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开始，上海免除了乡镇街道一级基层政府的财税责任，同时也不再对乡镇及以下的经济增长状况进行考核。此举往往被视为是经济领域的举措，但据笔者看，其环境保护上的价值更是战略性的。

应该承认，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是较为严重的。虽然我们声称“决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客观上还是走上了这条路。究其原因，乡村两级基层组织承担经济发展使命，使很重要的原因。一位上海的郊区镇的书记这样对我说，“我们那里地方有点偏僻，也弄不来什么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就只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了”，于是到处招商引资，不管什么企业都敢往家里引。镇一级如此，村一级就更不堪了；上海如此，其他地方也就不用说了。产业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导致污染随之四处蔓延。

所以，镇村两级是不适合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其他国家也无此先例。其负面作用，一是导致产业布局过于分散，进而导致土地浪费、企业运行成本上升，也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居高不下；二是由于各种局限，乡村两级确实难以吸引先进的企业进入，更难以通过吸引人才，推动快速的技术进步，只能是粗放的增长。

由此也可以看到，粗放增长的背后是有制度因素的。通过改革消除这些因素，是政府的责任。上海此举，可被视为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