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唯硕

      最近科学网上最热闹的是什么？不言自明，当然是院士选举结果。为什么在中国院士选举会引起这么多关注？有的人已经指出，在中国的院士头衔之下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包括在科学界甚至超出科学界的手眼通天和呼风唤雨的能量，以及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在内等太多的特权和利益。也许有人会说，院士真到了“手眼通天和呼风唤雨”的程度？这要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看看各地双聘乃至多聘院士的出现，看看中国顶尖高校北大清华把所有沾边的校友（特别是受益于院校合来并去的结果）都纳入自己的院士名单之中的做法，再看看自己或是朋友和熟人曾经遇到的在评审项目等活动中与院士们打交道的经历，这个说法应当不过分。请注意这是对一个团体而言，如果有人拿出个例来反驳我说“xxx不是这样的”，那我只能回答“你说的是个别现象”。
      有人说把院士的特权取消，自然会减少这种热闹和麻烦，对此我“严重同意”（新学来的网络语言）。我所在的单位曾有3名科学院院士，分别是1980和1991年选举产生的，我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工程院。院士（当年称学部委员）对于我等平头百姓而言，除了有些高山仰止的感觉，以及坊间传闻的某个院士深不可测的水平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其实当年院士们在物质条件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当时的待遇主要还是按行政级别来排列，其实当今院士获得副部级待遇又何尝不是按行政级别办事）。至于在申请课题时是否有特别的好处？我当时没有接触过这些属于“老板”们的事务；但据我有限的经验，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所以对院士的“礼遇”从终身制开始，再到今天蔚为壮观的景象，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给予院士们礼遇，大家反感的或者说对中国科学发展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只是那些过度的、与贡献不相称的特权而已。
      如何改变这种被称为“逆淘汰”的现象？如果“逆淘汰”不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话题，如果这些年来中国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发展不是前进而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话（特别是刨除了著名海龟们的贡献后），那么的确应当从制度设计上设法避免“逆淘汰”的发生。然而，即使本次落选的海龟也承认中国科学院的选举制度从字面上说还是严谨的。也许有人说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而且这种情况大家都深有感触（例如已有很多相对完善的法律条文，但具体执行时却千疮百孔），那么唯一的办法也许是推倒重来。
      提个不“靠谱”的建议供大家一笑，干脆分别成立一个中国“土鳖”科学院和一个中国“海龟”科学院，各自建立自己的章程并选举院士。科学网也可在现有框架下设立一个“院士”专栏，供科学界同仁对院士选举的方方面面进行认真思考以及传播八卦消息，让大家能比较这两个科学院院士的水平和制度的优劣。如果有一天经过科学界全体投票，认为某个科学院的院士水平普遍低于另一个科学院，则撤销低水平的科学院，其原有院士由高水平科学院的院士甄别后或加入高水平科学院当院士，或干脆被淘汰出局。低水平科学院个别的人如果不服可以到美国科学院去碰碰运气。
      最后再讨论几句个人贡献与制度建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人是利益驱使的动物，不能指望单纯靠提高道德水准来解决问题。过去中国过于强调道德而忽视制度对人正面的激励及对负面的约束作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大力提倡完善制度建设，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任何制度在建立的初期，需要具有权威和道德感召力的个人推动制度的确立，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个人要以身作则，不能以各种理由带头破坏已经制订好的制度。在这点上，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是正面的例子，而有心要成为新一代彼得大帝的普京是负面的例子（不过普京至少在表面上尊重俄总统不能两次以上连选连任的制度安排）。有了良好的开头，此后大家就会按照规则办事，排斥不合规矩者。就算后来发现有不合理的条文，也需要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修改。如果有人带头破坏制度而不受惩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样学样，制度的大堤早晚会崩溃。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80年中国科学院补选学部委员。除了在1955年成立时的学部委员外，此后20多年就再没有新人进入学部。我看过回忆这次选举的文章，据说当时官方的最高层曾有一个推荐名单，但学部委员们力主自行决定人选，而且那次当选的学部委员也普遍得到认可。为什么那次院士们的自主行为被认为是宁可“犯上”而坚持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而今天院士们的投票结果会受到来自科学界内部和外部如此激烈的双重抨击？有篇精选博文不仅指责院士们在著名海龟把院士选举变为公众话题后依然我行我素，还嘲笑说院士们将来还会以“学术独立”为由拒绝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就差直斥院士们不要脸了。
      当“叫兽”的名称在网络上呼啸而过时，我也感到心里不舒服，因为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而被这个群体的某些个人所牵连。然而，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也需要思考怎么办。我希望首先要清除这样的败类（然而现实多少令人失望），并且在制度安排上减少乃至消除“叫兽”产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要考虑自己如何能做得更好，让其他人对我这个人产生足够的信任。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院参与选举事务的有关院士出来回应公众的质疑，总比不理不睬更好，即使这个回应仍然让某些人不满意。我相信院士们并不比社会大众普遍的道德水准更低（如果说不是更高的话），但是大家对他们道德水准的要求恐怕决不限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不仅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资源，而且也认为他们应当为后来者提供学习的榜样。即使有一天他们的特权被取消，我相信对于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道德示范方面的要求决不会因此而减少。
（源自科学网博客2011-12-19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