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雷
人生如山岳 精选
2018-5-26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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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大登山队的队员们登上了珠峰。作为老山鹰社员,看到我们二十多年前共同的梦想最终在这批山鹰社员们的身上得以实现,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前不久,为了庆祝山鹰社成立三十周年,北大山鹰社组织历年的社员们撰稿,编写了《高处有世界--北大山鹰30年》一书,前几天拿到新书,逐篇阅读。书中前一半文章的作者我大多数都认识,有的好多至今还经常聚会,也有的已多年不见,读着他们的文字,心中立即浮现起他们一个个个性鲜明的身影和熟悉的声音。书中后半部分文章的作者们大多是比我们晚十几年的社友,多数都不认识了(虽然也有几篇我熟悉的老社员的文章放在后面),心中没有具体的影像,但却感到心心相通,仿佛就是自己的声音。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有幸被收录其中。我把它贴在这里,并附上几张当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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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有些东西像流水,随着时间不知不觉就消逝了;有些东西像雪山,自从第一次进入你的眼睑,就印刻在脑海里再也不会忘记。1991年的秋天,我作为一名物理系的研究生来到北大, 山鹰社就此成为我人生中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部分。

一、加入山鹰社

       现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早已成为驴友们的热门路线,国外游甚至南北极游也都已不足为奇,但90年代初我上北大的时候,一般人概念中的游览无非是到标准的公园景点,西藏、新疆、青海显得极为遥远和神秘,几乎还没听说过登山、徒步等这些活动。那时登山对我来说,还只是书和电影中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任何关系。因此当我看到山鹰社的宣传材料,那些碧蓝的天空下洁白的雪山、那些身穿冲锋衣、背着巨大的登山包、用登山绳结组攀登雪峰的队员照片,而且知道这些队员也和我一样只是北大的普通学生的时候,心中激动不已,当即跑到海报上写着的地址去报了名。

       这是一间学生宿舍楼尽头的一个房间。一进门, 和那时的普通学生宿舍间一样,放着三架双层床,中间有一个木桌和两条木櫈,不过屋角和床上堆着一些登山包、冰镐, 安全带之类令人眼花缭乱的稀奇玩艺。几个并不特别壮实的男孩在和一群嘻嘻哈哈的小姑娘聊天,感觉还挺亲切随便的。 天黑了, 告别出来, 吃完饭, 觉得意尤未尽, 就再跑去瞧瞧,见亮着灯, 一敲门, 开门的人脸色黝黑, 是登山队长曹峻, 里面是一帮老队员在喝酒。正想退出, 被叫住: 既然来了就坐下一起喝吧。 我在一个小伙子旁边坐下,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叫王鹏,又过了很多年才再次见到他。那时他显然已经喝醉了, 但还在继续喝, 手里捏了张照片翻来复去地看, 把照片捏得脏兮兮的到处是指纹。 照片上是一座雪峰, 后来知道那就是新疆的慕士塔格, 那年夏天登山队去爬了但未能登顶,峰前立的正是我身旁的这位哥们, 穿了一身肥大的登山服, 显得笨拙而可爱. 我随口说了句 "真象一只大狗熊", 他嗓音嘶哑地吼道: "我是英雄,不是狗熊!" 就伏在桌子上哭了,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但也立刻对这群纯朴、豪爽的人产生了好感。   

       不久我就和大伙混熟了. “混”这个字不太确切,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认真。记得每天晚自习结束时大家都会到五四操场跑圈、引体向上、练习平移等等,之后彼此互相抖臂放松肌肉。周末一起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去309医院后面的岩壁(现在叫百望山)、金山(现在叫阳台山)或者西山农场(现在叫凤凰岭),先爬上山走到那里的岩壁,然后带队的老队员到上面挂上保护绳,轮流练习攀岩和保护。那一时期常在一起比较熟的主要是本科生90级的同学以及少数研究生91级的同学,还有比我们早一两年入社的谢如祥、曹俊、李锐、徐纲、白富利、雷奕安等。我从这群优秀的同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冬天,我也参加了冬训,到密云黑龙潭附近,白天到一个冰瀑练习攀冰,傍晚用高山炉煮方便面,晚上在冰湖上搭帐篷练习野外宿营,唱完所有记得词的歌后钻进睡袋。夜里大风吹过, 身下的冰层格格作响好象在脱筋换骨。坦白地说,我体能一般,攀岩技术恐怕算是比较烂的(主要是柔韧性太差),但我很享受参加这些活动。我从小就一直是个体育差、性格内向、有点社交恐惧症的书呆子,在山鹰社的这些活动中,大自然的壮美山水,纯朴开朗的伙伴们治愈了我。我一直觉得,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而在山鹰社里,我也遇到了最兴味相投的朋友,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二、青海科考之行

       每年暑假山鹰社会组织一次雪山攀登,那年登山队决定去爬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 我未能入选。不过,山鹰社从这年开始在登山队之外还另组织一支科考队,有十几个人。新成立的科考部长是藏族队员拉加才仁,科考地点就在他的家乡青海湟中,也兼支教助学。 我们跑遍京城各出版社, 大胆走进去化缘,征集了一千多册图书准备带去捐赠给当地小学。我去学校后勤借了辆三轮车,在学校里练了一会儿学会骑后就蹬着三轮车去城里把书拉回来打包,走时托运带到青海去。

       青海真可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我们去了西宁、塔尔寺、日月山、龙羊峡、青海湖、湟中,我们看到了白云、草原、 牦牛、玛尼堆,青海湖边黄灿灿的油菜花,还有头带银饰的藏族妇女、和蔼的老喇嘛。我们爬上了湟中附近的拉脊山,海拔四千米。经过一上午的攀登,到达了一个局部最高点,只觉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初次体验了空气稀薄的感觉。 但到达峰顶后才发现,附近的另一个山峰更高,可能那里才是拉脊山真正的峰顶。然而这时雷声滚滚,山里眼看要下雨了,要再翻下此山爬过去恐怕是来不及了,不过好在相差也并不多,下山沿路看着牦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也为村里的藏族小学生讲课,我讲的是哥白尼和伽利略, 他们面带微笑地听着。待我们大家都讲完了,就用嘹亮的童声为我们唱歌。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一种面片汤,后来宰了一支羊。我记得在十分钟之内,这只羊就被我们吃了个精光!我们去看黄河,这里黄河不过几十米宽, 水流湍急,几个当地人放下简陋的皮筏渡河,没等我调好相机焦距, 皮筏就已飞快地漂出了视野。我和队里的一位女孩在沙上画出心的形状然后在里面游戏,后来我们去了青海湖,鸟岛上的鸟都已经飞走, 她忧郁地在一只死鸟前蹲下, 我把这摄入镜头。我恋爱了,这是我的初恋。不过,我不是一个很懂女孩心思的人,那时尤其不懂,后来这次恋爱无果而终。二十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北大的男孩女孩因为山鹰社而相逢,无论是否最终走到一起,那都是青春中美丽的一段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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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科考队在青海的合影照片,笔者为后排左四着迷彩服者 

       从青海回来之后,我开始准备硕士毕业后出国留学,参加社里活动就比较少了,但我还是参加晚上的锻炼,以及偶尔去野外的活动,比如我带队去过东灵山、古北口等,也有几次新年元旦在阳台山的金仙庵度过。那时金仙庵还挂着北大生物系实习站的牌子,几间平房可以住宿。大家在庵门口的泉水处汲水,在周围的山上捡柴(地上的枯死树枝)生火煮面,晚上一起睡大通铺。现在的山鹰社还是经常去那里活动,但可惜金仙庵已关闭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1231日登上阳台山准备在那里过元旦,那里的狗一直狂叫,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计算机系的徐杨跑过去后狗却不叫了,他正得意地说狗认识他的时候,狗狗忽然咬了他一口,于是他只好跑下山去打狂犬疫苗。后来,从北大毕业时我们又来到金仙庵,晚上轮流出节目,我把那首军训时学的歌《十八岁》改编了:“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加了登山队。。。。。。生命里有了山鹰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

三、攀登德纳里峰

       1994年到了美国之后,首次见识了互联网,于是想给山鹰社做一个网页, 苦于没带任何资料来。第二年徐纲来美国到德州奥斯丁,与已在那里的高豫功联手做了一个,此后转给我来维护, 这样山鹰社成了北大(可能也是全国)第一个有自己网页的学生社团。不过那时国内上网还很难, 网页主要是给外国人看,因此是用英文写的,那时也有好些外国的登山爱好者来信联系询问。95年夏,我们几人在德州奥斯丁一聚,到Rio Grande 国家公园和墨西哥边境玩了一趟。

       北大数学系的王诗宬老师那一年正好到德州大学访问。他此前曾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后来又和山鹰社一起攀登了幕士塔格峰。 他利用在美访问这段时间,先去攀登了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然后打算去攀登北美最高峰, 6190米的麦金利峰,当地语言称为德纳里峰, 我于是也又一次燃起了雪山梦。德纳里峰虽然只有六千多米,但攀登起点只有两千一百米,中间还有一小段下降,因此垂直上升总高度差不多有四千米,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此前中国大陆只有国家登山队的王勇峰、李志新在1992年登顶过。不过,由于地处美国,交通、补给等比较方便。德纳里峰的攀登者也多,容易获取信息,也容易得到帮助和救援。我们决定选取西壁(west buttress)路线,这是技术难度较小、攀登者最多的一条路线。德纳里峰的最佳攀登时间是五月初到六月初,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好,再晚一些时间由于温度升高,有些冰雪融化,容易遇到冰裂缝,因此大部分登山者都是这段时间去攀登。而美国大学5月初就放假了,去登山也比较方便。

       19965月,我和王老师分别从纽约和德州飞到阿拉斯加,在安克雷奇购齐了装备和食品后乘出租车前往德纳里国家公园的Talkeetna小镇。出租车司机对我们去登山不是很放心,他说去年台湾有一支很多人的登山队,登顶后迷路困在山上,最后出动直升机才把他们救了下来,费用高达几十万美元,但也还是死了一个人,劝我们注意安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支台湾登山队去年来麦金利攀登是为登珠峰做准备,也就是在我们这次登山期间,这些台湾山友去了珠峰,那一年珠峰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山难,也就是著名的《走进稀薄空气地带》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次山难。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大陆、台湾等这些户外运动刚刚起步的国家和地区的登山者,要一下子达到美国登山者的技术水平也确实是难以做到的,但无疑,尊重规则、注意安全的意识是必须的,我们在这次攀登中也尽量注意这些。

       我们在Talkeetna租用了一架能装四人的赛斯纳小飞机,飞到Kahiltna冰川7200英尺营地的冰川跑道上降落,我们当晚就在这里扎起了帐篷。由于德纳里峰路程远、要携带的装备多,我们采取双程方式攀登:每次带一半装备前行到下一个营地扎营,然后再回去拆除上一个营地并把剩余装备带上去。 从降落点到11000英尺营地, 地形比较平缓,主要是松软的积雪。在Talkeetna负责登记登山者的公园管理员建议我们购买滑雪板或宽大的雪鞋,以便在这些软雪上行走,我们听从了这一建议,后来我们发现这是极好的建议。我们也在这里买了塑料小雪橇,在11000英尺营地以下可以把装备放在这些小雪橇里拉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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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川跑道上滑行的飞机

       因为地近北极有极昼效应,阿拉斯加的夏天即使晚上天也总是亮的,再加上高山反应,最初的几天里我感到很不适应,几乎总是睡不着,而且饮水太少,一开始状态很不好,非常疲惫,走路也很慢,跟不上王老师,后来逐渐好了起来。第三天我们走到11000英尺营地,这里降雪非常多,积雪深达几米。建营时,我们才发现犯了个错误:出发时带错了一个包,没有带上塑料防潮垫,这样躺在冰雪上太冷了,晚上无法休息。无奈之下,我们去找同一营地的一队美国攀登者,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多余的防潮垫可以借我们用一夜。我们找到的是一个带商业登山团的向导,他见我们是国际登山者,就拉着我们去了同一个营地的美国陆军登山队帐篷,要他们帮助我们。这支美军的登山队除了队员是军人身份外,其实和其他登山队没有区别,并没有穿军装、带武器,如果不是那位向导告诉我们,我们根本看不出他们与其他登山团有啥区别,他们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军队要组织这次攀登。美国人还是挺热情的,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大帐篷里聊天、喝酒,为了表示友好还用录音机放了一首叫中国女孩(China Girl)的英文歌给我们听,不过我们以前当然并不知道这首歌。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很遥远、陌生的国家。与我们相比,他们登山带的东西真多呀,可谓是豪华登山了。当晚我和王老师就每人和他们的两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其实还挺宽敞的。次日我们和他们道别并表示了感谢。在与他们交流后,我们感到自己携带的两桶燃料有些不足,因此后来又回到冰川机场,请带旅游者上来到冰川观光的飞机给我们带了一桶燃料。在等待飞机时,我们也见识了远处一次壮观的雪崩。

       11000英尺以上道路变为硬冰和岩石,因此我们脱下雪鞋改穿冰爪,把雪鞋和雪橇留在这个营地。这段路上升较大,因此我们在中途建了一个储物点,第一次将部分东西放在储物点,然后返回11000英尺营地,第二次携带建营所需的装备走到14000英尺营地建营,最后再从14000英尺营地返回储物点取回物资。然而,虽然我们把所有的食品都用塑料袋密封起来,但当我们回到储物点取物资时,发现聪明的乌鸦已经把食品袋都啄破了,我们的方便面基本被它们吃光了! 我们只好收拾其余的物资向14000英尺营地走。

       在离营地几公里处突然起了大雾。西壁路线由于走的人多,平时路径很明显,而且沿途很多地方还有向导插的标志杆,但这时突然看不见路了。我们应该静待雾散去,但我有点性急,等了一会儿看到几十米外有个路标,之间看上去还比较平,我们就向那边走想从那里回到路上,但这里看似平坦的雪中其实暗藏危机,王老师走着走着突然落入了一个雪洞。好在雪洞并不很深,只有大概三米左右,但王老师跌伤了,不敢用力,自己很难爬上来,而凭我一人之力,也很难将他拉上来。我们犹豫了一会儿是否把王老师留在这里,由我回14000英尺营地去叫人帮助救援。不过,好在这条路攀登者很多,等了一会儿雾散了,就看到有一队攀登者正从下面走上来,我们等他们走到了就请他们帮我将王老师拉了上来,一起走回了14000英尺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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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英尺处看远处的Mt. Hunter

       14000英尺营地恰好处在山顶和山下云层之间,每天阳光普照,相当暖和,是个很不错的营地,许多人都把这里作为冲顶前适应海拔的地方,因此有几十顶帐篷,甚至还有一位国家公园派来值班的医生。他给王老师看了一下,但因为没有X-光机,无法判断是否有骨折。王老师非常冷静也非常果断,我们在这个营地等了几天,鉴于这几天他的疼痛没有加重,他决定继续攀登。我们瞅准了一个好天气窗口冲上了17000英尺营地。途中有两段陡峭的冰壁,好在上面有固定的绳索,套上上升器,靠冰斧和冰爪,爬上去并不难。也许因为在14000英尺的几天等待使我们逐渐适应了海拔,攀上这两个冰壁时并未觉得特别费力。然而,我们到达后就迎来了一个坏天气周期,天天有雪有雾,无法冲顶,只能等待。在等待期间,王老师给我讲述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包括如何遇到姜伯驹老师而进入北大、如何在美国留学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又如何没有任何对职称、待遇的要求返回北大(王老师回国时只是讲师),以及根据国内的学术条件,挑选比较冷门但前景广阔的低维拓扑学,终于开辟了自己的学术天地。记得王老师当时说,别人问他为什么回国,王老师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国才需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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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顶展开国旗

       我们在这次攀登前也考虑过是否加入向导公司组织的商业登山团。德纳里山上有很多团,大部分业余登山者都是参加这种团。加入登山团的好处是这些团由专业登山向导领队,比较安全,而且向导会带上很多公共装备,参团者个人需要背的东西比较少,可以节省体力。到营地后,向导还会烧水、做饭,有时甚至预先搭好帐篷,比较轻松舒适。但一方面登山团收费不菲,对于当时收入不高的我们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另一方面登山团都是定期的,到了时间无论是否登顶都必须按时下撤。这次和我们一起到达17000英尺营地的两个团,等了几天后天气没有好转就都只好下撤了。对于王老师和我来说,这一次的登山机会都非常难得,当然不愿轻易放弃,还是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登顶。因为没有跟团,我们比较自由,可以耐心等待好天气。不过,这个营地海拔高而且一直笼罩在云雾中,非常寒冷,每天从睡袋里出来都是件很痛苦的事,特别是上厕所尤其不方便。等了几天后,我们自带的食品也所剩无几了(这时特别怀念被乌鸦吃掉的方便面),不过幸运的是那两个团下撤时都还剩余了大量食品,留了一些给我们(否则要全数背下山),因此我们还可以坚持下去。在等了将近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好天气,凌晨出发,一路向上,还算比较好走,印象中只有冲顶前的最后一小段路陡一些,经过大半天的攀登,终于成功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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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在山脊上行走

       登顶后我们往回走。这时人很疲劳又容易精神放松,许多滑坠发生在登顶之后,我们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走得小心翼翼。这一天走了将近20个小时,终于安全地回到营地。王老师在跌伤后仍能这样攀登,真令人钦佩。在营地里休息一夜后,次日我们睡了个懒觉,起来后收起帐篷,小心翼翼地开始下撤,一直往下走。走到11000英尺营地时已到了傍晚,我们取出放在这里的雪橇、雪鞋等装备并烧水、吃饭,休息了一段时间。不过我们感觉并不很累,而且由于极昼天也并不黑,再往下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形,于是我们决定一口气走下去。就这样,我们走了一夜,一路上看着明月在雪山之上升起,又看到黎明时的日照金山,这种景色真让人毕生难忘。次日上午,我们回到了冰川机场,当天中午从那里飞下了山。

       我衷心感谢王老师,如果不是他的带领,我是不可能有这次一生难忘的登山经历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回顾当时,我们在登山前的技术准备也许不算特别充分,尤其是我的经验和技术不足,而且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携带的装备和补给也偏少。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大可能等具备所有条件后才去登山,总要有一个开始。不过,我们并没有盲目冒险,而是冷静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认真地听取其他更有经验的攀登者的意见,避免没有把握的行动,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四、持续的友谊

       此后的时光里,我和山鹰社的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96年已有不少山鹰来到美国,那年冬天我们在大雪中来到芝加哥郭岷家聚会。那时,我刚刚在一次会议上从几个外国人那里学会了杀人游戏(现在的狼人杀是由此发展出来的),于是把这个游戏介绍给大家。记得我们在芝加哥的轻轨上用中文玩得很投入,旁边的几个老外好奇地看着我们一拨人玩得热闹但不明所以。此后不久杀人游戏传入国内。国内有一种说法,说是杀人游戏起源于登山界,或许源于此次美国山鹰聚会?后来我在美国期间还有两次比较大的聚会,一次是曾山(Jon) 和雪华结婚,还有一次是大家一起去黄石公园。此外我还去过曾山和雪华家、拉加家等等。90年代末我也回过国,看到许多山鹰社好友们在北大附近建立了逻格因(Login)公司,开始走上了创业之路。那一段时间也出现了山鹰论坛,大家在网上插诨打科逗逗嘴,更增强了彼此的联系。

       2005年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工作。每个周六,都和原来山鹰社的老朋友们一起去爬香山,也认识了一些比我晚一些进山鹰社的朋友。秋天香山太拥堵的时候,就到太舟坞或阳台山爬山。一起爬山的朋友,有王老师、老板、李锐、叶子、小健、天鸽、李炜、张勤和鸭子、自己人、小虾米等。我的大女儿猫猫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带着她一起去爬山。虽然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后来孩子大了上课外班等,渐渐的一起活动少了,但一直和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至今。

五、反思

       中国人的传统是不鼓励探险的,张骞这类人物在古代并未得到太高的评价。而在今天,对于因登山、探险而不幸去世者,普通中国人的态度也多是否定性的,在生活中当面临不同的抉择时,人们也多倾向于没有风险的选择。然而,正如歌德所说:“生命如果不拿去冒点险,那就根本不值一钱!”如果人的一生完全可以预料,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一些探险和尝试,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会僵化。我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记得王老师曾把登山与科研做过类比,说科研不像赛跑而更像登山。实际上,科研的最大乐趣,正是去探索、挑战未知,而这也是我选择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的重要原因。几年前,我开始了一次冒险的科研尝试:宇宙中分布着大量的氢原子,如果能测量它们产生的21cm谱线,就能为宇宙起源、宇宙大尺度结构、暗能量等提供很多宝贵的数据。但是,除了银河系以及一些距离较近的星系外,要真正对宇宙距离的21cm辐射进行探测十分困难,因为银河系产生的大量前景辐射比宇宙21cm信号强十万倍以上,需要非常细致的处理分析,才能将这一信号提取出来。目前国际上许多实验都在想要探测这一信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实验真正取得成功。我领导的一个团队开展了暗能量射电探测关键技术实验,我们在人烟比较稀少的新疆巴里坤县建立了红柳峡观测站,研制名为“天籁”的实验阵列,这成为国际上最早建立的一批暗能量射电探测实验之一。目前,阵列已建成,将在未来的几年里进行这方面的实验,但是否能突破21cm探测这一难关,还未可知,也有很大的可能我们的尝试将会失败,然而如果人们都因害怕失败而不去尝试,又如何能突破这一难关呢?今年(2017年),三位科学家因引力波的探测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此前四十多年引力波探测一直未能取得成功,一些引力波探测研究的先驱都已经去世了!我想,这些先驱者虽然没能取得成功,但他们的努力绝没有白费。现在,我所投入的21cm宇宙学实验同样需要这样顽强、持续地钻研和探索。

       在我看来,人生如山岳,登山者不必太在意一时的领先和落后,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力做好准备,约上志同道合的伙伴、奋力攀登去发现新的风景,享受攀登的乐趣,这就是理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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