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湖南大学学生生涯规划的特约稿，版权所有。可以链接，不得转载。
祖祖辈辈皆为农民，但父母亲有“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父亲1950年入伍，主要驻扎在广州一带，并在部队里学过一年文化。由于爷爷在1949年以前参加过历史悠久的民间“汉流”组织，家父受到牵连，1955年复原返乡，一度出任生产队长。父亲是属于有远见、有行动力的农民。他关心天下大势，坚持学习，订有《参考消息》。他很像小康之家落魄后卧薪尝胆的壮士，能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咬牙挺住身板，一息尚存时依然不屈。我出身在农村，但小时候身体瘦弱，几乎没有干过农活，不识简单的农具，辨别不了常见的鱼类。
当时课外读物数量极少，几乎无书可读。我可能阅读到的文字大致有四类：连环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农业生产知识，手抄本和“毒草”书。非常难得的是，有半套《十万个为什么》。所有的国外文学经典，国内的古典文学含四书五经，都是“毒草”。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评点《水浒传》时写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公社社员可以从生产大队开具证明，然后到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一套《水浒传》“供大批判用”。那个时候，我读过《水浒传》。另外，民间有少量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等读物偷偷流传，我也读过一两本，有印象的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戏曲《孟姜女哭长城》。
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是宁“左”勿“右”，中小学办学片面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学校有农场，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在农场种植庄稼。不过出生地湖南省华容县，有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尊师重教深入民间。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几近干瘪，当时只要稍有回春，课堂气氛马上变样。记得邓小平同志文革后第一次复出，抓教育质量。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考试立即变得很严格，出现过校际竞赛，试卷易校批改等“新鲜”的做法。小学五年半毕业后，进入万庾公社的“五·七中学”中读初中。这所中学现在还在，不过已经改名为“万庾中学”，其中的高中部分在我们高中毕业不久就撤销了。万庾公社也易名万庾镇。
我小学时期，成绩算上等，初中时期成绩也不突出，大概在中间稍上的位置。家和中学之间距离不远，家父常去学校。见到老师说得最多的话是“别人家的孩子不好好读书不能打，我的小孩可以打!”初中毕业的时候大约十三、四岁。当时风声鹤唳，上高中需要政治条件优先。我能不能上高中，其实在两可之间。当时，我对未来非常茫然，对可能无学可上然后回乡务农深深恐惧。由于家庭贫苦，我很长时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办学渐渐走上正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个时候，正值我高中期间。我喜欢语文和数学，不喜欢物理和化学，和英语基本绝缘，甚至不能流利地辨认出26个英文字母。“五·七中学”师资力量奇缺，一些老师，没有相应高中课程的系统训练，对课本上的知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求的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高中毕业前夕，我参加过一次县里的数学竞赛，是我们公社所有高中学生中唯一一位获奖者，奖品是一只钢笔。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所谓的重点班，班里集中了公社认为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一些学生。毕业的时候，一共有24位同学，考上了17位，其中考上北大、清华、国防科大各一位。那是1979年，我16岁。当时，我填报的是沈阳的一所中专，沈阳工业学校。当时想，学不出名堂就死在外面算了。父亲觉得太远了，而且北方太冷，到县城里把我的志愿给改成了湘潭电机制造学校(现在的湖南工程学院)。他对我的情绪低落很不满，训斥过一回。当时，每所学校的办学条件都不好。湘潭电机制造学校没有校舍，迟迟不能报到入学。1979年的开学时间是11月4日，开学后频繁换宿舍。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教学楼顶楼的临时宿舍里。天热的时候，就在顶楼的水泥地上晒点水降温，然后睡在露天里。
从收到高考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属于中专学校里的那个群体。11月4日我到岳阳转火车，熙熙攘攘中，找不到方向，悲凉莫名如同一个弃儿。在火车上默默地站了一路，到湘潭的时候是夜里，当时湘潭火车站清冷而破旧。学校线条太粗糙，描画不了一颗细腻的心；逼窄的校园里，天空一片灰暗。家境贫寒，敏感自卑，是我少年时期的主旋律。情绪困苦，难以摆脱，一直延续到我中专毕业。我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学校没有什么好感。在这种病态心理中，我挣扎了很久。后来，我把这种心理折磨称之为生长疼。不过，有书读的日子真好!
我唯一能有点自信的地方是喜欢读书，而且对一些知识点有感受，有时候的感受非常强烈。这是一种情感共振或者共鸣。我不清楚这种能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感谢上苍，冥冥之中指引着我深挖自身这唯一的长处。并能依赖于这一唯一的长处苟存于世。我现在常常和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对所有知识的都普遍无感。曾和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交流这件事情，他哀叹说，像我这样的学生，恐怕在幼儿园就被扼杀了。现在训练学生，只问考试与否，他周围的学生，对分数更有兴趣。
我在湘潭电校的时候，发狂一般读书。读了很多文艺批评、美学、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等；也读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政治书籍。但是，我没有能好好学习该学的专业课程，有一门课补考之后才及格。当时的湘潭电机制造学校，可能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学校，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有一次物理期末考试，有必做题和选作题，规定选作题不计分。可是我偏偏只做了选作题，结果老师还是破例给了我70多分。还有一次，我去找教务处长，闹腾要跳级，希望赶快毕业走人。教务处长亲自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毕业时，原来分配在洛阳，我想去郑州，和老师说说，学校也就同意了。毕业的时候，我分配去郑州西郊的机械工业部第二砂轮厂，一座巨无霸型的国营企业。现在，这个企业已经改制，很大一部分厂房里已经是杂草丛生。
很可能一进校起，就开始了自学。当时，我喜欢抽象而普适性的理论，不喜欢实验课程、也不喜欢课程中实际应用性的内容，属于典型的偏科。最初的自学科目是数学，由于数学分析的基础是所谓的分割理论。学了一年多之后，觉得数学严谨性会使人呆板。等到1981年，我决定自学物理。这个时候，我离毕业大概也只有一年了。
为了弄清楚物理系的课程设置，我到湘潭大学物理系找到了颜家壬老师。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从普通物理，数学，到四大力学全套。至今我依然能完整列出先生列具的书单。可见当年我求学之心之热切，也可见当年颜先生指导之精准。
由于在湘潭电机制造学校学过工科的普通物理，我首先学习的课程是数学物理方法，然后是量子力学。多年以后我知道更有甚者，从初中物理基础出发学习物理的第一门课程是量子力学。对求知欲极为旺盛的人来说，循序渐进完全不解饥渴。颜家壬先生后来调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现在已经退休。先生带出了一批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颜氏门徒”遍及海内外。
1982年，我19岁。毕业工作半年后春节回家过年，假期不长，但是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在家里的小院子里来回踱步。有一天晚上白光如水动人魂魄，“从今克己应犹及，颜与梅花俱自新”之感油然而生。从此以后，随着规划人生目标的具体化，困苦的心境开始豁达。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从心理上步入成年。
在全部自学过程中，常常有学不懂的时候，唯有硬扛。后来我明白了，硬扛是一种上乘的读书功夫，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知识点不懂，记录下来。一方面，等到某个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假设结论是对的就可以往前走，错了就修正；另外一方面，可能在学其他课程的时候，说不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碰到这个问题从而自然获解。这种学习方法可以称之为“守拙”。古人认为有初步认识但对弈中漏洞百出者谓之“拙”，如果能发现并修正自己的错误则谓之“守”，合称“守拙”，是围棋的初级段位。
每一位真心学习的人都会无师自通掌握“守拙”这一学习方法。会这一方法的人，即使从量子力学开始也可以进入物理学的大门。学了量子力学之后，还是要回头把大学物理系的所有物理数学课程全部学通读一遍或者数遍。直到把物理学的基本框架读成一个立体的生命体，有主干和枝叶，春华秋实。因此，后来我把学问定义为，能为我所用的系统化知识。
量子力学我一共学了六遍。像我这样下功夫学初等量子力学而且学得透彻的学生，我三十年的从教经历中，很少碰到。物理系的课程中，有两门我觉得特别难，一门是《光学》，一门就是我现在讲授的《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一个人是否把一门课程学透了，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就是，能不能仅仅用10个课时把这门课的精髓传授给一位初学者。物理系的有几门课我是能达到的。通过了十余年的反复学习和讲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现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并出任全国热物理教学研究会的副主任，课程也成为湖南省一流课程。对在10个课时内把《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精髓教给一位初学者，我已经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准备。童子功对掌握一门课程的精髓，实在太重要了。人生一辈子，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但是20岁左右对爱情的渴求，和60岁对婚姻的期望，不可同日而语。
我开始自学到考上的研究生的五年左右时间内，社会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推动好学的青年上进。我给很多教科书的作者写过信，基本上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复。我当时需要看书，求老师从图书馆借出来后寄给我，我看完再寄回去。
1986年，我投考兰州大学葛墨林教授的研究生，量子力学考了84分。当时就是五道大题，每题20分。题目都没有见过，但都不难。由于对每道题的解答都有一些小瑕疵，没有能拿到满分。我还记得其中的两道题，一道是三个角动量的耦合，一道是磁场中的带电粒子的力学动量不同分量间的对易关系。这些内容，都是量子力学里最本质的部分，我一直都很喜欢。
葛墨林先生看到了我的考研成绩，认为我尚可雕琢。但是，一方面，我的电动力学只有47分，上兰州大学还需要特批；另外一方面，他正从兰州大学调往南开大学，建议我就近在郑州大学物理系上学。他同时给郑州大学物理系，河南省教育厅领导写信，推荐我上学。后来我师从郑州大学物理系的赵祖森先生，学习高能物理。毕业时，郑州大学物理系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去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答辩，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徐在新教授。硕士学位是粒子物理。葛墨林先生后来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不仅是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教育家。现在已经退休。
1986年上研究生的时候，社会上的风向开始明显改变。当时，全民经商之风越吹越盛，下海，开公司，个体户，暴发户，价格双轨制，炒股，深圳圈地，等等是当时社会的流行词。1990年，我来湖南大学工作，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周围很多老师也并不经营自身的专业。不过，我天生愚钝，自知取巧必死，不为周围的环境所动，坚持读书不止。终于，书中开出朵朵莲花。现在，无论教学、科研诸方面，我都有自己的独门兵器。在我们自己的行当内，也有我的位置和价值。同时，我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学生。
社会中有各种力量，任何人总可以借到所需要的力量，即所谓“求仁得仁”。2020年上半年，全球新冠肆虐，线下活动大幅度萎缩，线上活动呈现爆炸式的发展。学术活动特别适合线上，因此空前活跃。不仅如此，人们突然发现，线上交流活动潜力受到如此大规模、深度的“恶性”挖掘之后，依然深不见底。参与其中者，无不感觉到一个幽灵，一个教学、学术等思想交流活动的模式的幽灵，就在身边游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参加了几个线上读书活动，其中一个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钱纮教授发起的纳米热力学研读会。通过接近两个月的研读，原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大家希望保持节奏不变，继续深挖这个新兴的学科。看似“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其实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以自此? 探索未知到一个极致的程度，就是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将授予一个学位，而不是一个赚钱能力的“段位”或者一个能在某个机构中任职的“官位”。这个学位的学，岳麓书院认为“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也就是20%指的是学习现成知识，80%指的提升现成的知识的能力。提升知识的能力才是学位的本质。但是，这个能力不能依靠大学里每门课程都能考出90甚至满分而获得，而是能把一、二门课学得独一无二而获得。这一点，非深钻无法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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