政策。这样，会使人类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如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那样，本来新生的东西，要置之死地，本来衰落的东西也要加快扼杀它，我们的学术、文化、企业，就会萎缩、贫乏、缺乏创造力。引起科学和文化上的痴呆症，或健忘症，变为白痴。
实际上，不管你是任何学术权威，你所拥有的知识，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继承别人的知识而来的，而继承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学习。可是 我们有一个禁止任何人学习的荒唐岁月，那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学校里是“越学越蠢”。学校教的知识是“九份无用一份歪曲的知识”。学习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有时要在业务书上盖一本《红旗》以作掩护来学习，否则有被戴上“白专”帽子的危险。
目下，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不过我们却陷入另一种盲目性，也许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盲目性和在科学文化上失掉传承和继承。这就是对创新的异乎寻常的亢进，而对继承和传承的萎缩。它的症状表现为：
在高等学校里，一无例外地重科研轻教学，把教员出论文、创收、上电视台、得奖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教学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有一段，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公然号召自己的学生退学创业，并且美其名说是走比尔盖茨的道路。既然教员不看重教学，学生也就不把学习当回事。似乎创新和科学上的成功，无需扎实的基础，无需继承已有的知识，而是靠凭空遐想得到的。这恰好是“在学校里愈学愈蠢”的另一种翻版。
在研究单位，自从有一个著名的“创新工程”之后，驱动众多的研究人员主要任务就是生产论文，而忽视学习和吸收别人已有的成果和经验。把年龄大的研究人员入另册。对年轻的研究人员实行工资与论文挂钩的工资体制，美其名曰绩效工资，有的领导人公然说：对研究人员要两年考查一次，“成绩不理想的，就要让他走人。”他们所说的成绩，就是论文数。
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全社会蔑视知识。以至于我们有的抓抗震的官员分不清震级和烈度，有的理工科博士生导师不懂微积分，有的院士写的教科书中包含基本概念错误，没有看过卡松的《寂静的春天》的院士奢谈环境保护的思想的历史。他们都混得很好。于是，我们的教授、博导、院士的学问变得都不可信。在论文挂帅的政策下，我们的材料科学的论文数量居于世界的前列，可是我们许多先进材料却过不了关，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俗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是这些以往被视为科技界最为神圣的头衔坍塌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文盲民工的工资处于同一级别上。我们可以说：“看来知识真的是无用了”。
一般说，一项研究和一项政策，十年便可以看出眉目来了。“创新工程”实施已经有十多年了，如果它真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政策的话，我们应当看到会出现若干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国家级科技奖的得奖项目没有一项是新近完成的，自然科学一等奖频频空缺。我们唯一看到的成果却是我们的的论文数量的排名从2000年的全球第8，2007年跃升到全球第2了。我们的博士生数量也已跃升到全球第一了。
我们的教训是：
1.科学是要传承和继承的，而我们一而再地蔑视学习、蔑视前人的知识。这种不学习前人知识基础上的创新，要么是胡来，要么是重复前人已有的结果，只不过换个名堂而已。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不缺少创新，缺少的是科学。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包括“创新工程”都是创新，可是都不科学，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2.要学习前人的知识，就需要尊重前人，尊重老专家。我们一代一代地号召“新专家”去批判老专家，去取代老专家，去换血，不许老专家的知识往下传承。致使许多世代积累的知识失去继承，一次次需要重新从国外引进。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讲到为了推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必须有“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而我们许多分支学科的失传恰恰是因为不允许这些学科的老专家教学和发表文章。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科学技术界的头等大事。就是说谁最有知识，谁是真正的人才，我们就尊敬他，给他更多的发言机会。希望这些口号不要为金钱至上、权势至上所取代，即是说谁有钱、有权，便有更多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宋斐卿传摘录 http://thj30.bokee.com/6114692.html
[2] 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中国历史-东南网 http://www.fjsen.com/q/2010-02/01/content_2727455_2.htm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9472-325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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