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政府官员大学兼职不利于大学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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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的大学学术权力越来越式微，甚至到了行政权力一统天下的地步。而政府官员大量到校园内兼职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的行政权力，使大学进一步轮为行政权力的天堂。
大学官员（包括企业老总）到校内兼职为的是混一个学者的帽子，而大学愿意接纳他们则是为了增加大学的社会资本（一种关系网络）和校长个人的资源。学生有了官员或者企业老总当导师，也可以积聚多的社会关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来应该是多赢的事情。可为什么却广受人们的诟病呢？
首先，官员来大学给大学带来了不正之风，进一步增加了大学的“官气”，使人们无心学问。这些官员基本上不去亲自带学生，但给学校、学院、学生带来了丰厚了礼品：资金、项目、评奖等等。人们自然发现，原来做学问是没有用的，当官才是主要的。特别是这些官员到校后，没有一点教授的气质和情怀，前呼后拥，真正地玷污了大学的“象牙塔”气质。现在每蓬大学的官员选拔时，大批的博士去争一个党总支副书记的位置，真得让人们寒心。长此下去，大学将不在是大学了。
其二，官员增加了大学的浮躁。既然官员可以帮助学校、学院和学生谋得利益，大学也就越来越轻松学术规则和学术研究了。只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就行了。现在的研究生普遍愿意找官员当导师，而不愿找纯学者当导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明知某一官员导师长年不在校，不指导学生，可报这些官员导师的人却是一般学者的几倍。真让搞学问的教授大跌眼镜。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已经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去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
第三，不利于大学的长期发展、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大学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学中存在并行着两种权力：自下而上的学术权力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张扬是大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证明了的基本规律。美国大学发展至今天的水平，与其坚守学术权力的张扬有很大关系。哈佛大学曾拒克林顿为校长，基辛格为教授，而我们呢？天天喊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天天探讨“钱学森之问”，却对中国大学的学术生态不予关注，如何可能实现大学的发展呢？又如何获得诺贝尔奖呢？可以说学术权力长期得不到张扬，行政权力日显，已径严重地威胁了大学的发展。
大学存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现象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受到尊重。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他还有一句名言：大学校长就是带领教职工为教授搬凳子的人。只有我们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有了这样的理念和认识，大学的教授才有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学术生态。最后以这个故事作为今天的博文的结束语。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 “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何时，我们的大学中盛行了或者说常识化了这一共识，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离诺贝尔奖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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