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6和CT-6B装置始末14
我们的工作辉煌之日，就是开始没落之时。
1996年，我们研究室接连发生不幸。我们的理论组组长、原来的学术小组组长、著名等离子体物理学家蔡诗东院士去世了。
他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但以为是肠胃的病，去美国他的医生哥哥处检查也没有结果。这年年初他去新加坡工作一段也不很顺心。5月我们医务室新来一台B超机，有人劝他去查查。一查还真查出肝有病，于是马上张罗住院。当时所里院士也就那么几个，所领导很重视，全都出动帮他联系。最后好不容易住进了龙潭的肿瘤医院。
住进以后，我去看望了他一次，也想向他请示一些事情。但是到了那里，看见他住的是三人间病房，公用厕所也很简陋，感到这位参加过“保钓”运动、在文革期间就毅然回国工作、将自己一生都贡献给等离子体物理事业的科学家实在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他在那里住的大概一个月，才转到新成立的北京市肿瘤医院，住进了单人间，可是他在这里没住几天就去世了。他当时已经不担任学术小组长的职务了，但仍然是我们这里的一面旗帜。他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大损失。
他去世后十天，我们组的韩共和也去世了。韩是北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后来成为我们组的技术骨干，工作一直积极努力，为人也很坦诚。当然所里也很重视对他的培养，先后公费送他到英国、美国进修。可惜他的身体不好，有胃溃疡，在两国都住过院，在美国还动过手术。1995年11月的一天，我们组开始新一轮实验，上午开会讨论时，发现他还没来，后来家里来电话说他夜间犯了病。下午会后我们去中关村医院看他，他正在往北大医院转院。后来在北大医院动了肠道手术，我们还组织人员轮流去医院看护。过了年，就传来消息，说他在手术时，发现肝癌而且已经扩散，无法切除。后来他住进了广安门医院，于1996年6月30日去世。
1996年，我们室还有一位职工吴成也因哮喘病不幸去世了。他因为出国未按时回国，已经不是正式职工了，但是在发展等离子体技术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
这几件事在心情上对我们室人员的打击很大，尤其是，韩共和的病和我们的工作环境有无关系这一点，大家都暗自在心里嘀咕。从理性判断应无关系，因为无论是X射线还是三氯联苯，即使致癌，也不应该是消化系统的病。我们曾请卫生部门人员来此检查，也认为问题不大。我们增强了一些防护措施，但是人们心中的阴影始终驱散不掉。
我们的人在心里嘀咕，可是所里一些人却嚷嚷起来。我们实验室紧挨着所内的1号居民楼。这个楼是1991年建筑的，我也于1992年搬了进去。这个楼的居民说，我们实验室有放射性，影响了他们的安全。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实验室有放射性呢？原来我们实验室北边有间堆东西的储藏室，和电容器房相通，因为处于所的边缘地区，房门也不甚严紧，经常被小偷注意到。一次我见到一位年青人在这里，意图十分清楚。我就邀请他进入我们实验室参观，向他介绍说这是一间高电压实验室，电压高到几万伏，十分危险，另外还有X射线、三氯联苯等危险因素，所以最好不要到这里来，为一点小便宜吃亏不值得。他走后，我就贴了一张纸在这间储藏室门上，说明这一实验室有放射性，闲人免进。住1号楼的人看到这张告示，便紧张了起来。
所里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找我谈话，反映居民这个意见。我说，我们实验室确有放射性，但是我们在里面工作都没问题，怎么会影响那么远呢？我也住1号楼啊。再说，就算有问题，我们实验室是先盖的，原来就有放射性，居民楼是后盖的，所以不是我们实验室盖的不是地方，而是居民楼选的不是地方。
实际更严重的是三氯联苯问题。当时北京市已有明确政策，就是不准使用三氯联苯电容器。这种东西用久了可能漏油，所以我们的电容器房里经常弥漫着一种发甜又很恶心的气味，热天尤甚。1986年我们处理了36台漏油的电容器，当然还有漏网的，因为鉴别是否漏油很困难。所以干这种事，真要有点献身精神不可。我总不能要求别人都这样吧？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的事业无法继续开展。院里，甚至基金委，对我们这摊都另眼相看。没有人愿意到这里工作。我快退休了，也找不到合适的接班者。
所里下了决心，于2000年处理了我们的三氯联苯电容器，就宣布了CT-6B装置的结束。当然我们又根据所得数据继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于2003年将装置主体送给中国科技馆。科技馆于2013年将其作为永久展品展出。
三氯联苯电容处理后，当然还可以用油浸电容代替。这笔钱要200万左右，我们没地方去要。再说其它因素也决定的这一装置的最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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