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翻译: 构造科学知识，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

图1，2012年，希格斯玻色子被证实。 那么，科学上的严格证明与一般的合理性都有何区别？

（法新社/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2012年，希格斯粒子被证实, 那么现在事情都清楚了吗？科学是要用证据来解释世界, 但粒子世界因果关系并不是始终那么一清二楚能证明。如果事情看似合理，这还不够吗？

关于合理 ( Plausible )

弗里德里希（Jörg Phil Friedrich，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和哲学家）说：“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我理解的“合理”的意思，现在你问我，对科学家来说什么是合理的？对此我就不太确定了。”

马丁·伯纳特（Martin Böhnert，哲学家）补充说：“当我查看出现'合理'一词的文章时，该术语本身一般并未定义。

2012年，物理学家，时任日内瓦欧洲核研究（CERN）主任的罗尔夫·迪特·豪雅（Rolf-Dieter Heuer）表示：“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粒子，这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证据在两个实验里都很强，并且非常令人信服。而且证据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也在增加。因此，对此我毫不怀疑！

弗里德里希 和马丁·伯纳特：“如果有明显证据–我相信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会同样赞同– 证据明显，那就是显然是对的！”

希格斯玻色子-“独特的粒子”

“有些事实非常简单, 例如，我面前有一个麦克风。”

显然, 在卡塞尔, 马丁·伯纳特面前有一个麦克风, 他在对着它讲话。 “我面前有个麦克风, 这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在明斯特，弗里德里希也坐在可进行录音的物理设备的前面, 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某人否认明显的事情，那么他是生活在另外的文化中，在另外的话语空间中。”

罗尔夫·迪特·豪雅在2012年说：“希格斯玻色子是一个独特的粒子, 既不是力粒子也不是物质粒子, 这很特别！”

人们终于在2012年7月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这是个物理理论必不可少的，但以前未被征实的粒子。你能看见它吗？它是信号集群吗？还是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然后电子设备对这种假设以奇怪方式做出了反应？

“人们不只是简单测量，然后突然看到指针以某种方式偏斜，碰巧这个偏斜表示'希格斯粒子'！然后人们指向它并说：'啊，看，希格斯粒子找到了！'。不是的，而是收集原始数据，然后人们不停地进行计算，进行分析和统计，然后在某个时候说：“这些数据现在显示的实际上是希格斯粒子，” 弗里德里希解释说。

事实是：人们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 罗尔夫·迪特·豪雅 当时对事实的解释：

“例如，如果现在有一群记者在一个大房间里，是吗，那么他们都是彼此独立的。可以这么说，这就是希格斯的场！然后我打开一个门，朝房间里低声传播谣言。站在附近的记者们聚集到一起，问：“他说了什么？”可以说，这些记者个人在这个场里的聚集就是希格斯玻色子。”

图2，CERN (imago /Everett Collection)

哈，我是一名记者...我是希格斯玻色子！ 而且：我只是希格斯玻色子的一小部分，存在了不到一秒时间，至少在这个清晰的解释中。 为什么不呢？ 但是，在此广播节目中，问题不是希格斯玻色子是否存在，而是，如何构造科学知识，才能在科学领域提出这样一个说法：

“希格斯玻色子是存在的” ... ...而能被大家接受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变得对所有科学领域都有普遍意义。要问一问比如：  

外观还是现实，真理还是主张，确定还是错误，事实还是错误判断，

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证据还是合理性。

以及可接受性，理解事境，思维方式和  -  天气前线。

希格斯玻色子和天气前线

“真的有天气前线吗？这个前线是否存在，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1990年代初期，弗里德里希还不是哲学家而是气象学家时，这个天气前线的存在问题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困扰了他：

“当时是这样，气象技术员在每个站点上绘制数字，温度，湿度，风向，风速，覆盖程度，云层，降水等！气压！然后做气象预报时就必须识别这些前线：冷锋，暖锋……当然，您已经事先学习了有关理论，即“前线理论”，这样您大致了解了实际需要找到的东西。”

一个天气前线。 事实是……事实是什么？     

“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实际的天气地图上看到这样的前线有多困难，因为……前线在哪里，这完全是气象学家自己做出的决定，主观的！”

弗里德里希 - 现在作为认识论的哲学家- 在他的一本书中告诉我们在冷战期间，科学家将军事前线的概念诠释到自然世界。 这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天气现象，与此同时，电视开始流行，并将天气地图带入每个家庭。 天气前线这个概念很合适。 尽管今天不再是气象学家将前线绘制到地图上，而是用计算机算法来计算预报，但该术语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听起来似乎……似乎很合理。

什么是合理？

第一章：希望获得一点掌声，是什么使得合理性如此流行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此直观地使用该术语，以至于每当我们使用它时，我们都假设对方已经知道我们的意思了。有趣的是我们在科学中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 ”

哲学家马丁·伯纳特与语言学家保罗·雷兹克（Paul Reszke）一起检查了“合理性”一词的内在逻辑。 在科学哲学理论中，这个词其实是不少见的，对于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 “合理性” 甚至是日常语言，是不必操心的。例如，当类似这样的脚注出现在博士论文中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 ：  

“所提交的数据由博士候选人独立检查了是否合理。”

中世纪就已经存在博士学位，而关于合理性的说法是较后来的事。

“合理的：明白的，可理解的，可信的，可以接受的，是17世纪下半叶。（...）从拉丁文的可信性中借来的：应获得掌声，可以期待别人的鼓掌。” 德语词源词典，1995年

伯纳特 补充说：“我找到用合理性的最早的可靠资料来源是歌德的一句话，不太巧，它用的语境贬低了合理性的这个概念。他说：'想要欺骗别人，那就得把荒谬的做成看起来合理的。'”

“合理的-  值得肯定的；可能或貌似可以接受。” 皮耶尔的通用词汇，1861年

““看起来可以接受”……这里重要的事情是“看起来“！而这是与主观有关的事！因为某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某人接受这也是主观做的事情，” 弗里德里希说。

图3，在证明DNA链的结构是双螺旋结构之前，这个图只是一个看似合理的假设 (imago / Westend61)

这个过程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社会环境，而且有时还包括感官效果。 20世纪一个著名的假设是DNA的双螺旋结构。甚至在没有实际证据之前，沃森（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从理论上预测了基因组的结构。他们觉得自己的主意合乎逻辑。

“一切都表明他们对双螺旋结构的解释是正确的，接着是要说服其他人。为了说服其他人，他们还需要一个金属模型！他们已经用纸板制作了DNA双螺旋模型。但是这纸板似乎会对其他人留下不够稳定的印象，因为，如果有人碰到这硬纸板模型并用点力，纸板模型就可能会破碎，而这很可能会留下他们的理论不牢固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又得专门找人制作一个金属模型的缘故。做一个足够稳定的东西，以使他们的理论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在此示例中，合理性似乎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甚至可以触摸到。但是，对于合理性而言，实际存在或可用并不是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DNA双螺旋结构最初看上去完全不真实，但一个构造的金属模型却令人信服，而不需事实。科学经常在这个虚幻的空间（即精神空间）中不断发展。

“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可能会走向“荒谬”，也可能更会发展为“显而易见”。但是，您可以想象的是，荒谬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合理。而显然的事情呢，又已经太过合理了。马丁·伯纳特说。

“合理是一些定义（...），对作者而言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可以期望别人也会不言自明。”

……这是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经常引用的定义。荒谬很少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显然的事却大多是不言自明的。在马丁·伯纳特的坐标里，“合理”一词是在一把尺子的正中间：左侧是“荒谬”，右侧是“显然”。  

“显然或者明显这个术语，我相信，在传统哲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常见。自然科学不太用“显然”，而是用“证据”，还指“与证据相关的论点”，等等。“

“证据就是增加了的合理性。” [ 原文: "Evidenz ist verstärkte Plausibilität." ]

...卢曼（Luhmann）还有更进一步的定义：

“合理性增加了，而且因此也可以排除掉其他理论。”

[ 原文: "Sie ist gegeben, wenn auch der Ausschluss von Alternativen mit einleuchtet."  ]

换句话说：我不仅发现我的解释是正确的。 我也认为，可以把所有其它解释都作为错误的从而可以排除掉，我设法说服了绝大多数。  

那证据呢？

第二章：消除或排除其他的选择方案，走上科学知识之路

弗里德里希表示：“证据意味着：虽然外行从这些数据找不到什么有用信号，我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从记录的数据中提取信号，我可以说：真的有东西，这并非偶然。” 。

当然，偶然并不那么容易控制，它可以摧毁人们在日常生活以及科学工作中的意志。让我们再看一次论文脚注，因为这样的例子很多：

“由于缺乏合理性，排除了低于每升25微克和超过每升1500微克的极端数值。”

“仅仅因为数据不适合而扔掉数据在科学上是不严谨的。但是，您还必须记住 -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 如果您有良好的理论，那也应该信任理论。”

这是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说的，他是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心理学家，认知研究人员，不懈的教育者，致力于研究数字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没有数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已是不可能。数字是事实的信号，它们基于测量，测量可以概括现实。数字很​​好用，从现象到测量值的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但是可以克服，因为现象因此会变得可以理解和有效。

所有个体现象都在数字的房顶下汇聚在一起，而一种理论创造了这种联系。但是，测到的现象必须符合理论。不适当的现象，表现为读数过高或过低，通常不允许进这个房子。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采取有些期刊要求或至少建议的措施的原因，即，您必须在研究方案中事先规定您在研究中所做的事情，您测量的内容，您不测量的内容，要获取的数据量从一开始就在备忘录里规定好。这确实很有意义。”

因为它使可能性的空间更加清晰。您不能关注所有的极端数值，可以与20世纪科学方法学的带头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一起来表达这一观点：

“（...）忽略极端随机值的规则也符合科学客观性的要求。”

[ 原文: "Die (...) Regel, extreme Zufälle zu vernachlässigen, entspricht auch der Forderung nach wissenschaftlicher Objektivität." ]

“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令人惊讶的偏差也可以告诉您理论确实错了！但是当然也可能发生干扰：一辆卡车驶过测试大楼，然后干扰了仪表，”格尔德·吉格伦泽。

“真正的知识永远是原因的知识”

[ 原文: "Wahres Wissen ist immer ein Wissen von Ursachen" ]

“理论上预计的和实验测量的数据永远不会完全一致。”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扬·科尼利厄斯·施密特（Jan Cornelius Schmidt）在关于自然哲学的书中也对自然科学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真实的知识始终是对原因的了解。对此人们有共识，其他所有事情都有争议。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原因？（...）到底是发现了因果关系呢还是发明了因果关系？”

“这也是困难所在：您不仅要在干草堆中寻找一根大头针，而且要在许多干草堆中寻找一根大头针，不幸的是，干草堆还是由大头针组成的 - 只是形状可能有些不同。”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罗尔夫·迪特·豪雅于2012年宣布，当时终于找到了足以证明希格斯玻色子的证据，并可以宣布于公众。像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一样，粒子物理学看不见摸不着，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您们真正知道什么？”并且：“如果您们知道某件事 - 它是真的存在还是实际上只是统计学上的？” 如果是后者：“是显而易见的还只是合理的？”

吉格伦泽说：“概率可能是科学中有关“合理性” 最常见的精确表达。”

在数据驱动的科学中，可按照概率的大小作为证据，合理性就沿证据的方向，在伯纳特量表上滑动 - 荒唐在左边，显而易见在右边。 另外，范围是任意设置的：

“有时候人们说：我们做了错误的假设这样的概率必须小于千分之一。但是您也可以说：这概率必须小于百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您需做出“是/否”的决定，但观察数据本身是连续的。”  

论点也必须是可以证伪的

这种“是/否”的决定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对科学知识的理解。 在卡尔·波普尔的基本要求中可以发现，科学的论点必须是可证伪的，即可辩驳和可推翻的：

“我们通过证伪学到了很多……。我们不仅学到了一种理论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学到了为什么它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更尖锐的问题；而新的问题是（ ...）是新科学发展的真正起点。”

证伪须通过实验进行，即在不变条件下测试某种发现或理论；如果无法再现实验结果，那就要将这个理论推翻。 波普尔经常用这个有攻击性的词：对他来说，科学知识意味着已经消除或排除了其它的选择方案。 然而，为此得用实验方法，就显得他太理想化了。  

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好吧，您要重建一个CERN那可不简单！目前还没有人能做到。您该知道，就所有这些物理学实验而言，实际上他们CERN在财务和技术上等都到了极限。但是，您当然可以做的是……至少原则上可以说：原始数据还可再用！”    

而且，再用原始数据就应该足以让其他研究人员检查，来发现理论或发现因果关系。就是说，得将波普尔的理想微缩一下。

“第一个实验是在CERN进行的实际实验。第二个实验就是对该原始数据进行的再实验！当然，您会尝试以一种真正可以发现有效信号的方式来处理数据！但人们会问，如果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分类来处理数据呢？这第二个实验当然可以被别人证伪：人们将获取这些原始数据并根据每人自己的想法进行再次分析，然后看是否也能得到一个结果，也能找到证据，例如证实希格斯粒子确实存在。”  

康德（Immanuel Kant）和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对此会有何评论？

插曲：因果关系及其敌人。

康德说，“所有的变化都是根据因果联系的规律发生的。”

恩斯特·马赫大约在1900年说，“自然界没有原因也没有效果。”

哲学家康德与物理学家及科学哲学先驱恩斯特·马赫之间的陈述大约相距150年。不久之后，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于1927年自信地宣布量子力学的发现将...

“……因果律的无效（……）肯定成立”。

他是对的。因果关系的简单方程式仍然适用于解决大致的日常现象，但在基础物理研究中不再适用。就像CERN的粒子加速器一样，其他科学领域的人们也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的意义是无法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用气候研究人员汉斯·冯·斯托克（Hans von Storch）的话来说，应该将两种认知手段应用于此类数据集：“检测”手段和“归因”手段。检测就是用算法方法搜索明显的模式。对于“归因” 模式 - 即是否隐藏着内部依赖关系和作用机制，就需要理论或有时甚至幻想。（Detektion: 检测， Attribution: 归因）

“该理论以为，它知道金矿藏在金银岛上的什么位置，知道人们应该在哪里深挖。”  ……十年前，数字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海勒（Christian Heller）对此表示嘲讽。

数字世界和瑞士巧克力

“另一方面，数据相关性会不经意但会耐心地逐层翻开整个岛屿。该理论精确地找到了它正在寻找的东西–或错误。（...）数据相关性是否更快地达到目标取决于她多彻底地翻开这个岛屿（...）但是在翻开整个岛屿的过程中，她可能还会发现理论上没有想到的计划外宝藏。”

当时的轻度嘲笑源于在数字狂热中人们抢占到数字世界的一种优越感，其起点是美国杂志《连线》（Wired）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Google的欣喜若狂的文章：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当时在《连线》杂志上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吉格伦泽说。

三页的文章，《连线》杂志的总编辑基本上只说了一件事：“相关理论使因果关系变得多余。”

“这样思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总是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为了能够采取行动，当我们要做出决定时，我们至少必须相信我们知道的情况是什么，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里德里希说。

吉格伦泽补充说：“算法可以搜索相关性，并且它会找到，只要数据够大！人们会发现不存在的联系，又称其为“假阳性”。如果您搜索了足够的数据，则可以找到任何东西！”

《连线》杂志的文章还提供了有关“理论的终结”的证据吗？不是的，相反，我们可以向克里斯·安德森提供一条类似的合理建议，在写惊世大文之前最好多吃瑞士巧克力：

“不同的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不同。如果您有足够的数据，您会发现与诺贝尔奖的比例相关的东西！与之相关的最佳变量之一是巧克力的消费量。瑞士的诺贝尔奖得主挺多，同时也是巧克力人均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诺贝尔奖得奖率低，因为中国人巧克力吃太少，” 吉格伦泽说。

“理解事境”，按照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

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以“看似合理”开头的人，都想达到 “别无选择”的境地

“那真的很好！”  吉格伦泽高兴地说。

发现科学真理的社会意义。

“现在的要点是，当我们谈论合理性时，我们正在谈论一种评估标准。这意味着：合理性不一定是关于一件事情是否真实，而是关于我如何判断！关于你自己，例如要判断互相矛盾的学说，我必须依靠自己的理解事境，”马丁·伯纳特说。

“理解事境”。 [ 原文 "Verstehensumgebung."]

马丁·伯纳特和他的同事保罗·雷兹克（Paul Reszke）重新启用了这个哲学术语。 它最初来自恩斯特·图根哈特 (Ernst Tugendhat 出生于1930年).

“他只是在一本书中略微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词本身太神奇了，可以说，我们只是简单地从他那里借用它，并稍改了一下。“理解事境”是每个个人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而这正是这个评估框架。在此框架背景下，我可以说：“是的，这很有意义！`或者：“不，那是荒谬的 ！”

“每个有思想的人（……）作为任何社会的成员都有自己的现实，即他所生活和向往的现实。每个人甚至都有很多，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现实。”

弗莱克（Ludwik Fleck），“思想风格与事实”, [ 原文 "Denkstile und Tatsachen"]

弗莱克是波兰犹太人医生，他对科学哲学很感兴趣，从医学的角度，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医学或生物学知识究竟上是如何产生的？”弗里德里希说。

1930年代初，弗莱克得出的结论是，证据要求并非仅基于避免逻辑矛盾。 证据也是由相信或拒绝它的社会团体塑造的。 在恩斯特·图根哈特提出“理解事境”之前，弗莱克（Fleck）提出了这些知识的形成因素：思维方式。   

“他注意到了科学事实的创造，-  这句话本身就富有挑战性，他说科学事实正在被人工建起来！ -  他将科学知识的形成理解成了一个社会过程”，弗里德里希解释说：  

“每种科学知识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和养育自己的思维方式。从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中，人们在发展某种科学知识时会选择不同的问题，并根据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目的将它们联系起来。不同科学知识社区的人员生活在自己的科学工作或职业工作的现实中。”  

“这当然与科学理论家所想的完全不同，科学理论家更关注科学结果的动态发展，即理论本身，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但是您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理论和理解事境，因为两者缺一就无法理解，” 弗里德里希说。

其他人跟进只是时间问题

“社会总是以各种沟通行动作为最终要素。”   [ 译者: 比如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

[ 原文: "Immer beruhen Gesellschaften auf kommunikativen Handlungen als letzten Elementen." ]

……这是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说的，这也巩固了他自己对证据合理性和合理性的定义：这两种评价在同等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的评估；没有其他人的评估，他们将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有人坚持用坚定的信念来证明自己的个人知识是“证据”，那么他并没有处于某个确定的最终真理的保护盾下。相反，正如弗莱克所用的说词一样，他只是在某个“思想集体”的围场里吃草。弗里德里希用现代化的公式总结了这一情况：

“每个新观点的出现都是因为现存观点的证明不足信服之故。”

[ 原文: "Jede Position ist die Gestalt gewordene fehlende Letztbegründung der anderen Position." ]

也就是说，其他观点与论据接着会出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证据”同时是科学 - 或更令人担忧的 - 科学政治空间中有关解释性主权的一个挑战性术语。谨慎的作者转而更多使用“合理性”一词，该词允许不太挑衅的但仍有效的沟通。马丁·伯纳特：

“例如，我可以说我的解释比别人的解释更合理！这样我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表达方式说：'别人的贡献不如我的那样合理！' 。这样就把我的解释推到了 “显而易见”的位置，而把对方的解释推到了荒谬的方向。”

这是一场拔河比赛，其中以合理性为代表的立场要比完全以证据为代表的立场更灵活。如果后者不能证明他的证据，那他就没戏了。另一方面，合理性的说法却留了一个小后门：

“我以后可以说：'我错了，这是不对的！' 但是当下, 我判断某些事情是合理的，它可以不怕错误，”马丁·伯纳特说。

因为“荒谬”和“显然”之间的标尺里会自动包含此错误。另一方面，通过波普尔的三步法获得证据应该会达到确定性。如果您坚持这个过程...

1. 提出问题，2. 尝试通过建立理论来解决问题，3. 然后在实验中消除掉错误的解法。

[ 原文: Problemformulierung, dann Lösungsversuch durch Theoriebildung, dann Eliminierung falscher Lösungen im Experiment. ]

...您就会处于安全的一边，即有证据的这一边，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是的！波普尔也许会以一切可能被证伪的方式来建立科学理论，从而达到最大的合理性，而不是按照证据。证伪基本上意味着：”我找到了另一种解释！”“这样一来，以前似乎很显然的东西突然不再是显然的了，而是在''它比其他解释更合理'的范围内。''

像马丁·伯纳特 这样的哲学家，应该比像弗里德里希这位曾经的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少遇到这个问题。后者知道在沮丧的日子里，科学方法论会给人以支撑：

“科学方法会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您，那时事情是如此矛盾，复杂多样且充满挫折！我一切都出错了，我做各种实验并尝试找到些什么，但是总的来说，那是有趣的工作。实际上，它按照波普尔的描述来运作！”

然而，以84岁高龄，波普尔在一次大会上得出了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第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非常谦虚，这是第二点。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要假装知道，这是第三点。

这应该就是大致的态度，我想普及它,，看来前景不大。”

 全文结束

 译作者注: 三个星期前我在 Radio 电台里听到这个广播，觉得有点意思。

就化了几个周末给翻译了过来，部分(70%)用了 Google Translate 的结果。

欢迎批评指正。

原文  LETZTGüLTIGE ANTWORTEN IN DER WISSENSCHAFT， Was wissen wir wirklich?

来自于 德国文化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 Kultur ， April. 2021

名词  Vocabulary

Plausible: appearing worthy of belief, reasonable, acceptable，"worthy of applause" ，合理的，

Evidenz                evidence             证据       

Offenkundig                                     显然

Datenkorrelation                             数据相关性

Verstehensumgebung                    理解事境  (事情和环境) 或者 理解小环境

 原文信息:

作者 Autor: Florian Felix Weyh，

播音 Es sprechen: Eva Meckbach und Joachim Schönfeld， Ton: Andreas Stoffels

导演 Regie: Beatrix Ackers
编辑 Redaktion: Martin Mair

出品  Deutschlandfunk Kultur – Zeitfragen，2.Apr.2021

文献Literaturhinweise:

[1]. Martin Böhnert, Paul Reszke: "Linguistisch-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 Plausibilität: über kommunikative Grundmuster beider Entstehung von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n" In: Engelschalt, Julia; Maibaum, Arne (Hg.), 2015

[2]. Ludwik Fleck: "Denkstile und Tatsachen", Berlin 2011 (Suhrkamp)

[3]. Jörg Phil Friedrich: "Der plausible Gott", Freiburg 2019 (Verlag Karl Alber)

[4]. Jörg Phil Friedrich: "Ist Wissenschaft, was Wissen schafft?", Freiburg 2019 (Verlag Karl Alber)

[5]. Gerd Gigerenzer: "Bauchentscheidungen", München 2007 (C. Bertelsmann)

[6]. Gerd Gigerenzer: "Risiko", München 2013 (C. Bertelsmann)

[7]. David J. Hand: "Die Macht des Unwahrscheinlichen", München 2015 (C.H. Beck)

[8]. Klaus Mainzer: "Die Berechnung der Welt", München 2014 (C.H. Beck)

[9]. Karl Popper: "Alles Leben ist Problemlösen", München 2002 (Piper)

[10]. Jan Cornelius Schmidt: "Das Andere der Natur", Stuttgart 2015 (Hirzel 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