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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化发展道路对晚清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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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季南在《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中有过如下描述：“英国汇丰银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评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财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
光绪年间，陈炽作《庸书》，对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提出指责：“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费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苟或侵之，颠厥立至。囤钞数以百万，本国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行海之耳目，亦习焉不察，举为授之。家资之富，可以敌国……皆诡寄他人，运归本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诡计阴谋，莫窥其际。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近与越南、西藏立约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劳绩，身故之后，世袭其官。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
金融和海关堪称经济运行核心枢纽，如此关键部门皆由外人掌管，国家主权意志何在？外人控制了金融、海关，能不以此谋其它控制权乎？
商贸方面
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两次鸦片战争所促成的口岸开放和低关税条约，使涌入中国城乡的国外工业品与日俱增。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进口开支多400万两，到1881～1883、1891～1893年，对应数字分别下降为负1800万两和负5200万两，而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约每年八九千万两。（见《盛世之毁》）
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在进出口同步增长，贸易逆差与日俱增的背后，更有大宗出口产品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辫，逐渐被外商压价收购；英商及其买办还深入蒙古收购驼绒；19世纪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价被俄国砖茶商控制；福建六种茶叶的每担收购均价，从1870年的36两下跌到1885年的25两；“湖南煤铁之利，自昔甲于天下……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以胡雪岩破产为标志，1883年之后，以丝绸闻名的江苏一带，其生丝和丝制品均被外商操纵；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量收购中国棉花，并返销棉纺织品。（见《盛世之毁》）
新式民用工业
从马建忠《民富论》对织布业的描述可见一斑“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国防工业和买办国防
早期洋务运动期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军工厂，中国近现代国防工业萌芽。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左宗棠、沈葆桢在1866年中国工业和科技近乎空白的条件下创建的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经二三年即建成设施设备齐全的远东最大造船厂。一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木壳兵轮（比日本第一艘自造军舰早十一年）。至1874年共造出各式兵、商船15艘。其中“扬武”号兵舰排水量1560吨，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主造船，首制成功“艺新”号炮舰，表明中国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术。1877年更新技术，开始生产铁木合钩轮船。
左宗棠、沈葆桢同时还创办了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以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课的新式学校。又于1875年始，分批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接受西方科技教育。数十年间，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航运、机器、矿冶、电讯、铁路、外交、教育等领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严复、邓世昌、萨镇冰、刘步蟾、魏瀚、詹天佑等，是其中杰出代表。
1884年8月，停泊于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炸毁了船厂。之后清廷委派裴荫森署理福州船政局，由于人才和技术还在，战后船政员工竭力修复，一个月后重新恢复正常生产。三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
可惜裴荫森于1890年4月被调离，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军创建后，大肆购买外国铁甲舰等各型舰船、及各种枪炮弹药，耗银数千万两，将买办国防发展到极致。“北洋海军基地内外、舰船上下到处都有外国人活动。……众多外国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把‘本国最坏的东西（主要指军火），高价卖给中国’”。（《盛世之毁》）
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福州船政局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伴随北洋舰队买办经营的发展，中国舰船制造事业日渐凋敝。
中法战争后，左宗棠去世，坚持自主国防路线的军政大员只剩张之洞等少数人。张强调，向洋人买军火，“采办维艰。必须购置机器，自行制造，始可取用不尽，无庸倚藉外洋。” “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且万一遇有缓急，敌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于人，购运均无从下手。”于是办起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国内外种种抨击、制约，张之洞的自主国防发展并不顺利，汉阳铁厂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才正式投产（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早七年投产）。不幸的是，刚一投产即遭火灾，机器损失惨重，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恢复生产。
洋务运动卓有成效者除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外，另一靓点是刘铭传继沈葆桢之后在台湾的新政，其建设海防、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开山抚番、兴办煤矿、招商兴市、筹划财政，使台湾从蛮荒之地一跃而为先进省份。但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沈葆桢、刘铭传经营台湾的成果也随之烟消云散……
除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为超级买办国防之外，当时清朝的绝大多数军工都纷纷走上了买办之路，而这些军火进口却是以“最低劣的枪炮，最好的价钱”成交。即便自造，也只不过向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加工。
由于腐败以及不从根本上掌握技术，自造问题更多。如1872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遭到抨击后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枪……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1887年底，四川总督刘秉璋奏称：四川机器局“铸枪工料，用费已昂于外洋购买价……所铸之枪……比较外洋所购，实已远逊。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臣现已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裁减局中司事工匠……”
“买办型国防企业的严重亏损，和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不断增多，使半官半商、亦官亦商双重身份的北洋官吏成为暴发户。……与买办国防相对应，在19世纪70年代后长达20多年的‘求富’的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国防并没有‘富强相因’，官方在各地总共创办了10个军工厂，数量仅仅比60年代后5年所创建的多一家，所办企业的规模，甚至反而不如以前。”（《盛世之毁》）
买办国防之军队
腐败的买办国防之军队无疑也是腐败之师，这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中均有充分暴露。除少数爱国将领率军死战外，多数清军将帅腐朽不堪，遇敌一触即溃，甚至未闻敌至即四散惊逃。如中法之战中潘鼎新、岑毓英、唐炯、徐言旭，甲午之战中叶志超、龚照玙等。
买办化最甚之北洋水师，虽有邓世昌等一批左、沈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爱国将领，但李鸿章重用私党，使大量缺德少才之辈占据水师重要职位。因此其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甚。
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38页。）
北洋海军生财之道，除接送官员家属、招收自费生，还时常用军舰做走私生意。另一常见之贪污手法则是军官克扣军饷吃空额。“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原引自蔡尔康：《撤兵议》，《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5页。）
训练演习则弄虚作假，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自吹：“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而官兵战后揭露其真相“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 “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北洋海军总督和北洋海军提督的人选，和海军内部的腐败，使千方百计向中国扩张的列强深感有机可乘，竭力向北洋海军渗透。……洋人在北洋海军享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都高人一等。”（《盛世之毁》）
旗舰“定远”帮办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另译为“泰勒”）在其著作《中国记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写道：
“此大机器……不依一共同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效率观点下之纪纲，此机器乃其反面；然此乃极有条理之纷乱，在无事时运行甚顺，绝无其嘎之声，盖膏之者有中饱之利，有亲族之援……
“两战斗舰之十寸口炮，其战时用弹力猛烈之四直径弹，其练习用弹为二半直径者。后者库藏甚丰，惟前者旗舰只有一枚，其姊妹舰则有一双。……若以此事直陈于总督……则违反中国一切成规，则将全副机器推翻矣。
“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李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彼已受啮掣于顽钝之全国大机器中，且习为故常，即有为之指陈，彼亦懵然不省。”
镇远舰帮办管带麦吉芬还揭示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炮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储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每弹必有一药线，储以铁管，轰发时量敌之远近，以为药线之长短，弹入敌军，药线之活力恰到，弹遂炸裂）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见《盛世之毁》）
以如此腐败之军焉能保家卫国？
经济凋敝破产 人民失业穷困
在洋务派成为暴发户的同时，国家的工商业纷纷遭受洋货冲击。较早遭受外商打击的，是航运业，江浙一带，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两千多艘帆船，到1872年就只剩下四百余艘。
土布纺织业也是重灾区。1887年，在牛庄，三百斤一包的洋纱市价57两，同样重量的土纱却须87两才略有薄利。1890年，在宜昌出售的印度棉纱和棉花，其零售价格竟然差不多。1887年，烟台海关报告：“本省（山东）土纱纺织几乎停顿。”1890年之后，纺织业原本非常发达的江苏太仓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在贵州的偏远地区，“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们遗忘。一捆捆机器压的孟买纱，似乎引起人们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也大多如此。在福建，“自洋钉输入中国，一千个以上靠打土钉为生的手工工人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在广东，“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百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乡邑妇女，多借纺织谋食，自有洋布，而土布无过问矣。其余纽扣线袜，向之著名专利者，亦冷落无趣，势将坐食。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
时人道：“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
（以上见《盛世之毁》）
应该指出的是，洋货冲击国内经济，并非仅凭其“物美价廉”，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但由于中国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成本非常低廉，西方列强大工业生产的洋布居然竞争不过农村落后的手工方式生产的土布，直到洋布凭借在中国内地免税的特权而土布却要处处交税才勉强打开了中国市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五两。……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孓，不独涛张为患，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权利，于国体亦大有碍也。”
正是对洋商、洋货之超“国民待遇”优惠，造成国内经济大量破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从而更促使所有的捐税负担都压在华商、百姓、及国内产业上。
丧权辱国失地赔款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腐败的买办化道路抵挡不住洋人真枪实弹的侵略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洋务运动表面一时虚浮“兴盛”，却难挽其形成日衰之国势。弱国无外交，晚清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如下：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又签定《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6月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同年11月中国又与英，法，美三国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又签定了各自的《北京条约》。1861年6月中俄《堪分东界约记》。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1874年10月《中日台湾事件专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1881年中俄签《伊犁条约》。1884年《中法简明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签定《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中德《胶奥租界条约》。1898年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901年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国家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战争失败的产物。其中有些是胜仗败约（如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有些则纯粹是买办官吏腐败受贿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就是崇厚、李鸿章等腐败受贿所致）。
畏洋媚外成风 买办文化泛滥
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中国人成为世上最具自豪感之民族。然慈禧、李鸿章等腐败的买办化道路造成晚清不断丧权辱国，失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民族日益沉沦。海关、金融、贸易及主要行业产业尽受外人掌控。
慈禧、李鸿章等畏洋媚洋之心，被上行下效、见风使舵之各级官吏遵循不渝，使洋人在华尽享“最惠国待遇”之利，其掠我之财而日富，且享有特权而愈尊；国人则丧其生计而日穷，困窘屈辱而愈卑。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层文人之讳言腐败者，将因腐败而导致丧权辱国民族衰亡之恶果皆归咎于民族文化。而此论又洽与日本等欲动摇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根基之渗透宣传一拍即合，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而日本原师之于我之同样传统文化，则被保存、继承。中国自晚清以来之所以出过众多汉奸，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无疑是一主要原因。
间谍内奸全面渗透 国家毫无防范意志
凡买办得势之国，必是国家主权意志尽失，对外毫不防范，单向透明之国。晚清的中国已沦为列强一切对华破坏活动的乐园和庇护所。
各国在华势力不仅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还相互勾结交换情报，商讨对策，逐渐渗透，干预中国政治和外交。曾任总税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记载：“这些外国公使，常常在蒲安臣（美驻华公使）家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每个下午这样的会议后，大家共同散步，还是讨论我们对华的未来政策，应该如何。”
“在通过海关、外交官、军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外交之际，西方国家还通过种种教会活动，广泛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诱导、收买人心。其中，美国基督教教会的成绩特别‘出色’。
美国公使田贝多次强调：‘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通过开设医院，‘医生每天与他的病人接触，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通过开办学校和报纸，‘是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
而日本则是在华大量收买汉奸，除刺探情报，进行各方面渗透外，还特别重视收买胁迫有影响文人为其宣传日本“人种优秀”及中国人种、文化“低劣”。
晚清为洋人效命鼓噪之奸细遍布朝野，无处不在。国事对外已无机密，尽在列强掌控中。其间谍及渗透活动等毫无顾忌甚至公开进行。对此清廷不仅不敢微辞，而且还处处为其提供方便。即使与列强开战之时，抓住敌谍不仅不敢审讯，而且款待礼送，生怕引起列强责难。
内外矛盾尖锐 社会日益动荡
在洋货冲击下大量破产之中国商民，还要被迫承受贪官污吏的压榨和各级财政亏空的转嫁。人民生计艰辛，对洋人越发不满。而清王朝不断加剧的崇洋媚外风气，更助长了传教士和教民的霸道。各地传教士和教民相互依仗，‘乡愚被其讹索，孤弱受其欺凌，出入衙门，干预讼事。’‘一切罪人讼棍，具以教中为护逃薮，从中生乱。’‘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见《盛世之毁》）
于是各地不断发生反抗教会和教民欺压的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迫于外国压力，“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屠杀16个中国人强行将事态平息，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社会反抗教会的斗争。“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地区先后爆发焚烧教堂的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华南和长江沿岸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会运动。1891年，长江中上游一带数十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教会武装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足余臣栋起义。”（《盛世之毁》）
以后人民的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不曾停止。十九世纪末期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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