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科学研究而言，在取得实际的能力过程中，我们首先接触的是早期的理论形式。从高中阶段的文字性语言论述，简单的代数方程论述，以及平面几何、三角函数的公理化论述。这个理论体系实际上是现代科学创立前的理论形式。
在大学时代，由浅入深，接触的是经典理论（主要表现为公理化论述）。这个理论体系一直延续到研究生教育。
一般的，在研究生阶段，会多少的接触到现代理论（普遍接受的理论，主要表现为抽象化论述））。
但是，一旦要开启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就会接触到形式各样的现代理论（研究中的理论，抽象化的，或是可争论的，或是可反驳的）。
因此，科学理论在现实的世界中表现为：1）初等形式；2）经典形式；3）现代形式；4）研究性理论形式。
就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过程来看，一个合理的区划是：把“初等形式、经典形式、现代形式”全部的归纳为“传承性理论”。
就建设科学大国而言，我国目前面对的实际问题是：如何看待“研究性理论形式”。首先，就要把“研究性理论”作为一个类别与传承性理论区别开来。
这个区分是必要的。用传承性理论来解决具体论题的研究可以划入“应用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需求，寻求在“无争议”理论基础上来解决问题，它以“普遍”的合理性作为基础，是科技研究中的主流。这种“普遍”性的理性基础就是“传承性理论”。
因此，高等教育，能够在短时间内以非常快的速度和非长大的规模推动“应用性研究”。这项工程我国高校基本上是完成了。
由于各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类似的，而发表论文的主体是研究生，因此主导期刊的论文是“应用性研究”。在以发表论文为基调的评价体系下，以排它性的姿态否决了“研究性理论”【形式各样的现代理论（研究中的理论，抽象化的，或是可争论的，或是可反驳的）】。
但是，目前的风气，尤其是对于诺奖的渴望，把科学研究的目光导向“研究性理论形式”。
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也认识到，要建立科学研究大国，需要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这样，逻辑上的必然就是：推动“研究性理论”的理论出现和发展。但是，我们面对巨大的思想困难。
（一）：在简单的使用“传承性理论”来作为判据依据时，一般的是给出对于“研究性理论”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哲学本质是“形而上学”式的否定（形式逻辑性否定）。
（二）：在简单的使用“实验依据”来作为判据依据时，一般的也是给出对于“研究性理论”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哲学本质是“经验主义”式的否定（因为实验往往滞后于理论，这依然是形式逻辑性否定）。
（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风气是以“专家意见”来作为判据依据。无论是给出肯定意见还是否定性意见，这种评判是“主观主义”的，在哲学本质上是“形而上学”式的。
以上3类评价的优点和缺点是科学界所了解的。因此，在实际的现实中，一般是综合使用的。
本博文要论述的是：对于具体的科学理论研究者，他应该采用的判据为何呢？
对于具体的研究者，如果简单的使用“传承性理论”作为判据。那么他的研究本身就被自己否定了。如果简单的使用“实验依据”作为判据，一般的没有相应的（理想的）实验。如果征求“专家意见”，几乎是否定性的，至少是可争议的。
因此，作为个体，他能够寻求的“坚实理论和实验依据”只能是间接的，而且是历史性的。从哲学上看，他唯一的依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传承性理论和各式各样的（可能是相互否定的）研究性理论。
也就是，他只能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以及科技文献的大海中捞取所需的论据和事实依据，而且要用所捞取的论据以逻辑严密性的论述来展开他的研究结果（严格的形而上学形式）。
在严格的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时，他的研究信念才能坚定；只有在广泛的吸纳传承性理论和研究性理论的基础上，他才能完成对于论据的捞取和整理，从而形成严密的逻辑性体系（公理化式推演体系）。
他对于自身理论正确性的信念取决于对于现有理论、文献等实际材料的消化程度和逻辑性推演的正确及严密程度。
概括的说，科学理论创新，起点是对于现有理论的批判性视角，而整个的研究过程是对于自身思想产物的严格批判，而研究结果就是对于这种双重批判所得结论的逻辑性论述和展开。
现实世界中，在科学理论研究中取得一星半点研究结果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取得系统性的研究结果则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科学理论创新是基于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以及科技文献的大海，也是基于“传承性理论”和“研究性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下的思考和推演，因此，中老年科学研究者是具有优势的。
但是，社会媒体上热衷的是“天才式”的青年，因此，推动了巨量的研究者以现实主义的哲学观来展开科学研究，在叠加上实用主义观以后，其结局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止步于科学理论创新的大门之外。而是徘徊在“应用研究”的表层结构之上。
概括起来，科研人员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应用研究”。而第二个阶段是在批判性观点下对于“理论性研究”的理论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对于自身理论观点的批判性研究。这个过程未必会导向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的发现或系统性论述，但是，局部性的理论性发现，或是局部论题上的系统性论述，则是常见的。
然而，如果后续的一代科学理论研究者无视老一代研究者在第三阶段的研究结论，则这条科学研究传承的路就被中断了。这种中断的本质就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修养。
总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修养的直接后果就是主动的抛弃前人的科学传承，从而只能是无所作为。
因此，我国科学界应该主动的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办理期刊和科技出版，使得我国科技期刊以及科技出版成为科学传承的主流载体，而不是名利场舞台。
期刊和专著是科学研究的战略性导向媒介体。我国理所当然的应当基于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建立自身的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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