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学院为一年级学生开现代大气科学发展史课，课时不多，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了解现代大气科学发展历程中中外著名科学家的事迹，对学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2020级本科新生常巍同学通过阅读和赵九章先生的相关文献，用心写了一篇很好的结课论文，在此分享给更多的读者。给常同学的一点小建议：在文末应该列出参考文献］ 

                                                                               缅怀赵九章先生

常巍

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中医世家赵家，籍贯浙江吴兴。家境清贫的赵九章先生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场所私塾中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科学生涯。出生于封建社会的赵九章先生在私塾中接受了中国式的启蒙教育，幼年的他更倾向于文学，即使在他成为大科学家之后依然保持着对传统文学的喜爱，赵先生喜爱书法，曾临摹过王勃所作，文徴明所书的《滕王阁序》，杜甫所作，赵孟頫所书的《秋兴八首》现今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校史展览馆中，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这更为后人探知，追思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先生学术之外的生活留下了素材和纪念。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北京燃起，并迅速在满目苍夷的中原大地形成燎原之势，年仅12岁的赵九章在家乡开封的小小私塾学堂里也受到了中国青年人的感召，决定放弃学文，改学科学，科技报国。赵九章先生从小的座右铭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同时又极具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赵九章先生在一生的科学道路与生活中坚持践行的。

然而，少年命途多舛的赵九章学习科学的道路也是极其不平坦的，就在五四运动两年之后，原本清贫的赵家家道中落，少年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学堂，离开他心爱的科学，被流放到残酷的生活里做学徒。我相信，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于一个有抱负，有思想，有信念，更有能力的青年人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这段学徒经历对于青年赵九章来说，既是成长为成熟爱国科学家的铺垫，也是他追求科学道路上的极富戏剧性的小小挑战。而科学巨子的光芒是不会被埋没的，仅仅一年之后，青年赵九章就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班，此时的赵九章，不仅比身边的同学们多了一份独特的学徒经历，还拥有着科学报国的决心。可以想象，赵九章先生在河南欧美预留班的三年求学经历中一定是积极上进的，欧美预留学校的知识不再是私塾中老先生的之乎者也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谈阔论，而是切实的知识与科学，这显然是赵九章感兴趣的；加之赵九章先生卓越的洞察能力和学习能力，赵先生在河南欧美预留学校毕业，进入了浙江工专机电系（浙江大学工科前身）。当时的大学是新思想，新潮流的发源地，正逢祖国内忧外患，各国势力虎视眈眈，青年赵九章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新青年，自然而然参与到了浙大激烈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去。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军阀们严厉残酷的统治不允许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声音出现，当时的政府极其无耻恶劣地抓捕了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赵九章也在被捕名单之列。赵九章的家族虽然在他幼年时就已经家道中落，但此时的他还有一个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的姨父-——戴季陶。这次惊险的狱中经历也再一次让赵九章更加懂得科技救国的道理，也为未来赵九章先生最后的命运埋下了隐患。经历过牢狱之灾的赵九章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不愿依附于与蒋氏关系密切的姨父戴季陶，发奋图强，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的科学报国的抱负。1930年，赵九章先生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国内最顶尖的物理学者中的一员。自此，赵九章先生正式走上了科学报国的道路上。在清华的三年学习之后，赵九章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一年后，在气象研究所从事气象研究工作，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当时仅有的高空探索资料写下了《中国东部空气团之分析》，这是赵九章先生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国分析东亚气团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之后我国的气象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一年后赵九章顺利考取了清华公费留学（即庚款留学）。开始了他在海外的漫漫求学路。

赵九章先生出国后的第一站就是德国柏林，他在柏林大学师从气象学家菲克尔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和海洋学等。在此期间，发表了《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这篇论文是中国气象学家关于将物理，数学以及流体力学引入到气象学中的首次尝试，竺可桢评价这篇文章为“建国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收获。”在德国的三年深造时光里，赵九章先生进步很多且收获很多，于1938年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可谓是实至名归。

而在1938年，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赵九章先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科技救国。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就得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消息，此时的他心急如焚，祖国母亲的被侵略的苦苦哀嚎萦绕在他的耳边。他毅然决然地在最动荡的时期回到了祖国，此时的祖国母亲正饱受着侵略者的蹂躏。为保护文化知识的传承，众多高校以及各大研究所迁往欧亚腹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之火。时刻不忘国忧的赵九章先生立刻赶赴云南昆明，为战时科学文化建设带来新鲜的血液。

赵九章先生的归来无疑大大带动了战时我国气象方面的研究。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高空气象学等课程，赵九章先生的课不仅仅拘泥于传输已有的知识，他把自己的理论思想融入课程中，并启发学生与他一起探索气象与基础理科的关系。这使得气象学科从以往的描述性科学快速转换到数理科学。这样的课程是开数理化气象学之先河，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做起，为此，赵九章先生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这本讲义的内容逻辑性极强，学术价值极高，时至今日仍是我国数字气象方面的圭皋。赵九章先生在授课时，以清晰的物理概念和严密的数学推导改变了以往多以描述性为主的讲授方法，使学生耳目一新，并吸引了许多物理系的同学前来听课，这其中不乏后来我国大气物理的脊梁，赵九章先生无疑是在不经意间为祖国培养了第一批大气物理学家。

赵九章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成绩斐然，他个人也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的人。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傅承义院士曾说“我和九章在科学院共事20年，对他的领导才能非常钦佩，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水平和事业心与他的领导才能是两种不同的品质，九章兼而有之。”九章先生还被誉为现代的伯乐与仲尼；古代的伯乐以识千里马而扬名四海，仲尼因弟子三千诲人不倦。九章先生在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的同时，一直在不留余力地发现和发掘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人才。他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典范，不但重视学生的成就，更重视学生在科学研究中的才能。他鼓励青年学者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敢于在科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尤其欣赏那些能在学术见解上能驳倒他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他在学术和生活上都十分关心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发展，为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建国之后，九章先生的科研任务日益繁重，各项工作强度不断增加的同时，也不忘积极培养建设我国新一代的地球物理研究人员：1953年，赵九章先生特地请傅承义先生和曾融生先生去北京地质学院组建地球物理探矿教研室；他们在那里不仅负责给学生授课，还要培养优秀的教师团队，经过三年的努力，北京地质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教研室已经初具规模，教师团队实力雄厚，教材和实验设备完备，成为了独立的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机构，为我国地球物理探矿事业培育了无数人才。1956年，赵九章先生又在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开设地球物理专门化，任命傅承义为其教研组组长开设地球物理学，地震学，重力学，地球物理探测等课程，并请来诸多资深教授为其授课。在中科院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赵九章先生提出要建设地球物理系，经批准，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系主任。按照他的建议，系内设高空大气物理，气象，地震，遥感测控四个教研室，并分别由九章先生本人，顾震潮，傅承义和秦馨菱担任主任，并邀请许多组内科研人员前去兼课。他十分强调基础课和实验动手能力，有一段时间因搞运动致使一些课的深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九章先生发现这个事实后就决心返工，让该届学生同下届学生一起重听严济慈教授的电动力学，并为该届学生开设数理方程课。赵九章先生认为实现我国今后十年科技规划的关键是培养大量优秀科研骨干。因此他极为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几近夭折，九章先生抵住压力，保留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内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为后来的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1960年，他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提议恢复研究生招生计划。赵九章先生首先倡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研究生院，他先后给周总理和张劲夫写信，恳切陈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研究生院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并建议在地球物理科学系首先试办研究生班。经过赵九章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6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赵九章先生在选育科技人才时不拘一格，他不拘泥于系统的教育，他培养出的许多人才并非是大学本科出身，但正是赵九章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些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特质。赵九章先生还善于在科研工作中培养和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他有两句名言在科研界被传为佳话，一是“做学问是不能垄断的”，二是“搞研究一个人不行，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避免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在赵九章先生的教研室中，总是充满着学术民主的气息。

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赵九章还参与了清华航空工程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工作，可见赵九章先生一直以来都对航空航天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四年后，赵九章先生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来到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潜心研习气象科学。作为我国第一位把数学物理引入气象学的科学家，赵九章先生用求解数学物理方程的方法研究摩擦中风随高度变化的规律，提出了长波在斜压大气中不稳定的概念，发表了《半永久活动中心的形成与水平力的管场之分析》，《大气环流之稳定度》，首先发展了Rossby的长波理论。又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如《风流的不稳定理论》，《交换作用导致冷热气团的退化》等。1944年，在竺可桢先生的推举下，赵九章先生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所长，这对于我国气象科学的前进无疑是巨大的助力。当时的地球物理的各个分支散落在不同的单位，除了气象研究工作在气象研究所之外，李善邦主持的地震工作设在中央地质调查所，陈宗器主持的地磁工作设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顾功叙主持的地球物理探矿工作设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九章先生认为地球物理各个分支联系紧密，相互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故聘请李善邦先生为客座研究员，聘请谢毓寿为技正，并特别邀请谢先生来气象所修复竺可桢先生创建的北极阁地震台上因论陷而停止工作十年的地震仪。1946年，陈宗器先生随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一起迁来上海，陈宗器先生认为地磁研究工作并入气象研究所会取得更好的发展，九章先生也认为地磁，气象都属于地球物理范畴，若在同一个单位会对两者的发展都大有裨益。两位学术泰斗一拍即合，在第二年物理研究所地磁部分就顺利并入气象研究所。同年，九章先生又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傅承义院士，邀请他回国主持气象所固体地球物理的研究。此时的傅承义院士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特别是在地震波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然而收到来信的傅承义院士毅然决然抛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傅承义院士的爱国情怀使然，当然也有赵九章先生的号召力加持。在赵九章先生任所长期间，气象研究所人才济济，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成果颇多，先后培养出叶笃正，顾震潮等气象学的学术泰斗。当时的举荐之人竺可桢也对赵九章十分满意和自豪，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喜托付得人”在任所长期间，赵九章先生积极投身科研工作，顾震潮合作发表的《蒸发方程及其新解》，指导朱岗昆撰写的《东亚的大气涡能运动》，都是对将数学物理引入气象学的重要尝试，竺可桢对赵九章的研究方向评价极高，“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北极阁，赵九章先生也一同回到南京继续带领所内年轻一代气象工作者气象科研工作。同时又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教授动力气象学相关知识，为我国气象科学工作培养人才。然而由于政治原因，祖国再一次陷入战火和硝烟之中。南京作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核心，情况更加严峻，甚至在北极阁四周都挖好了为作战而准备的壕沟。九章先生担心研究所内珍贵的研究数据，资料以及观测设备被战火损毁，临时决定将气象研究所迁往当时较为安定的上海。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准备溃逃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意识到科技对党政发展的重要性，逼迫赵九章所长带领气象研究所随国军赴台。而九章先生的革命意志是不能被摧毁的，他对所内的同事说：“只要我在，研究所就不会再搬！”他坚持将自己与研究所留在大陆，留在真正意义上的祖国。终于等来了革命的胜利！

解放战争胜利，中国人民终于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党和国家深刻地意识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先行，才能真正带动国家的发展。为了使地球物理科学各个分支能够共同发展，在党内人士和诸多科学家的积极筹划下，在原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原中央地质研究所的地震部分，原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探矿部分，并命名为地球物理研究所。1950年4月，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任命九章先生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此时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包含了气象，地震，地磁和地球物理探矿四大组成部分，初步实现了九章先生建成我国综合性地球物理研究机构的愿望。在建国之初，由于历史原因，所内的气象部分基础较好，而固体地球物理基础较弱，赵九章先生虽是气象学家但并不偏爱气象，他花了许多精力去关怀和支持固体地球物理的发展。1956年，国家要求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固体地球物理的远景规划，做了许多说明和争取工作，最终将《中国地震活动性及其灾害防御的研究》列为全国科学技术重点发展的57项重要科技任务中的第33项任务，地震科学能纳入国家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可以说是地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意义。1959年，九章先生对地震学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做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利用近代物理学的成就和现代化的新技术，更好地了解地震的微观过程，并阐明地壳和地球内部的情况，为地震预报和工程地震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赵九章先生定义的地球物理的范畴是很广阔的，这其中包括大气物理，大地物理，空间物理和海洋物理。他曾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形容地球物理的研究工作，在他30多年的科学领导生涯中，他全身心地为不断开拓地球物理科学而奋斗，将曾经几十人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展成为涵盖地球物理全范围的几千人的大所。但他却毫无私心，当国家需要或发展所趋的时候，将三十年心血一一分出，1958年为加快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球物理的发展，分出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1965年分出昆明物理实验所，1966年，又分成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为现今中科院国家空间中心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急需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设。此时，赵九章先生的诸多弟子在海外或求学，或搞研究，九章先生意识到祖国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于是写信给四散在世界的学生写信，请他们回来共同建设祖国。师承九章先生，他们不仅继承了九章先生高超的科学水平，同时也继承了九章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拳拳爱国之心，纷纷放弃海外优渥的科学环境和生活条件，回到尚且比较落后的祖国来。其中，以顾震潮先生为最高尚，收到九章先生的信时，顾震潮先生刚刚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提交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Rossby, Rossby作为现代气象学的泰斗，十分欣赏顾震潮的理念，但顾震潮先生强烈的爱国之心使他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建设。

建国之初，国家急需增加气象台站以提高天气预报水平，而气象仪器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关键问题，九章先生虽然专长于动力气象学，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加快新中国气象应用的发展水平，他亲自带队，组成试制小组，从气温表用的材料，到气压表的标度，都进行了耐心的指导，直至生产出样机。当时解放台湾，海南及其沿海岛屿急需气象保障工作，而军委局的技术力量较弱，大部分技术骨干都集中在地球物理研究所，作为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主动和时任军委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商议，决定两家合作组成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得到竺可桢副院长的支持后，他开始着手组队，他毫无保留地在所内挑选优秀的气象科学工作者参加两个中心的领导和实际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在建立我国天气预报业务，尤其是寒潮，台风，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美援朝，收复沿海岛屿，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和防灾抗灾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联合资料中心整理了解放前2多年积累的气象数据，编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多种气候要素的气象图集，还建立了全国52个大城市的单站资料，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区域规划——黄河流域规划。这两个中心分别为后来的天气预报的发展和建立完整的气象资料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为加强农业气象发展，他找到吕炯商量，安排他负责农业气象研究工作，与当时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同建立农业气象站，1957年，由农业部，中科院和气象局三方合作成立了农业气象研究室，为我国农业气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九章先生对军事气象也投入了巨大心血，1952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组建气象系，九章先生极力支持，并将得意门生章震越指派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气象系以加快军事气象的建设。他曾对即将前往北国冰城的章震越说：“解放军气象教学需要，正是我们贡献才智的机会，我们要服从党的需要。”章震越先生觉得自己的辐射知识不够，九章先生就在他赴哈的前几天晚上为他补课。待后来章震越返京，九章先生还亲自给北大致电，让章震越去进修数理等方面的课程。建国之初，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程建设项目需要提供当地的地震烈度作为设计的依据，然而当时地震科研力量比较弱，难以满足工程建设的要求，压力很大。九章先生虽不长于地震学，但他认为自己作为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有责任通过解决地震烈度相关问题以帮助新中国的建设。他紧密依托地震学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经过细致的观察与调研，提出多学科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批准。1953年，作为国家计委的咨询机构，李四光和竺可桢两位副院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赵九章先生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分别是由张文佑负责的地质组，范文澜负责的历史组，李善邦负责的综合组。多学科分工合作，凡是Ⅶ度以上的以及国家重点建设区，原则上应该召集委员会成员及有关人员举行会议，讨论后再下结论，必要时还可以请有关地方代表参加，提供的资料也相对合理。除了审核和鉴定有关地震强度外，为提高工作质量和研究水平，地震工作委员会还组织领导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在国家重视和赵所长的主动支持下，李善邦先生领导的地震科学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由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组，在与地球物理所的密切合作下，于1956年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在此基础上，由李善邦编写《中国地震目录》两册，第一册为大地震目录，第二册为分省地震目录，分别罗列了各市，县的地震及其强度和受灾情况，可供非重要建筑参考，大大减少了抗震建设的工作量。赵九章先生还组织领导了特殊重大项目的现场考察工作，并开展大城市和基建场址的地震烈度小区域划分，为此地球物理研究所举办了短期培训班，为各产业部门和地方培养了地震调查人员。

20世纪50年代，美苏相继进行了核试验，我国为开展核爆炸的侦察工作，中科院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成立领导小组，成员有赵九章先生。在九章先生的领导下，地球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这项任务，在北京等地震台用垂直向地震仪和微气压计观测，可以测出爆破地点，时间和当量，并进行速报。60年代初，我国开始搞原子弹实验，需要地震方面人员参与，九章先生十分重视，特地在所内成立七室，由傅承义先生任主任，主要的科研方向就是核爆炸的力学效应和远距离侦察该室不仅完成了国防科工委下达的多项任务，而且在理论研究和测震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成长起一批科技骨干。

赵九章先生是脚踏实地却不忘仰望星空的典范。九章先生十分关注国际地球物理科学的动向。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尝试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数字天气预报，此时我国还没有电子计算机，而赵九章先生预见了电子计算机预报数字天气的先进性，他认为未来的发展中利用电子计算机预报天气是大势所趋，九章先生主张要先走一步，故支持顾震潮先生在国内并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采用解微分方程图解方法研究数值预报，然后又组织了培训班，训练了一批能胜任这一工作的科研人员，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做出了第一个能预报12小时和24小时寒潮路径的实例，1959年，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他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理所应当成为了该计算机的首批用户, 从而为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发布数值天气预报奠定了基础。1958年他支持顾震潮先生带领科研团队到黄山建立雨雾观测站，深入研究人工降水的物理过程，赵九章先生还亲自登山进行考察。赵九章先生十分注重新技术在地球物理科学中的应用，提出三化（分别为数理化，新技术化和工程化），并亲自主持气象卫星探测理论和方法的研讨班，带领年轻的科研人员开展大气遥感理论的研究，亲自领导建立了大气光谱实验室，研制出我国首台脉冲红宝石激光雷达开展了测云，测烟，大气消光，大气能见度等大气要素的激光探测实验。

为了开辟海洋新领域的研究，1952年，赵九章先生与海军合作，并在所内开设海浪组，组织力量，亲自执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和波谱的研究，为了研制海浪观测仪器，建立实验室，先后试制多种海浪仪器，在小麦岛进行长期的海浪观测，又在舟山群岛的朱家尖设立临时海浪自记站，使南北两地同时取得海浪自记数据。指导年轻人研究海浪预报，为后来海洋环境预报打下一定基础。当时，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组长，主持制定了我国海洋科学十二年规划，并于1956和1957年组织开展海洋同步观测，为以后的海洋普查起到先导作用。1959年，当他将我国海浪观测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后，便毫无保留地把全部技术和观测系统移交给青岛海洋研究所，成为该所海洋物理的生长点。

 在我国国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我国和我党领导人越来越关注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航空航天的发展。在见证了美国，前苏联等科技强国在航天方面的累累硕果之后，我国也决心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一布就是卫星，卫星作为航空事业的敲门砖，不仅标志着我国进入航天事业，还切实地对我国经济，政治，民生以及军事等有着积极作用，还会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1858年，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赵九章先生与钱学森筹组581组。当时的卫星发射计划是三步走，分别是：“先发射探空火箭，再发射小卫星，最后发射大卫星”该581小组的技术由赵九章先生主持，并且由他提出总体方案。他与当时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卫一清积极配合，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内成立一室，由钱骥领导，专门负责518的科研任务。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全社会上下氛围亢奋，自然也波及到了科学研究人员内部，大家的干劲十足，在短短两个月就完成了两种箭头模型，为国庆献礼，放在中关村展览会上展出，毛泽东主席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都来到中关村参观，一十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赵九章先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飘飘然。段时间对卫星的研究中，他意识到航空事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能一味冒进，需要冷静思考，做实实在在的研究。为了在卫星发射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减少损失，他在这一年十月带领中国高空物理大气代表团到到当时的航天大国前苏联访问，想要获得成熟的技术经验，然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已非从前，苏联方面并不愿意过多透露技术细节给我国，这次苏联之行在技术上没有任何收获，但在九章先生的意志上却有了极大的突破，九章先生对此次苏联之行总结道：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59年初，九章先生和卫一清，钱骥研究空间探测的思路，他提出了五条意见：以火箭探测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受设备。实际上这就使为卫星做准备。同时，在与卫一清先生的共同协调下，在一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二部，下系一，四，八，九，十五个研究室，共同完成518的科研任务。在1959年到1965年的六年时间里，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直有条不紊地根据九章先生的五条建议开展关于518的科研工作，同时为加快科研进度，提高科研水准，积极与院内外进行沟通合作，空间探测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研制开发了火箭及卫星腔体内的设备，开展了遥测和跟踪技术的研究，60年代初期就成功地发射了多颗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对高空的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和密度等取得了可靠精确的数据，还进行了电离层，宇宙线的探测，同时筹建空间模拟实验室，逐步解决了真空，低温，高低温变化等卫星环境模拟实验所需的关键性设备。九章先生还和钱骥先生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进行卫星总体方案的研究。在九章先生积极进行空间探测领导的同时，他还热切关注空间科学的研究。九章先生亲自领导了磁暴理论组，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向空间科学的国际前沿进军，他强调：空间探测必须与空间科学问题本身联系起来，必须有明确的科研目的。他认为磁暴理论组不仅要针对科学问题出文章，还要承担今后我国科研卫星提出的科学问题。1964年秋，赵九章先生到我国的火箭基地进行考察，发现我国已经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技术能力，我们自己的空间物理科研和空间探测技术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九章先生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三届一次全国人代会发言和提交关于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1965年3月，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做出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决定。中科院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组建了卫星设计院，代号651.全院参见该任务的单位多达20多个，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就由赵九章先生负责。同年10月，他在张劲夫副院长主持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做了他主持研制的总体方案报告。会议进行了42天，对总体方案进行了反复细致深入的论证，最后才产生了最终的方案，这份方案凝聚着先生多年来的心血，也是集体智慧的成果。

九章先生在领导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发射工作的同时，就发现了空间应用的发展前景，又组织一批力量对国外气象卫星，侦察卫星和预警卫星的研制进展进行调研。以气象应用为突破口，集中力量酝酿气象卫星方案，开展红外波段电磁辐射在大气中传播等基础性研究工作，拟定我国气象卫星的发展规划。

正当九章先生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我国空间科学的研究中，臭名昭著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四人帮不仅残害社会，也对科学事业伸出来魔爪。他们贴出大字报“打倒赵家天下卫家党”，九章先生被迫加上了一长串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了工作权力，惨遭批斗。但此时的赵九章先生仍不以为意，在他看来，群众的运动难免有过火的举动，他始终相信组织和党是相信他的。此时的他虽然被剥夺了一切职务，却仍关心卫星研制的进展情况，并偷偷将他苦心编撰的《高空大气物理》下册交给了徐荣栏。然而运动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赵九章先生的迫害也愈发严重，四人帮的爪牙甚至将中央给九章先生去天安门观礼的邀请函藏匿起来，此时的赵九章先生在身体，人格甚至精神上都不堪重负，最终只能以自杀抗议这场荒唐的运动。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它满载着九章先生十年的刻苦工作，认真攻坚，十年的心血与付出，飞上天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颠倒黑白的十年浩劫结束了，而九章先生却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仍相信，九章先生的精神永存于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心里，这象征着一份崇高的力量，驱使我们中国科技人不断前进，不断突破自我！九章先生曾在他撰写的“中国气象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前瞻”中说道“必须使理论与实践，研究和业务，在适当的配合中，分工合作，联系发展，才能把气象科学在中国一步一步的提高起来。”言犹在耳，中国大气人一定不负先生所托！

纵观赵九章先生之生平，生于乱世，幼时便胸怀家国，弃文从理，笃志报国，青年曲折颇多，离乡多年，辗转海外，学成归来，不料倭寇欺汉，纵战地血泊，不忘科技兴国，矢志科研，博学多才，各个学科多有涉猎，人才斐然，高朋桃李遍布海内外，大气纵横，格局深厚，颇有帅才，实为祖国科技建设之肱骨，然形式逼人，世道有变，竟践踏之如草芥，先生厚德，亦不堪其辱，陨于微室，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