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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开放科学解决气候、环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共识。开放获取是开放科学运动最核心的内容，被认为是未来学术信息开放共享的主流趋势。近年来，开放获取蓬勃发展，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在挑战甚至超越着传统的订阅出版模式，但关于开放获取是利是弊的讨论也持续不断。不同的国家、地区、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等在开放获取运动中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获得学术传播的净收益，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全球开放获取的现状及其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均衡
人们对打破学术信息获取障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0世纪90年代，预印本平台出现，开放获取理念开始逐渐兴起，并于21世纪初在“3B”宣言发表后得到广泛推广和认可。从这时起，以欧洲地区为引领，开放获取在全球快速发展，国家、地区、学术机构、行业学会及协会、基金和资助机构等层面的政策、指南、实践、基础设施建设等不断推陈出新。2021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开放科学建议书》，更是从国际层面助推了开放获取的发展。传统的国际出版商对开放获取的态度从开始时的消极应对转变为积极拥抱和推动，它们制订开放获取的出版转型政策，签订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并购新兴的开放获取出版平台或机构，扩大开放获取期刊的合作数量，以确保自己在新型学术出版生态中继续维持话语权、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公众对开放获取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数据显示，2022年8月，DOAJ收录的开放获取期刊超过1.8万种; 2021年, Web of Science(SCI/SSCI/ESCE/A&HCI)数据库内的发表开放获取论文的期刊数量超过1.8万种, 当年发表的开放获取论文的占比为50.3%，已超过该数据库当年发表的订阅论文数量，全球金色开放获取论文数量持续增长，成为开放获取的主要驱动力。
开放获取涉及众多的参与方，包括公众（含企业等）、政府、学术机构（高校和研究院所）、出版机构、图书馆、行业学会及协会、基金资助机构、研究人员（包括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等，这些参与方都可以称为开放获取的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在开放获取生态系统中有着天然的利益博弈关系。其中，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出版机构、行业学会及协会、图书馆作为学术社区，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
利益相关方责权利的均衡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阐释：横向指不同的国家、地区、学术机构、出版机构、资助机构、研究人员等相同身份相关方之间的合理均衡，彼此之间有着外部竞争性和差异性；纵向则是指开放获取利益相关方内部的不同角色分工和利益诉求的合理均衡，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部竞争性和协调性。之所以说相对合理均衡，是因为影响开放获取的因素多且复杂，很难实现绝对、静态的理想均衡状态，只能维持一个动态、相对公平的状况。任何一个维度的博弈失衡，都会损害某个或某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导致开放获取发展的畸形或是带来严重的问题。下文分别从横向博弈和纵向博弈两个维度来阐述开放获取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关系。
开放获取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逻辑关系图
2 各利益相关方在开放获取中的横向博弈策略
横向博弈是指具有同等身份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即“同行”博弈，这类博弈多表现为外部竞争、非合作博弈。“同行”之间的差异可能比较显著，但都希望自己在开放获取中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经济社会收益。它们会根据各自的发展战略及资金、技术、人员等资源禀赋，系统地分析全球开放获取的大势，研判自己以什么样的策略推进开放获取的发展，综合测算开放获取的投入产出效益，制订政策和标准规范，建设基础设施，开展教育、培训、激励和评价活动，为实践提供战略支撑、政策引导和具体的人财物支持。科研、教育、经济水平等综合实力越强的利益相关方越占优势。
2.1 国家或地区之间
为了汇聚国际国内的优秀学术资源，不断提升本国的科技竞争力，各国着重强调开放出版和知识获取，纷纷抢夺开放获取的主动权和引领地位，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本国在全球学术出版体系中的谈判能力。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22年发布了新的政策指南，要求所有机构须不迟于2025年12月31日全面实施公开获取政策，消除12个月的访问时滞期限制，而且使用“public access”一词，而不用“open access”，以显示自己的独立体系。印度宣布从2023年4月起实施“一国一订阅”倡议，在印度开放科研论文和期刊出版物；荷兰选择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实施金色开放获取模式；英国政府要求受资助的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存储到高校知识库中，或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法国支持非营利性的钻石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日本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开发并管理着J-STAGE日本电子期刊科技信息平台，平台上有3200多种期刊，超过90%的文章可免费获取。
在地区层面上，多个区域的战略联盟将开放获取视为提升科研协作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目前的着眼点为区域开放获取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强制性政策的制定上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经济发达但增长乏力、创新不足的情况，欧洲认为增加科研、创新方面的投入是摆脱经济发展困境、促进就业及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大力推进开放获取战略。为确保欧洲在开放获取上占据全球的领导地位，欧盟提出了“地平线2020”、S计划、开放研究出版平台(the open research Europe publishing platform, ORE)等建设计划, 推进着开放获取的发展。非洲(非洲期刊在线)、拉美地区(Ameli CA科学期刊网络)也有契合本地区情况的开放获取发展战略和实践。
2.2 学术机构之间、资助机构之间
各学术机构(大学、科研院所等)、资助机构(国家或区域基金、公益或慈善基金、个人基金、企业资金等)的“同行”之间围绕着科研投入产出比、科研竞争力评价、学术声誉等核心诉求，通过制订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来加快推进开放获取的发展，突出自身的开放获取创新能力和学术显示度及影响力，为公共科学做贡献。
首先，部分学术机构建设并运营着自己的知识库绿色仓储平台或建设了相关的专业学术开放平台。其次，出台了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助政策及评价政策。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公共获取强制性政策要求其资助的研究须向其所属的PubMed Central数据库提交成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欧洲“地平线2020”及英国的卓越研究框架等，均通过评估科研影响力来决定项目的经费支持情况，研究成果是否开放获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从2022年起对老师进行录取和考核时不再使用传统的“影响因子”，而是看“在团队合作中的贡献”和“为促进开放科学所做出的努力”。最后，部分大学和研究院所自己设立了开放获取出版基金，支持员工进行开放获取出版活动，如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对每个作者和每个成果在每财年有一定额度的资助(1200~3000美元)，符合条件的本校师生可以申请资助，但成果必须发表在DOAJ收录的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上。
2.3 出版机构之间
出版机构围绕开放获取出版资源的博弈十分激烈。各出版机构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值服务内容的提供、出版和服务效率的提高、绑定利益合作办刊等方式，力求在全球学术出版开放获取转型的关键时期内扩大市场份额。著名生物学综合期刊eLife宣布，从2023年1月31日起，所有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都不会做出“接受/拒绝”的决定，而是直接发布在其网站上。这表面上是同行评议政策的“颠覆”，背后可能仍然是开放获取背景下的一种博弈手段。开放获取也催生了一些新兴的纯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如BMC、MDPI、Hindawi、Frontiers等。它们对大出版商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其中的一些也已经被大出版商并购。同时，还催生了一些巨型的开放获取期刊，其年发文量动辄数千篇。还有一些商业水刊和掠夺性期刊，它们给开放获取出版生态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中小出版商开放获取出版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还较低，在未来，出版机构之间的博弈将持续不断、精彩纷呈。OASPA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年底，出版开放获取论文的出版商高度集中，前三家出版商(MDPI、Springer Nature、Elsevier)的开放获取论文数量占了OASPA成员机构全部开放获取论文数量的52%(Hindawi和Wiley的数据分开统计，若合并统计，Wiley将排在第三)，前五家的产出占比为70%，前十家的占比为83%。
2.4 科研人员之间
全球的研究人员之间关于开放获取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是否接受目前的开放获取模式并愿意践行。例如，一些研究人员认可开放获取理念，但对目前开放获取的具体政策不很了解，对出于商业目的推行开放获取的期刊持反对态度，拒绝担任那些收取APC的开放获取期刊的编委、审稿人。笔者所在出版单位的英文科技期刊为钻石开放获取,就遇到过某些国际学者拒绝审稿的情况，他们误以为我们是收取APC的，解释清楚后，他们才同意审稿。
(2) 如何让自己便捷地获取海量高质量的开放学术资源，获得学术研究的信息资源优势。
(3) 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资助, 并以较低的成本使其开放获取，发表在高水平的出版平台上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和前面几个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密切关联。研究人员所在的国家、地区、机构的实力越强、资助越多、研究水平越高，研究人员的博弈优势就越大。
3 开放获取各相关方之间的纵向博弈
纵向博弈是指开放获取系统内部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不同于“同行”博弈，它是上下游“非同行”之间的合作博弈，其前提是选择合作对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图1中可以看出，开放获取链条上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合作博弈逻辑关系如下。
(1) 公众(含企业等非学术单位)是开放获取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间接的资助者。它们通过税收、捐赠、宣传等方式为开放获取提供支持，但通常并不直接参与博弈。
(2) 政府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政策制定开放获取政策、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公民教育、设置资助资金、构建健康市场生态，通过管理和引导使开放获取得到良好的发展, 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力, 也从开放获取中获得政府事务咨询与知识服务, 提升本国(或本地区)乃至全球公共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其博弈对象主要是学术机构、出版机构、行业学会及协会、公众等, 博弈方式为政策、管理、服务等。
(3) 学术机构(大学、研究院所等)是推动开放获取落地的具体参与者、执行者，它们制订本机构的开放获取发展计划和方案，通过教育、引导、资助等方式使本机构的研究人员积极响应开放获取，同时也直接受益于开放获取，使本机构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和传播更多的学术信息，提升机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其博弈对象有政府、出版机构、行业学会及协会、研究人员等，博弈方式为政策、管理、资助、知识服务等。
(4) 图书馆是传统的知识信息传播服务的重要平台，在开放获取的革命性变革中有着迫切的知识服务转型要求。图书馆可以建设机构知识库、负责转换协议谈判、参与开放获取相关标准和版权许可的制订、构建联盟(实现馆内和馆际资源的开放共享)、开展宣传教育，其博弈对象包括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社会公众等，博弈方式为政策、管理、服务、商业谈判等。
(5) 行业学会及协会(包括专业学科领域内的学会及协会、出版领域的学会及协会)是学术共同体的连接纽带，在开放获取生态中通过制订行业标准、指南等，提升学术社区内的对开放获取的认知水平，确保开放获取的利益相关方在行业共识的基础上个性化发展。其博弈对象包括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等，博弈方式为指南、标准等。
(6) 基金和资助机构除了将资助研究的成果在自己的绿色仓储平台(知识库)发布外，一般还会利用强制性政策要求资助项目成果支持开放获取发表。其博弈对象有政府、出版机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等。研究人员是开放获取内容的贡献者，一般情况下也是出版费用的支付者，因此有观点认为这种生产者付费、使用者免费是不公平的，除非有相应的资助机制予以支撑。
(7) 研究人员与上下游的博弈主要是从所属机构或相关基金取得资助，选择适合的出版机构，以合理的价格开放获取出版，传播研究成果。
(8) 出版机构(包括商业出版机构，非营利性的大学、学会、协会出版机构，单刊，其他网络数字出版平台等)是开放获取链条中心位置上的利益相关方。它们提供出版平台和同行评议、生产加工、传播等服务，其上下游的博弈对象较多，包括国家(地区)、学术机构、图书馆、合作期刊、研究人员等。其博弈方式以市场手段为主。规模越大的出版机构的纵向博弈关系越复杂。为增加博弈实力，它们完善出版平台，并购新兴的出版机构和技术公司，制订先进的技术标准，提高学术质量和诚信控制水平，丰富产品形态(工具、评价、解决方案等)，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以吸引客户、扩大市场。出版机构的上下游博弈是基于品牌实力、学科、价格、服务等因素的双向选择，博弈双方都有可替代性，这给博弈带来了机遇和变数。比如，期刊在原出版协议到期后，可能与原出版机构续签开放获取出版协议，也可能更换新的出版机构，或者自建开放获取的出版平台。
近年来，围绕开放获取，上下游利益相关方的博弈案例不断出现。在政府与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研究人员的博弈方面，欧盟持续加强着政策指引，以突出自己的引领地位，意在使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研究人员加快推进开放获取的进程；cOAlitionS2023年1月重申，S计划3年过渡期结束后, 将在2024年后不再对转换安排(包括“阅读与出版”协议等转换型协议及转换期刊)提供财政支持，以促使转换型期刊变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在国家与出版商的博弈方面，德国的Projekt DEAL于2019年与Wiley、Springer、Nature就公平性、访问权限、费用等核心问题达成一致，签订了全国性的转换协议；相比之下Projekt DEAL与Elsevier在2018年7月暂停正式谈判，德国的近200所大学随即和研究机构取消了与Elsevier的协议，许多德国学者也辞去了Elsevier的编辑工作。在出版机构与合作期刊、研究人员的博弈方面，其焦点是开放获取的APC定价博弈，出版机构试图在覆盖出版成本的基础上以较高的APC保持高盈利，合作期刊和研究人员谋求以理想的费用开放获取发表成果。同时，出版机构为拓展资源、发展空间，会利用价格优势、品牌优势、学科优势、利益关联、服务等因素争取更多的合作期刊，甚至会和科研人员直接联合办刊。这种合作能够达成一致的基础是双方利益的均衡，可以各取所需，如果无法实现均衡，则合作不能成立。
学术机构、科研人员与开放获取出版机构之间的另一种博弈是围绕开放获取出版的质量和诚信展开的。开放获取的商业驱动力量强大,一些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单纯追求商业利益, 对出版质量和诚信的把关不严, 在学术社区内的声誉受到严重质疑。2020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每年公布期刊预警名单, 单年度全球入选的期刊并不多，但从已公布的3期期刊预警名单来看, 列入的基本上均是开放获取期刊。虽然这些期刊的数量只占大量开放获取期刊的极少比例，但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质疑开放获取出版质量的现象一直存在。2023年1月3日，浙江工商大学科学技术部网站发布通知，将Frontiers、MDPI、Hindawi的所有期刊全部纳入黑名单，在这些期刊上发文不会被纳入科研绩效统计。此通知在学术和出版圈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随后这个通知在网站上消失。不管此通知是否合理，它至少反映出新兴开放获取出版的质量和信誉令人担忧的现象，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统一认识、努力提高开放获取出版的质量和信誉，避免个例而影响整个生态。
4 动态博弈均衡下开放获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尽管开放获取在全球不断发展，但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其中的关键是让开放获取的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获益，这样各方才有意愿参与进来，也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实现动态的博弈均衡。但从目前的开放获取实践来看，还有很多权益不均衡的现象。
在全球层面上，不同国家、地区、学科对开放获取的政策、资金、设施、认知、实践的程度不同，意识形态、学术自主权与话语权等方面的关系十分复杂。
开放获取虽是大势，但整体上很难协调一致。因此，优势方更容易实现学术资源的汇聚甚至掠夺，对劣势方十分不利，且一旦出现变故，某些国家或机构可能会面临学术资源断链的风险，这与开放获取的初衷是相悖的。发表付费给经费不足的国家或研究人员、无资助的科研人员的成果发表和成果传播带来了困难，全面开放获取后会使得学术生态的多样性、活跃度不够，形成新的学术垄断和壁垒，国际上的学术合作将受到影响。在商业利益主导下，公益的力量有限，市场并购有利于大出版商巩固学术资源的垄断地位，同时，掠夺期刊和商业水刊对开放获取的生态造成了很大损害，许多规范的开放获取期刊和出版单位被迫背了黑锅。在开放获取的生态系统中，学术诚信和版权问题更容易显化。尽管学术共同体和出版机构不断关注着这些问题，但是其深层次的诱因很难改变。教育、评价和激励机制等还跟进不足，开放获取的全球认知还不充分。另外，对于学术研究与出版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学术机构来说，开放获取文献的贡献量和需求量都很高，相应的文献发表与获取费用如果按照当前的商业付费标准计算，其数字会相当惊人，这或许也是美国、中国等国家整体开放获取的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以当前国际上的开放获取现状来看，博弈的焦点是引领权、规则和标准制订权、定价权和综合影响力，这取决于国家、地区、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的综合实力的高低。不管博弈多么复杂激烈，未来都需要更高层面的、更多的合作与协调来达成各方利益的动态均衡，这样才能使开放获取在全球层面上持续下去。即便欧洲在开放获取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欧洲也认识到，“如果S计划仅以欧盟为主，不但难以根本解决学术出版的问题，还会严重削弱欧盟科研的竞争力。开放获取政策必须是全球统一行动，尤其需要中美两个论文超级大国的支持”。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 需要开放获取各利益相关方理性、负责任地参与博弈，共担利益与责任,不能只考虑自方利益，要兼顾各方的经济发展、文化认知、科研水平、学术需求和发表体量，体现公平、包容和合作精神，共同维护开放获取的质量和信誉。这是全球开放获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机制与条件。
国际学术出版的商业体系历史悠久，为学术传播与质量维护一直在持续做着贡献。但是，在商业出版体系中，追求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学术产出者的学者在开放获取中缺少自主权和话语权，这种形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出现了建立多元、竞争的开放学术出版体系，引入更多的非商业模式的观点和呼声，如“学者引领的出版模式(scholar led publishing)”。这样可以让学者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也可以降低出版成本，但这种模式也同样面临着经费问题。
5 结束语
所有关于开放获取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是否认可开放获取理念，这一点在全球已基本形成了共识。但认可什么样的开放获取，至少在学术共同体和研究人员中还有不同观点。围绕开放获取展开的博弈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众多利益相关方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前提下，需要不断合作、创新，以使开放获取得以深入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科技和信息的鸿沟，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坚实的支撑。
我国在开放获取博弈中的问题，在宏观上体现为引导性政策缺失、战略研究储备和规划不充分、基础设施尤其是平台有短板、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认识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在微观上体现为开放获取出版的国际标准制订和议价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开放获取发表的大量经费和优秀成果外流、国内期刊出版单位的认识不充分、具体实践不规范等。英文科技期刊在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开放获取出版合作中，会因为依赖平台和国际传播、多是单刊谈判等原因, 使得自己身处被动地位。虽然国际出版机构之间的竞争使我们的选择增加了，但在费用、服务等方面还是受制于国际出版机构。同理，我国作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的研究成果，贡献了数量巨大的优秀论文和发表费用，但整体上的开放获取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是不足。
基于Web of Science统计，2011—2021年我国科研人员共发表论文3819228篇, 其中开放获取论文1182163篇，占总数的31.0%，占该数据库同期全球开放获取论文的15.9%；2021年，全球发表开放获取论文1084565篇，其中我国有238771篇, 占22.0%。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开放获取出版极其重要的一极，但还存在着上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开放获取体系，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我国实施开放获取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标准和规则，要深入研究相关的博弈规则，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制定博弈策略, 平衡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学术资源布局，维护国家利益和学术安全，在国际学术治理上展现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文字来源：张铁明,张昕,任胜利,等.开放获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博弈分析[M]// 学术出版研究(第1辑).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24: 1-17.
原文阅读：开放获取利益链-学术出版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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