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怕对比，人比人得死。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苏州大学朱栋霖66岁要退休，且不让带博士生了。一直当官且只写了几本意识形态书的62岁山西原省长于幼军将回中大教哲学，还将带博士生。这一比，大学的节操就出来了。

也许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政界高官退休后进入大学任教。这是不一样的。像美国不少高官是从大学教授职位上出任政府官员的，而中国的高官则不然。

像于幼军，本科是函授，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都是在职进修的。大家都知道，这些进修基本上都是走形式，如有的官员读博期间一天课都没上，让秘书或找枪手弄一篇文章，就能“优秀”，拿博士文凭比囊中探物还容易（囊中探物毕竟还要自己用手去探，而官员进修也许连口都不能开，就能搞到自己想要的文凭）。而缺少钱权的人，即便认真上课，学完所有的博士课程，毕业论文也没问题，外语不过关，好像也拿不到博士文凭。

所以，在权力通吃的中国，你有权或有钱，一天课也不上，也有可能拿到大学甚至中国顶尖名校的本科、硕士、博士文凭。

因此，在中国，含水量最大或者说含金量最少的文凭是政府官员的文凭。

于幼军回中山大学当教授是在搞特权思享者木然的博客

什么都怕对比，人比人得死。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苏州大学朱栋霖66岁要退休，且不让带博士生了。一直当官且只写了几本意识形态书的62岁山西原省长于幼军将回中大教哲学，还将带博士生。这一比，大学的节操就出来了。

二人相差四岁，待遇差别就不仅是差四岁的问题了。

大学的特聘教授需要教学、科研两块。于幼军上课了吗？科研要专著和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论文在哪呢？至于专著，现在只要说正确的废话，再出三到五万块钱就能出。更为奇怪的是，书出的是社会主义内容的书，咋还当上哲学教授了呢？

在大学里评特聘教授都需要固定的程序的，报表，教授委员会评审，公示，通过。这些程序都通过了吗？教学工作量这一块就通不过吧。如果只有书，而没有学术论文也不能通过吧？如果不是教授委员会评的，那是谁的意见呢？如果是校长的意见，那就违背了评审程序了吧？

违背评审程序，还有公平正义吗？

如果中山开了官员退休都可以当教授的口子，那中山大学教授们心理会平衡吗？除非中山大学是以官本位的大学，大学里的教授都是臣教授。如果都是臣教授，中山大学为什么不改称为“官山大学”呢？

大学行政化，不但是官员的意志决定教授的意志，官员的行为决定教授的行为，官员的政绩决定教授的科研走向，而且官员成为教授，让教授和官员都不务正业。现在于幼军退休了，退休的官员还能回到大学当教授，当博导，那官员活得也太滋润了。

官员退休到大学当教授，既是搞特权，也是滥用权力。

在大学里，62岁的教授很多，比于幼军有学术思想的人很多，比他有能力的人也很多，这些很多的人当中，为什么只用了于幼军，而没有用别人？道理其实也是不言自明，即中山大学看中的并不是他的学术，何况从发表的著作来看，他也没有什么学术思想。看中的是于幼军的人脉，即他能给中山大学带来人脉，甚至经济资源。

在西方大学，因为没有官本位，即使是国家最高官员下台，想在大学谋个教授职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大学，只要能达到厅级以上的标准，从事所谓的教育管理，下台之后，也能在谋个教授职位。有的甚至没有下台，就在大学兼职。

对于大学来说，官本位本来就不是问题，官本位甚至是大学的灵魂。官员给大学带来的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

退休了，官员的人脉还在，官员的资源还在，大学与官员进行交易，大学给于幼军一个特聘教授，于给中山大学输进各种明与暗的利益，从而带动大学的发展。问题在于，在官与钱动支配的大学里，那教学与科研的意义是什么呢？再说，于幼军为什么给博士生上课，为什么不给本科生上课？即使上课为什么仅以讲座的方式呢？为什么不一上学期一个学期地上课呢？

退一步讲，当了这么多年官，有时间搞学问吗？搞官问还差不多。如果官问一说成立，他给博士生讲什么呢？讲官学？官场那些东西，他能讲吗？如果不能讲，他讲什么？看来也就只能在两个领域讲，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官员应该遵守道德，而道德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推断，他讲的哲学，也就是官场的道德哲学。

写一篇学术论文，对于不搞学术的官员来说，真的很难，除非有枪手，或者有秘书代写。如果出一本书，那就简单至极。现在有一种热，叫官员出书热。官员出书，即使官员不出钱，出版社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拍马屁的活，出版社也愿意做。何况出书之后卖书也容易，通过官员人脉，通过指令计划，书还能卖个好价钱。

官员出的书，大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表达，政治正确的论证。也就是说，官员出的书，不可能是学术的书。如果中山大不以学术为本位，会因为出的书多，卖的量多，就有了学术影响力？其实，真正的学术书，大都不是畅销书。

如果中山大学以官为本位，以官员的大学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过去有一个学而优则仕，现在通过于幼军可以改写了，即仕而优则教。

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于幼军将回中大教书

《新快报》2015-10-14A15版

曾表达退休后回到母校重返“书生”生活的愿望,10月9日他受聘为马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快报讯 记者王娟 实习生 李绪勇报道 昨日,新快报记者从中山大学了解到,62岁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于幼军已于10月9日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被中大哲学系聘为教授

记者从中大了解到,10月9日,中山大学为于幼军举办了聘任仪式,聘请今年1月因达到退休年龄而卸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职务的于幼军,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据了解,聘任仪式上,中山大学多位校领导参加。

据介绍,于幼军1993年3月至1995年8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据报道,于幼军与母校的互动也不少,2013年11月,他参加了中大哲学系办公大楼“锡昌堂”的落成典礼。今年5月,他还曾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调研。

记者了解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首任所长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叶汝贤教授,而叶汝贤正是于幼军的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校方表示,于幼军教授长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敏于思考,勇于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史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研究领域,在政治哲学特别是民主政治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所撰《社会主义五百年》等,在理论界及学术界具有重要而且广泛的影响。于幼军教授加盟中山大学哲学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大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团队建设水平,对于进一步拓展和强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退休后回归“书生”生活

“于幼军博士表达了在结束仕途之旅后,希望回到马哲所、重返‘书生’生活的真诚愿望。”这段研究所上的报道内容,印证了于幼军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的退休后的“三书先生”生活:“读书,写书,教书”。据介绍,他退休后一直忙着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四卷,现在已经脱稿,不过还在修改当中。

在很多人眼中,于幼军是学者型的明星官员。新华社发布的于幼军简历显示,于幼军1953年1月出生,江苏省丰县人,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其间1980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大学本科函授学习);1986年8月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1月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1990年3月任广州市天河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92年11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1993年3月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1994年8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间1993年3月至1995年8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2000年4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同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5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2003年6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2005年7月,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于幼军为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代理省长。2006年1月在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山西省省长。2007年8月,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于幼军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央另有任用。2007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2011年2月13日来自南水北调办网站的消息称, 根据国务院决定,任命于幼军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根据中央组织部决定,于幼军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党组成员。今年1月,于幼军到龄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