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只能被迫下乡插队。当学生变成了田野的“漂泊者”，被剥夺了人生的理想，拖着迷茫的脚步深浅跋涉在偏僻的异乡，开始艰难而漫长的“修地球”生活。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南京知青之歌》

我刚到生产队，队里安排我在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二个贫农，他们原来是那个地主家的的长工。我们在一起种西瓜。从选地，翻地，施肥，下种，浇水，看田，拉滕，直至起瓜，装车，一个完整的生产种植流程。

我偶然得到一本书，没有封面，中间也缺几页。每天读几页，一边观察队里的乡风民情与人际关系，读的津津有味，看的透测明晰。很多年后，与一位留徳的社会学博士交流时，谈到“ 差序格局”,我称之为“同心圆波纹”，才知道那是费孝通（1910.11.2-2005年.4.24）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大半年里，我第一次以“贱民”的身份，认真观察到中国社会真实的面貌，了解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到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也是最正常的社会运转过程，特别是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有了与《半夜鸡叫》《收租院》完全不同的认识，感到十分困惑，但是从来不敢对人说起。直到几十年后读到陈忠实（1942.8-2016.4.29）的《白鹿原》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地主究竟是是怎么回事。在看田（防止路人摘瓜吃）时，我在一个零时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反复读文革中流行的富有战斗色彩的选本《鲁迅小说、杂文选》，以及从地主家借来的林庚（1910.2.22-2006.10.4）的《中国文学史》，几乎完全读不懂。晚上，抬头望着漫天星斗，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偶然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广新闻》。

1975年，当邓小平的“治理整顿”，重新点燃了希望，也为很多插队知青与工厂青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1977年高考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已经离开老人组，开始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农活。当然经常是带领妇女棉花打农药，挑麦子、稻谷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割麦子、割稻子,这些竞争激烈的弄活，我干不好，几乎跟不上；只能干除杂草，挑河堤，扬场脱粒这些比较不激烈、稍微轻一点的农活。于此同时，在老干部匡亚明的建议下，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在前两部书上下了一点功夫，《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为后来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 《新三届》［OL］ , 2020-04-17 ）此外，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自学数学。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此被打倒，上大学的一丝希望彻底算是破灭了。

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在一个梅雨季节，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热水喝，只好靠青涩的毛桃充饥，留下病根，从此怕吃酸的东西。在一个初秋，发烧不止，浑身无力，连上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在集体户睡了几天几夜，以为就要死了。终于挺过来了。在茫然中感受着命运的不公，甚至是绝望。内心充斥着孤独、迷茫和沉重的伤感，一年，两年，还是永远都是这样？

1976年的中秋，我和邻队知青陈宁，我们中学的学长，也是我们插队知青的楷模，将我们省吃俭用结余的口粮（大米与玉米各一麻袋）带回家。我们搭生产队去南京拖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协同抬粮食送到各家。先去的是他家—-南京工业大学的宿舍，见到他的母亲解楚兰教授，她1946年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是范存忠（1903.12.22-1987.12.21,南京大学副校长，也是我同学范家宁的父亲）的高足与助手。那真是惊鸿一瞥！如今广为流传的林徽因、赵梦蕤等惊为天人的民国女先生，几乎都是那个样子。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摊开几本外文书，旁边有个笔记本，记着学习摘要，还是翻译文稿 。

到1976年底，我已经插队两年，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参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虽然是刚到最低年限，但是我在生产队的出勤与表现都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首先被列入招工的候选人。同生产队有知青比我下乡时间早一、二年，一位选择了当兵，另一位想去上大学。其实，我完全有条件、也很想争取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在某个环节上有个重要缺陷，我只能忍痛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在省财政厅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过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招生对象限制在1974年12月20日之前插队或工作满二年，明显是将我们这届毕业生排除在外。1974届学生参加招工，毕业至第二年以后。下乡插队几乎都是12月20号以后才正式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大队知青，争取到上大学的名额，最后在县里终审时被刷掉，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江宁插队，他是自己联系去了父亲所在变电站附近生产队插队，比全市正式动员插队早几周，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上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学生。后来他不仅成为教授，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避人耳目的地下复习

1977年的春天，招工上调成功，最初被确定为南京东海印刷厂（统一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二一四工厂"）。它在南京汉口路口，附近就是南京大学，这样我就有机会业余时间到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又是军工厂，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以搬运工的名义招到冶金部隶属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我实际上没有做过搬运工。搬运工的名义，是告诫知青这个工种蕴涵较重的体力活，即可能要出野外工作，我实际从事地球物理勘探（重力与磁力勘探）工作。一进来就被告知，我们单位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用重磁重现的理论，发现了梅山铁矿，为上海位于南京的飞地,代号“9424”的工厂---距离南京市中心13公里，是国内距大城市最近的大型矿业企业，是我国重点黑色金属矿山企业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我还到西善桥的814队实习过，我的复习迎考大部分时间就在野外地质勘探队度过的。为此，我的研究组长，50年代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十分有意培养我，要求我读一大堆地质与物理勘探方面的书籍，我还在北京地质学院出生的技术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指导下，学习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大庆油田发现的机理与过程，努力成为一位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当时，研究所有到中南矿冶学院或桂林地质学校委培进修的机会。对于这些诱惑，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隐隐约约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们的机会就终于快要来了。

可是，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复习迎考，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复习功课还需要偷偷摸摸。我被招工进入地质研究所，在各级领导看来，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农村招来，摆脱了苦难的深渊。由于我们单位有野外的工作需求，在文革后期可以有一种特权，招收本系统的子女入职，以逃过上山下乡运动。和我年龄差不大的，都被本单位搜罗吸纳，这是比当年参军等逃避上山下乡的还要好的途径。对外招工曾收过江苏省建设兵团的知青一批数十人，从农村招工只招过我们这一批4人，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我的各级领导们，原本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想离开本单位。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比较高的工资福利，还可能分到房子，会舍得，会放弃？我不能提前暴露准备投考大学的战略意图，每天上班还要安心钻研地球物理勘探。

所以，我的高考复习，是一个地下隐蔽的活动。我父亲的地下工作的斗争经验给了我启示与经验。我的整块时间，主要利用下班后的晚上看书；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回忆、复述，默记有关知识点。模仿清华大学外文系、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穆旦（1918年4.5—1977.2.26，原名查良铮），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此外，我利用研究所中午有午休的时间，每天中午抢先去食堂吃饭，匆忙吃完饭立即出大门，坐公交车（那时单位配发月票，坐车不用再计费）到几站外的午朝门公园大树底下，避人耳目地读书一二个小时。

但是，很快就被人盯上了。有个江苏建设兵团上来的老知青，我们的团支部副书记，在大门传达室门口遇到几次，都在关心地询问我中午外出干什么。她是岩矿组---“淘金子”的，我是物探组---“测土地”的。她是南京副市长的女儿，正在上职工夜大，也鼓励我去上夜大。由于，刚进单位劳动时，被总工程师叫去帮忙，写过批判刘少奇在地质勘探领域“嫌贫爱富”的政策路线，响应华国锋“十个大庆”、“十个开滦”跃进路线的文章，党团组织开始关注到我，并有意重点培养。我十分不知好歹，尽量回避与她接触，我完全没有心思涉及党团工作。在社会巨变的一年里，她给过我鼓励，几乎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同事。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又被派去了野外勘探队实习。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还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精神，看一个下午书。晚上因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背书。

最悲剧的是，所谓复习迎考，首先要教材学习，其次是教材的内容应该大致学过。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源，父母不理解，更别指望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与补习机会。“招工上来了还要考大学，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我只能将农村插队时，与地主的儿子用粮票、布票换来的文革前有限的几本中学教材，一页页重头学起。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我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己重学，无人辅导，也无处请教。当年，我的复习资料，除了以前用过的教材，基本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唐诗一百首》，这是我挑河堤时，为转移疼痛与疲劳而找来背诵的小册子；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些与高考几乎无关的“复习资料”，为1977年高考的四门课程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取得好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就是在农村用的农具维修、化肥使用等涉及物理化学的操作手册；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地球物理勘探基础知识，从研究所资料室借到的有关初等数学的小册子。这可能是世界大学招考史上最奇葩的事件，完全不知道考试范围与基本内容，甚至完全不知道考试的要求是按初中水平层次还是高中水平水平？

当正式报名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支持，包括在我们组做制图的兵团战士，团支部书记。她父亲曾做过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是南京工学院的党委书记，都觉得放弃当前工作，失去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要分配到哪里，都不赞同冒此风险。又不是没有工作，还在农村插队，跳出农门，考大学是一条出路。我们单位领导更是威逼利诱，用把我下放到野外地质队工作要挟我放弃考试，讽刺我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上大学。各级领导处于关心爱护，都前来好心劝阻：“我们非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家伙，“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林彪）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的谈话。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我的好朋友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功课大学物理学课程的经验。1975年，马文蔚曾参加了由江苏省教委组织的物理学教材编写组，牢牢抓住了大学物理课程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要发挥基础作用的宗旨。从 20 世纪 70 年代编写第一版《物理学》到 2020 年第七版付梓，马文蔚倾注毕生精力打造的《物理学》为主的系列教材，一经问世，就成为全国销售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物理经典教材。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时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我们约好在南京工学院五四楼门前集合去马老师家。我第一次实地见到一所真实的大学样子，令人羡慕与神往。我走的是正门，挺古朴大气的，迎面可见大礼堂的穹顶。进来是一条大道，两旁是一排法国梧桐。进门左手方向是五四楼，就是我约定的地点五四楼，与五四运动没有半毛关系。那晚下着小雨，我在门口等待时，有两位工农学员模样的女生打伞进门，一位对另一位指着自己的衣服说“某某说我这条裙子太土，你看不漂亮吗？”我十分鄙夷地看着她们，这就是工农兵学员，幸亏没有与她们为伍！大学就应该我们这些人来上，我们不上谁上？

马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