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科威特的比较，就是人才与资源的2类型不同模式。

教育学、管理学，都属于科学，如同学习科学，也必须学习教育和管理体制。关于管理体制，要分辨开抱怨与理性思考，廉洁问题就是一个显著反映，体制必须改革。

欧美的教、商、政分离体制，体现在大学教授的科研与商业的分离，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是技术转让或入股，却不是直接经商和办公司。

中国社会的3者共有，导致边界的模糊或实际上的社会分工不够明细，从而导致各职业的效率都不高。社会的发展或进步，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角色或职业的分工细致和思维精细的发展。常常看到的现象，却是思维和概念不清晰，社会职责和管理过于粗放，导致如同行人过马路的缺乏规程，容易导致撞车或拥挤。

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将科学从宗教脱离出来，而且，其中，存在一个庄园经济，不存在生存问题，科学上也不需依赖复杂的仪器和大量的经费。

前苏联和中国解放初期，自彼得大帝以来或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人才和教育积累，而在思想解放的过程释放出来了创造力；然而，苏联的李森科时代和中国的文革年代，却改变了历史的轨道，导致后来一阶段出现的问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文化、体制和人才等效益发挥，存在一个时间的滞后现象。

资金和投资的理念和评审与管理体制的决定作用，遇到的现象是国外已有而国内没有的指南或资助原则，这个就必然导致是跟踪和模仿型，却不会是创新型模式；但是，跟踪和模仿的速度太慢，慢到跟不上和模仿不及欧美的创新发展步伐，如果，速度足够快，或者改变策略，迅速跟踪上而达到同一个水平，就可能走向创新型模式。

欧洲自11世纪到15世纪的时期，基本是学习和引进东方技术和方法等，而到达芬奇时代已经与东方平齐或超过，16世纪走向了显著的创造发明过程；然而，即使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仍然同时在创造和创新，而到了启蒙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仍然继续学习与引进东方的成就。

已经提到过多次，必须研究欧洲传教士的双向文化传播，不能单纯谈西学传入中国，也应该考证历史和研究东学对西方的影响。

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到德国，而后美国的科学中心转移，关键因素是管理体制和人才的引进，如，法国改进中国文官体制，而后英国和美国引进，美国又引进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建立人才引进的移民制度。

因而，在策略上，就应该是既跟踪与模仿，而又同时创造，尤其是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引进与创造。

学术的公认，在当今国际化社会，已经不是问题，可能存在问题的是生存的环境改善，如，屠呦呦，再如，佩雷尔曼，改变不了他们的生存或生活状态。

关于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地位，在医学，尤其系统生物学一块，已经有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对原创的引领和带领学术和产业的群体效益或作用，包括，影响到一个学科领域的群体所受到的尊重，以及带动一个学科领域的领先发展，在重视和理解程度上差距比较大。

中国13亿人口，绝对存在大量潜在的人才，能否使之脱颖而出，并充分发挥潜能，才是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核心所在。

-（02/09/2015年，网络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