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8年10月，我被南京大学录取，幸而走进地质学的大门。如今我已经退休，还是热衷于野外地质考察与地学探索，用朋友的话说：拿着退休工资干着在职的活儿还天天刷存在感。说起走进这地质学的大门，当年那些“意外”的波折和偶然因素的碰撞让一个爱好文学的农村青年成为了自由的地学探索者，那些片段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四十年的岁月蹉跎仍然无法抹去，历历在目的场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的家乡现在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南荒村。赤峰这个地方在解放初期属于热河省，后归入内蒙古自治区。文革开始后到1981年以前，我老家的这个自然村的行政隶属称谓是辽宁省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牛家营子公社南荒大队火石沟小队。我的父母乃至祖上都是农民，据我父亲说我们十代以前从山东莱州逃荒到口外（闯关东？我弟弟指出：从时间上看二百多年前应该不是闯关东，可能是放垦。我查不到确切资料，再加上祖上十代都是文盲和到处颠沛流离的命运，也无法肯定是放垦了。总之祖上应该是逃荒过来的。2018.09.05特此说明），直到我爷爷这一代才定居于我的出生地—火石沟，我也成了祖上十代以来的第一个读书人。我就生在这样的家庭中，承载了十代人的读书希望。那时几乎每个生产大队（即后来的村）都有小学和初中学校，然而，在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本来就落后的农村中小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甚至升学都不考试了。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小学还是中学，每年都有一个月的农忙假和一个半月的暑假，这两个假期中小学生都必须回生产队随大人一起参加劳动。每到假期我要么下田与大人们一起拔草耪地，要么上山与牛羊官一起放牧。幸运的是，我们升高中那年意外地因全国教育“回潮”而采用考试入学，我就考入了仅仅存在不到十年的土城子中学，那可是当年喀喇沁旗最好的中学。尽管我们那一届同学在高中两年半时光中实际上课不到两年，而且很多课程（特别是数理化科目）都没有学完，但当时有一批因“成份不好”等因素下放到土城子中学任教的优秀教师，他们在不公的命运中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那所农村中学，让我们成了少数的幸运儿。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很自然地回乡当了农民，不满十八岁的时候就被大队领导任命当了一个季度的生产队长，1976年秋季开始受大队领导请求，在刚成立不久的南荒学校（九年一贯制）当民办教师，主要为初高中学生讲授物理学、数学等课程。每当其他老师临时有事时，我就经常客串讲授语文、体育等课程，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科教师。当然，民办教师身份仍是农民，仅仅分工不同，报酬是在原生产队计全勤工分，放假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而经济上唯一的好处是每月有5元钱的教师补贴。别小看这每月5元钱的补贴，有时比生产队的工分收入还多（不是玩笑啊）。重要的是，这不到两年的从教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种非常好的磨炼，我向老教师学习并尝试各种方法改进教学，为后来成为合格的高校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7年10月中下旬（记得已经开始穿棉衣了）我们才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即将恢复全国高考，当年12月考试。在我们南荒大队，以前也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通过“推荐”幸运地成为“工农兵”学员，而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敢想还有上大学的机会。听到高考的消息我有点不敢相信，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个机会让自己飞出农门了，而紧张的是只有一个多月就高考了，别说看什么复习资料，就连填写准考证所要求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都没有。在报名截止前一周，我和我的初中同学兼同事国玉兄一起，在星期日凌晨三点钟出发，穿着棉衣棉裤和棉布鞋步行30多千米，走了五个小时才赶到赤峰城里，一大早找到那家照相馆拍摄了照片，要求加急下午取照片。拍照完毕我们就又在赤峰城里到处乱逛了几个小时，中午在小饭店吃了点面条，下午终于拿到照片，于是大踏步地往回赶，那可是真正的急行军啊！等赶回南荒学校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有几位家在外地的老教师在集体宿舍里等待着我们的归来。我们两人用了近20个小时，来回路程加上在城里到处跑，总计大约走了80千米，汗水虽然没有湿透了棉衣，但人却已经非常疲乏，真想躺在炕上立即睡去。然而，看到伙房的水缸里没有水，虽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疼痛但我们作为最年轻的教师不能推脱义务，仍然坚持摸黑相伴去五六百米之外的水井挑了两趟水。我们幸福地瘫躺在集体宿舍的热炕上，脸上挂着笑容进入了梦乡：终于将报考最重要的照片拿到手，而且还不耽误第二天上课，当时确实有点小小的自豪感。
1977年12月中旬，我参加了辽宁省统一招生考试。因崇拜鲁迅而爱好文学，我报考了文科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校不定。当时一共考四门课：数学、语文、史地、政治，都是百分制计分。辽宁省实行的是“大中专”一条龙录取，号称“一张考卷定终身”。考试成绩因保密而不公布，分数线具体多少也不知道，仅仅公布上大专线和中专线的考生名单，获得大专录取资格的考生如果未能被高校录取还可以被中专学校录取。好像是放寒假前夕的1978年1月份由公社教育组传达录取上线名单，只有上线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体检。记得当时我们公社考生有11人上大专院校录取线而去喀喇沁旗所在地锦山镇参加体检，其中我和下一届的校友孙同学上了文科录取线，其他的都是理科。更多的考生到达了中专录取线。到旗医院体检过程中大家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怕体检不过关被刷掉而耽误了大好前程。体检时好像表格很简单，都是由体检医生填写表格并签字，但体检结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看体检是否合格，医生说“没有毛病”，我看表格上当时没有盖公章，到底检查的内容啥样算合格？我根本不知道。
虽然经过了体检，当时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更不知道会否被什么学校录取。可到了春节后的1978年春天，大专院校的其他10人都收到录取通知书先后奔赴各自的高校，唯独我没有任何消息。马上中专录取通知就要下来了，教育组老师征求我的意见，问是否愿意上中专？我当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鉴于我肯定要走了，南荒学校在开学之前找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代替我做民办教师。可是从三月初开始到三月底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学生都先后入学，我却始终没有见到录取通知书。我的父亲和我一起从公社教育组问起，然后到旗教育局，最后到四月下旬由亲戚帮忙人托人找到昭乌达盟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位负责人。他告诉我说成绩很好，特别是语文很棒，本应上个好大学，但由于体检表上写着三种病：“鼻炎”、“高血压”、“血管扩张”，就失去包括中专在内的任何上学的机会了。我虽然不懂医学，但绝不相信自己有这些毛病，因为体检时医生说没毛病的。于是我要求看体检表，但那位领导说不能让我们看具体的体检表和考试成绩，因为组织要求保密。他对我父亲说：“你不能让我受处分丢了工作吧？”。
我父亲说他想继续上访，那位领导做出无奈的表情，然后耐心地开导我们：
“你们手头没有任何根据，也不能用我告诉你们的理由去上访，谁会理你们呢？即使最后发现你成绩很好又会有哪个学校录取你呢？毕竟77级学生早已入学上课了。据我所知，今年六七月份又有高考了，根据你现在的水平，应该马上准备1978年的高考…我建议你改考理科，语文成绩好就不用复习了，因为再复习也长不了几分，而数理化马上复习，两个月可以提高一大截…”。
我们父子愤恨而无奈地从赤峰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花了六七个小时，一直弄不明白到底是有人故意在体检表上写上疾病还是有其他不知道的原因，反正我当时的大学梦黄了。以前推荐上大学时我们没有机会，能去的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或者身份特殊，在农村称其为“走后门”。我当时的感觉是：我没有条件走后门上大学，可是当高校的大门正式打开时，我却被不明原因硬生生地挡在了门外。多年后我才有所醒悟：那样的“三种病”根本不会导致我不被学校录取，也许那位领导根本没有或者无法告诉我们真相，而我作为农家子弟的身份、不错的高考成绩和报考文科可能才是导致我成为受害者的重要因素。到底是谁替我上了77级的大学？具体原因始终无法自己弄清楚，也没有必要去追究了。
回家后我的父母与我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最后只好听从那位招生办领导的建议，赶快抓紧时间复习。
因为已经有人代替我上课，我暂时不再去学校上班，村里有人就笑话我说：“大学不是想上就上的，啥人有啥命。没有那个命硬去碰，结果连民办教师都考丢了…”。当时南荒学校的老师们都为我鸣不平，支持我再次报考，而原来给我们讲授初中语文的张志明老师当时已经在公社教育组负责招生等工作，对我帮助很大。张老师给我弄来一本77年高考的各省试题集，我尝试着将那些题目都做了一遍，当然有不少根本不会做。自己手头也没有复习资料，以前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也没有学完，我就自己拿着不全的课本自学。尽管效率很低，但总有收获。那年张老师家正好在村里盖房子忙不过来，经南荒学校领导批准就让我替他做代课教师的夫人到学校为一年级小学生上课，并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同时也避免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太累了影响复习（那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是长年劳作的）。当时代课教师工资是每月37元，我于五月和六月在学校讲了两个月的课，课余时间自己复习（张老师将两个月的工资全部给了我，那可比当地农民一年的收入还多啊）。当时南荒学校的校长于老师也高兴我去上课，还利用周末骑自行车驮着我去公社教育组报名填写志愿。他告诉我：如果1978年再考不走，他就向上级要求让我再回到学校教书，争取正式入职成公办教师，而非民办教师。
到公社教育组报名时，张老师建议我改一个名字，以免体检等环节被人破坏。于是我就偷偷地改成现在的名字：吕洪波。我当时的想法是：狂风暴雨下的洪水倾泻而下必然冲出山沟而流向江河，最后奔入大海，我就如那洪水上泛着的波浪随着洪流汇入更广的水域。当时除了张老师外，没人知道我的新名字，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因为是考前填写志愿，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考啥样，于是拿着报纸上的高校名单挑选好久才将志愿填写完毕。当时允许每人填写5所重点院校和5所普通院校，我在重点院校列表中随便抄写了五所大学（忽略北大和清华），而在一般院校中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填写完毕，专业都是物理系，最后才在“服从分配”一栏打钩。因为当年大中专分别考试，我随后又填写了中专志愿。放弃了文学梦想，我当时的基本想法是：只要跳出农门不再为吃穿发愁就行。
七月份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又备考了半个多月，有时我的一个表弟也来我家与我一起复习，我通过给他讲解而巩固了自己的知识。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们在牛家营子学校参加了高考。因为是暑假，张志明老师将自己在公社教育组的宿舍让给我住了几个晚上，我每天早晨起床后不吃东西就奔赴考场，考完后在学校附近饭店或供销社买点东西吃，下午接着考试。
高考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每门两小时，先后考了政治、物理、数学、化学和语文，都是百分制。最后一天下午的外语因为是参考分而且我也没有学过英语，就放弃了。这次考试我一点也不紧张，而且头脑非常清醒：凡是学过的基本上都会做，凡是没学过的就直接放弃，每门考试我都提前完成答卷后出来放松。其中最有趣的是数学，将会的题目解答完毕后刚好一个小时，而不会的也根本没学过，在那坐着没事干就算起分数来，一算吓一跳，才63分，要是政治答60多分对我来说是正常的，因为没有资料参考，而作为主科的数学才63分实在不应该，但也没办法，谁让高中的课程没学完呢？最轻松的是语文，其中最大的惊喜是没有命题作文。因为语文一天也没复习，更没有提前准备作文，所以一打开考卷就首先关注一下作文题目。幸运的是这次作文出的是缩写邓小平的讲话—“速度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一下就放松了。心情舒畅，答题就很轻松，将其他问题回答完毕后很顺利地就将作文改写完毕。整个试卷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检查一遍后轻松地走出考场。考场外的很多老师都认识我，看我这么早就出来了赶忙上前问：“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别少答一页纸啊！”获得我的满意答复后他们都乐了，都说我肯定进重点高校。
参加完高考后我接着参加了中专招生考试，为自己多准备了一条出路。
为了防止有人再次破坏，高考完成后的八月份我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时只字不提考试的事，别人问我考得如何，我就说考得不好，很快全大队的人都知道我这次又完了，有人为我惋惜，也有人偷着乐。
1978年是全国统一考试，而且文理科采用同样的卷子。更重要的是，一切成绩和材料都公开，这为很多如我一样的普通百姓子女增加了一层保护。
成绩出来后张老师第一个告诉我，全大队的人都不知道我又考上了，因为他们没听到有我的名字。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还真的不错，在全旗理科考生中，除了一个老三届的大龄考生外我的分数是最高的（371分）。数学果真如我计算的一样只有63分；政治也不高，只有66分，但我只靠看学校订的报纸考及格就很满意了；物理比较满意，考了85分，凡是学过的都答对了；化学还可以，得了80分，化学实验类题目没做过也就只能放弃了；最满意的是语文，一天没复习还得了77分，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分数了，为此我还多次对自己没有报考中文系而惋惜过。
我悄悄地拿着通知单再次到旗医院体检，因为信息公开，体检合格后我自己看见体检单上盖上了公章。体检完成后张老师告诉我他们安排生产大队政审时众人才知道吕洪波就是我，政审也顺利过关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还多少有些担心最终能否上大学，除非我走进某某大学的大门，否则我不敢对外声称已经肯定上大学了（随时准备事倍功半啊）。
最终我被以前毫不了解的南京大学地质系放射性地质专业录取，尽管我在填写志愿时抄写了南京大学的名字，但专业选择的是物理系，看来最终的“服从分配”起到了关键作用。拿到通知书已经是九月份了，全家人和亲属们都为我高兴，而南荒学校的同事们和大队干部等都祝贺我考上南京大学，村民中邻居们见面也都是称赞和祝贺。当然，也有个别期待着看我笑话的人酸酸地说：“没想到被这小子骗了，一直说考砸了，却悄悄地上了名牌大学，这下子远走高飞了，祖坟埋得好…”。
1978年10月中旬，作为一个逃荒家族后裔中连续十代文盲后的第一个读书人，在高考的路上经历了些许波折后，终于在很多人的帮助下通过不懈努力走进南京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我的地学生涯。青少年时在农村种田、放牧和教书的经历不仅培养了我亲近大自然的能力，也为我成为合格的地质学家（毫不谦虚啊）和学生喜爱的高校教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一次高考的“意外”暂时搁置了我的文学梦想，却也让我走上了探索自然的自由之路。
四十年前，我们那里农村因为干旱经常歉收，有时生产队一年到头的净收入是负数，所有人都白干，歉收年要靠政府拨救济粮（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度日；而家里的自留地即使有好的收成作为补贴也可能在秋收前被别人偷走。我将高考的异常“落榜”当成又一次歉收抑或是自留地种瓜被别人偷走，作为农民下一年还得坚持种地！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种心态：随时准备着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凡事先付出再说，只要辛勤耕耘本身就是快乐，哪怕颗粒无收也能淡然处之。这种心态让我一次次战胜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成为一个勇敢的斗士，一个坚强而豁达的学者。
当年那些“意外和偶然”的磨难，已经在各种机缘巧合中造就了今天的必然！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感谢南京大学这个地质学家的摇篮！当然，在感恩大自然厚爱的同时也应该感谢当年的磨难！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十年的地学人生没有让我大富大贵，但无论在物质享受还是精神追求层面上看我已不再贫穷！我也因此一直奋斗并快乐着：只要砥砺前行，磨难就是财富；只要学有所用，奉献就是成功！
谨以此文纪念南京大学入学四十周年！
2018年09月04日于黄岛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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