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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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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 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 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得到公众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 在“股市大辩论”中鲜明的态度和他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吴敬琏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判断，引发了一场由学 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吴敬琏对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真言与批评，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被称作“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从那时 起，吴敬琏就已经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发现，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 济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改革通常是在保持原 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提出，对改革 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除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和计划体制的力量，第三种力量危害性最大，他们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 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 他呼吁，深化改革必须铲除腐败孳生的土壤，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2001年至2003年，吴敬琏连续在《财经》杂志和《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阐述上述主张。之后，“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2004年初，“新自由主义”遭到批判，七 八月间，由“郎顾之争”再次引起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升温，同时产生了“经济学家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公开表态不同意“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 观点。他还提出，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 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他的观点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吴敬琏再次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是在 2005年前后。2004年7月，他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针对“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 他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 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造成煤、电、油、运及其 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放松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等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 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 “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这场由经济学者普遍参与的激辩一直延续至今……
吴敬琏对自己提出的学术思想，坚持不“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不惧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他说过，“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无论过去的五年，还是即将展开的岁月，吴敬琏的个人命运始终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
授予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理由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吴敬琏始 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 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 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 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人"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 改革战略。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 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 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吴敬琏为首 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 路径。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 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 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 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论证 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 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 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1988年，他运用现代 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首的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 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 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 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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