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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的一种困境

已有 2019 次阅读 2019-2-16 08:42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我国虽地域广大,但适合人类生活的面积并不大。大致有94%的人口分布于所谓的“黑河-腾冲线”以东的四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更何况我国平原比重很小,也就是约100万平方公里。农业、工业和大城市集中于此。东南半壁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山区丘陵。由此导致我国拥有大量山村和山地农业。千百年来,人口压力驱使着梯田和坡地的开发。另一方面,两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湖泊群不断被围垦,漫长的海岸线也演绎着同样的故事。山地、滩地、湿地承载着最为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但历史上一直承受着人类的压迫,一直在退缩。为保护我国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大量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使人类压迫自然的现象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

但问题永远存在。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可能会激化被保护者与当地人民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农户与野猪的关系。野猪这东西虽然贵为三级保护动物,但跟许多人们印象中的保护动物不一样。其繁殖力强大,食性杂,还有很大的胃口。于是,农民种的几乎所有庄稼都成为八戒们祸害的对象。笔者甚至见到过因不堪野猪骚扰而被迫抛弃家园迁徙他乡的,也因这些老乡在控诉野猪时的一脸悲愤而感到啼笑皆非。

崇明的生态岛建设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我们已经确定,要将崇明建设成为鸟类的天堂,在上海市民的心目中鸟儿是那么可爱。但这个“天堂”真的建起来,当地百姓与鸟儿们之间是会有矛盾的。鸟群越大,冲突也越尖锐。

问题来自两方面。人类会有偷猎行为。现在虽有法律禁止,但私下偷猎者尚未绝迹。即便东滩能够管住,全岛城乡的所有角落能否有效杜绝捕杀鸟类的行为,还有待进一步努力。但不管怎样,通过严格的管理,以及从娃娃抓起的爱鸟教育,可以乐观地预期,情况会变得更好。

真正的挑战来自人鸟关系的另一面:我们该如何面对鸟儿们对人类利益的侵害?所有的水鸟都对水产养殖业有害。事实上,许多靠近东滩的水产养殖户都因鸥鹭捕食鱼苗而损失不小。其他鸟类即使不以鱼虾为生,也是会糟践各类庄稼的。

对此,人类的应对会遇到困境。我们如果大度地允许鸟类享用人类的劳动成果,这意味着向鸟儿们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源。其中的逻辑困境在于,获得丰富资源的鸟类会快速繁殖扩张其种群,并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达到承载力的极限。“不受制约的权力”对鸟儿们来说同样不是好事。当然,不仅仅是鸟儿,任何动物乃至任何生物,如果一方面能够得到其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其生命安全又能得到保护,其种群的扩张速度都会是惊人的。

所以,为了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不能仅凭着一腔热情或简单的行政指令。更不能将野生动物都想象成动画片中的角色,并据此想象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处理这一关系需要的是科学精神。

平衡野生动物与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最重要路径,是通过城镇化,将人口尽可能集中,尤其是帮助自然保护区周边和其他生态敏感区的民众进入城镇,消除那些位于深山老林,对自然生态形成强烈干扰、导致野生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的人类聚落。由此会导致较大范围内的生态修复,使区域生态系统有可能朝顶级群落的方向演进。在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之间会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任何生物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为其天敌增长资源,于是其天敌种群也会增长。这种互相制衡的机制,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石。

当然,当前我国自然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上述制衡平衡机制未必能够完善地建立。仍以野猪为例,其个头大而战斗力强悍,而野生的老虎之类的猛兽几乎绝迹,故能够抑制“猪口”猛增的自然机制难以再建立。鸟类也类似,猛禽几乎绝迹,其他可以侵扰人类利益的鸟类一旦大规模增长,也缺乏适当的抑制机制。所以,对过度繁殖的野猪,应该有合理的捕猎政策。而对于那些不适合捕猎的鸟类,或可以给予受侵害农户适当的补偿,或配备以非伤害性的驱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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