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984年，李约瑟有关中国与西方科学的讲演，引发了“科学历史与哲学”中国学界的探讨，涉及中西医学与伦理学等。在大学时代，也阅读了中西科学的历史、中西哲学的历史书籍，包括，逻辑学和伦理学，以及美学和艺术的历史等。

在1983年形成了结构论的研究纲领，而后，导致了结构论 – 系统医学、精神论 – 绘画艺术和机器论 – 生物工业等探索与发现的过程，约2010年，钱学森之问，导致了社会各界的论辩，而又关联了李约瑟难题，以及中西医学、中西伦理学和社会管理学等。

李约瑟难题，探讨的是文明的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历史，具体到科学范式和方法论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然而，钱学森之问，更多涉及到教育、研究与伦理、体制等社会学问题，如，近现代化过程，中国自留学和洋务运动以来，已经走向了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以及传统学术、哲学、技艺和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却又得从改革开放重新开始。

轴心时代，人类奠定了犹太教（波斯时期）- 诸子百家（中国）和印度佛教-希腊（及罗马）哲学的文化基石，及其基本思维模式，如，史学和宗教伦理、逻辑思辨和神话等，而后，在中国进入第2轴心时代。经中亚-波斯-中欧丝绸之路和查马古道，形成中国-欧洲贸易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大航海，导致了向东方与向西方的文明发展路径转换，经历了欧洲-环太平洋发展的第3轴心时代。

目前，地球的人类到了第4轴心时代的未来社会 – 行星际文明的科学与工业发展；然而，当今中国，存在2大重任：1）科学普及，2）人文普及，管理的社会学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科学的方法论是必须理清“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的关系，让年轻学者和人才走向直接的研究和创业，让已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学者，从耗时的研究腾出精力，参与更多的社会普及和教育，即，如同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分工合作。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意识形态”（美国、日本和印度、前苏联等）的文化和思想，在同一个社会形成多层次的混杂，以及参差不齐的经济和社区环境；因而，对于社会学和管理学来说，成为极具挑战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