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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代，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生存现状
李晓姣，2020年9月18日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村里封了路口，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西北音乐人张尕怂
1| 当“博士之后”遭遇“疫情之后”
博士之后，我现在是名博士后。现在是我在站第二年。本来，今年3月应该进行中期考核，一切顺利的话，年末出站，从而开启新的人生挑战。在站第一年，我走了些弯路，科研进展有些缓慢。但今年年初一篇文章的顺利发表，让我仍觉得2020年有着美好的开端。
对“美好”的这种期许在1月末戛然而止，更在8个月后的今天，变得遥不可及。我被抛在一个路口，可看不清前后左右。我只知道我可能不能按时完成论文考核，我可能不能顺利出站，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职位，我可能要离开学术行业。我内心充满恐慌，以前这些恐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漂浮的状态存在于散见的新闻中——我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太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当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时，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已然是个失败者这一现实。离开的失败者几乎不会书写自己的失败，可我偏不。我不仅想写how I die，更想搞清楚why I die。
2| 早知道在家待了那么久
从1月末突发疫情，到9月初孩子开学，这8个月里我时常魔怔一般突然念叨“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这多半年是这样，早知道在家待了那么久——我应该更早准备申请书，我应该更从容制定研究计划，我应该更规律地生活，我应该更好地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可是，这半年多来我一事无成。然而，如果真能回到其中某个节点，我会做得更好吗？
1月 10日寒假开启。短暂的家庭出游后，15日回校继续手头的论文，20日离校准备过春节。23日武汉封城。从此，生活拐了个大弯，朝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发疯般狂奔。
2月末，除了武汉等疫情中心，我所在的城市防控形势已逐渐平稳。
3月初，我爱人单位复工。我开始居家工作兼带孩子。期间，博士后基金申请推迟，国自然基金申请推迟。
5月初，学校允许教职工返校。幼儿园仍无法开学，不得已我开始带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去学校上班。
9月，学校开学，最终没等来幼儿园开学，孩子直接升入小学一年级。
这8个月，我得以体验了育儿vs.科研的高度耦合。8个月后，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一年级班主任批评家长没做好小孩的幼小衔接，而我则面临着完不成博士后论文考核的一连串后果。
3| 疫情下更为凸显的育儿vs.科研矛盾
科研与育儿是否可兼顾，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当今社会，能兼顾事业与家庭毫无疑问是成功女性的标志——以至于你在任何一方面示弱，承认自己在其中一方面是失败的，都多少是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在“前疫情”时期，得益于幼儿园的朝八晚四、家中长辈的援手、经济允许下的保姆、托班和兴趣班，做到“兼顾”似乎还不是很难。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幼儿园关闭，父母远在家乡，社会机构停摆。剔除了这些变量后，我“终于”可以在单控制变量下考察究竟科研vs.育儿如何互相影响。
作为一名博士后，科研行业的临时工，我的科研任务最低是完成出站论文考核，高则要冲刺基金，争取稳定职位。作为一名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妈妈，我的育儿任务最低是照料日常生活，高则要亲子互动，完成幼小衔接。
本来我想详细描述居家办公的典型一天，我是如何从蓬头垢面赶紧喝杯咖啡开始，到准备孩子饮食，应对孩子无时不刻的陪伴和互动需求，然后抽空坐在电脑前敲几行字……但当我看到这两张照片时，无须细说，尽在不言中。左图是环境科学家Gretchen Goldman，右图是某经济学家（图源自微博），即使这样，也有摆拍（已经收拾过了）嫌疑，真实的带孩子场景如何？——再乱上一百倍吧。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处境比之已成名成家的她们只会更加窘迫、更加无力。
一整天的鸡飞狗跳之后，我早已筋疲力尽。科研与育儿，一个是需要大段时间和高度集中力的“无中生有”的创造性脑力劳动，一个是极度碎片化需要随时回应幼崽需求的高密度互动——二者均需要付出大量精力，但却完全无法兼容。不仅无法兼容，还相互牵扯，难以顺畅在两种状态中无缝切换。偶尔灵光乍现，凌晨两三点下笔如有神，也是有的。但第二天想多睡一会儿则是不可能的——你起床的时间不会晚于你孩子起床的时间。所以，偶尔一两次还行，在孩子睡觉后熬夜之举也非长久之计。
最终，在双线任务均告失败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对于一名科研临时工来说，因为科研岗位的不稳定和考核任务的繁重，选择生育一个小孩（十来岁之前）也许会增加你生命的维度，但对于精进业务则不可兼得。疫情突发不仅仅是激化了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种矛盾实则关乎这一群体的生存（经济收入和事业发展）——而这一事实在疫情下才得以凸显出来。
孩子爸爸去哪儿了？工作。
4| 不称职的妈妈和难以精进的科研：女性科研临时工的霍布森选择
其实，对于“双职工+幼儿”的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矛盾一直都在。设想以下场景：孩子突然感冒，并不严重，只是上不了幼儿园，需要有人在家陪着。那么该谁留下来陪孩子？类似的，孩子打疫苗，谁带孩子去？幼儿园亲子活动，谁去参加？工作日给孩子体检、办证件，谁去办？疫情这一特殊时期，问题不过是从谁请半天假去打疫苗，变成了谁居家陪孩子，谁带孩子上班。也就是，一个家庭里，谁应该负担更多的育儿任务？
在我们家，这个人是我。理由也很简单，孩子爸爸年假有限，请事假需要OA申请，并扣工资。而且经常因为孩子的事情请假，会让领导对你“有意见”，进而影响可能的职业发展。而我没有严格的打卡制度和扣工资之说（再说工资也少的可怜），所以孩子的事情一般都是由我去做。这种出于经济（是否扣工资）、持续发展（家庭成员晋升）等因素考量后的策略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关注点。那么，即使我们知道育儿vs.科研的矛盾不可调和，知道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育儿任务确实极大影响自身发展，但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牺牲工作时间较为 “自由”、收入较低或职位不那么重要的一方——比如我——仍是出于一个家庭的最优解。
既然家庭利益为上，那就与每个家庭个体的情况相关，看起来与我本文说的“女性科研临时工”并无直接关系。男性科研人员也有高校“时间自由”这种隐形福利，女性也可能职位重要收入高，这只是一个家庭的个体现象，并不是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独特困境。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为什么要强调科研工作中的女性？很简单，因为女性科研人员的工作机会更少。即使是在申请博士后这样一个临时岗位，女性也处于弱势。原因多种，生育是其中之一。我入职时就曾被问过生育问题，我的回答是“已生育，孩子四岁，并无二胎打算”。下图是某高校博士后招聘启事中，博士后申请表对女性应聘者的额外填写要求。现在直接询问“三期”已不多见，但只要数数自己所在单位博士后人群的男女比例，大致仍能发现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第二，为什么要强调科研工作中的临时工？因为教职稀缺，博士毕业后想从事科研工作，或者说取得教职，几乎都要经过一站以上博士后。博士后即是科研行业的临时工——连非升即走的资格都没有，可其面临的科研考核一点也不轻松。以我为例，要求两年内发表四篇SCI（或两篇中科院JCR2区，或一篇中科院JCR1区）。至于出站后能不能拿到职位，往往还会追加是否得到青年基金等。博士后的基本修养是应该且应主动将自己定位为论文机器，以通过博士后出站考核为纲，毕竟即使马不停蹄发表文章也不一定能满足所谓的标准。
所以，女性科研人员的生育期（妊娠+育儿）与科研职业起步期（博士后临时岗位）的高度重合，才是导致女性科研临时工生存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两个阶段都有强烈的时效性：如果想生育，最好赶早，错过最合适的年龄则会增大风险；如果想满足水涨船高的考核标准，最好早入场，否则也是一步晚步步晚。
此外，造成女性科研临时工生存难题之现状背后，还有两点不易察觉之处。
第一是女性在生育方面的天性和育儿方面的巨大惯性。首先毫无疑问，“三期”（怀孕、妊娠、哺乳）女性只能亲自上场吧，这对于保持科研事业的连续性有极大影响。那么“三期”之后能马上重新入场吗？生育后四个月，我每天带泵奶器和冰盒去学校，在教研室和图书馆的厕所，在马桶上或蹲坑前，一天泵两次奶。影不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这不仅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尊严与硬件支持，可能还会受到“何必呢”、“就你们小孩精贵”这样的指责。如今社会，女性早已可以承担多种工作，科研工作当然也不是稀罕事，但女性却还远远没有从全职育儿的巨大社会惯性中脱离。女性在家庭中多付出精力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付出少则有“不贤不慧不称职”的评价（包括极为苛刻的自我评价）。而与此同时，男性在同等家庭事务参与度下，得到的评价则会温和得多。
第二是科研临时工在巨大的考核压力下只有极低甚至为零的容错率。科研临时工往往有合作导师或项目组：可能需要寻求合作切入点，这就面临着新研究方向的磨合，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顺利出成果；也有可能允许展开自主研究，但为了保证论文产出，最保险的策略是遵循更成熟的范式，追随更熟悉的套路，套用更标准的模板，虽难免有拆分、灌水之嫌，仍是保证产出的有效方式。但只要其中任何一环出错，即使有意识有能力快速纠偏，也可能再无法满足要求。我自己深有体会。第一年的前半年，我陷入一篇试图综合已有理论的论文中，等到投稿两次被拒后，半年已过。赶忙放下这一研究，将研究重心放在另一个更为集中的问题之上，写作、投稿、接收，四个月一气呵成，十分顺利。但进度仍然远远滞后，再加上疫情，目前已无力追赶。
虽然以上只是基于极小样本（我自己）的一些猜测，但是仍然得以窥见女性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事业初期和育儿期重叠的青年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现状。在以上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因素积累下，“家庭利益最优化”必然导致女性科研临时工的霍布森选择：不称职的妈妈还是难以精进的科研。无法兼顾育儿与科研，必须“两害取其轻”，恐怕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并且，女性科研临时工的工资收入和职位较低，再一次基于家庭最优解原则，她们又会承担更多育儿任务，从而影响科研进度，长远来看必将影响个人发展，然后又进一步加重差异。
“家庭利益最优化”绝不是最好的解。问题是，还有其他解吗？科研这个行业，套用一个流行词，本来就内卷严重。女性科研临时工在这内卷战争中毫无优势，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战场就黯然退下。那些看起来有益的建议，先疯狂写论文拿到稳定教职再生育，或者先等孩子稍大，无须时刻照料后再精进科研都是无用的建议。我们可以纸上谈兵地讨论这些建议，我当然知道取得稳定教职后，照料孩子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你看食堂里带孩子吃饭的教授可不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孩子大一些不需要时时照料时，就不会太影响科研工作了。可问题就是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生育期和职业初期高度重合，对此更真实的结局可能是生完孩子，找不到岗位了；拿到岗位了，没法生了。
5| 同一条河流
指责个体总是容易的，你之所以没有顺利完成考核，是因为你没有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敏锐地纠正科研方向的偏离，没有及时调整发表文章的策略，没有更好地应对突发的疫情，没有处理好一团糟的家庭事务——总之，之所以没有成功肯定是你做错了。但指责体系却困难得多。一方面，适应并融入体系的个体往往没有指责体系的必要，而且可能还会由衷支持和维护体系的稳固甚至升级。另一方面，未能满足体系要求而退出（被迫或自愿）的人，会被认为是“失败者”。此时，自己也多少会觉得这是件丢脸的事，悄悄退出也就罢了。即使试图指责体系某些不合理之处，也常常会被认为是“失败者”的抱怨而无功而返。至于“考核要求是否不符合科研规律”，“课题组是否提供足够指导”，“疫情期间单位是否应给予适当支持和宽容”等，仅仅成为“成功者”纸面上的一道道议题——而局中人早已离去。
伍尔夫有句话说“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如今，可以将其扩展一下。一个想要或已经生育的年轻女性想要从事科研工作，必须有“钱”——无需为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牺牲，和“她自己的房间”——无需被分割为碎片的大段时间和空间。固然提高科研临时工的待遇是一方面，但大幅度提高社会对女性育儿的支持程度可能是如今更为重要的一环。社会应该容忍（暂且不说鼓励）爸爸们有更多时间参与育儿，即使只是请假带孩子打疫苗、体检；单位也应该提高女性育儿的便利，比如提供哺乳场所，比如提供幼儿和低年级小学生放学后的托管场所。
可现实远非如此。面前似乎是一条大河，河的对岸并不是终点，但仍是通往前方的必经之路。对于女性科研临时工来说，两条线汇集此处。一条是女性的生与育，一条是科研的起步期。生育吧，生育吧！工作吧，工作吧！可在鼓励女性生育和支持女性工作之间，却成为空白地带。之前，这些空白都由个体填补：女博士生可以生育但没有生育保险和补贴，可以让配偶负责；女性申请博士后岗位时被问询婚育状况，可以信誓旦旦说已生育肯定不要二胎；女性一样要加班加点假日无休追赶科研考核任务，无暇顾及孩子的早晚接送午休餐饮日常生活，可以依靠家里长辈或花钱找午托、晚托来解决……于是，本该国家提供的公民福利，本该更为公平的职业竞聘，本该更为合理的科研评价和考核政策，都高度自觉地被转移给了家庭，从而在“家庭利益最优化”的外衣下，压榨着小家庭的钱包、工资职位较低的一方、退休本该安享晚年的老年人。
我承认我的失败。但是否有一个又一个的像我这样的女性科研临时工，被阻于同一条河流？想要顺利渡过这条大河，那么默认的更好对策是“不该生孩子”——以保持没有牵绊的自由身，“不该顾家庭”——以保持随叫随到的工作时间，“应该用熟悉的套路”——以保证论文更顺利发表，“追求可预见的结果”——以保证不走弯路不出错。你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无法享受科研，还要承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诛心指责。有的人有桥，有的人有船，有的人可以精进游泳技术，但顺利过了河的人们啊，我们只是赤手空拳、怀抱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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