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张鎏的故事之二

1982年春节后到天津大学读硕士生，刚刚20岁。

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四人帮”也被“粉碎”不过几年时间。社会虽然在逐步被理顺，走上正轨，但文革遗风无处不在。在石家庄，河北化工学院，仍然很“左”。系里的书记还是复员兵，辅导员、团委书记等还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造反派。据说，后来在清理“三种人”中，有的老师被”清理”。不过，那是过了几年以后的事了。

从石家庄到天津，从河北化工学院到天津大学，用老寇的话说，感觉像是从民国到了欧洲了。感官有极大的改善。天津大学无论怎么说也像个大学了。开始上课，印象极深的有几件事。

一件事是余国琮先生给我们入学见面，他自信的说, 我们终于拨乱反正了，终于迎来了你们文革后第一届正规大学生来的研究生，我们有世界一流的教授和导师，现在我们又有了层层选拔出来的一流的学生，那么我们一定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那个时候，余老先生就毫不含糊的说，我们是世界一流。

第二件事是团委书记杨志祥老师，给团员同学一个简短的见面，说，社会对你们寄予太多的期望，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来找我，我一般就不找你们了。

第三件事，是周末到赵久生、朱淳礼老师家里聊天，朱老师给做了丰盛的饭菜。在餐桌上，朱老师流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也踌躇满志，要一展宏图，要以智慧建设国家，要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可是56年硕士一毕业，就赶上反右，过后就大跃进，然后就吃不饱饭，刚刚能吃饱饭就去四清，四清没结束就开始了文革。现在50岁了，才招进来你作为第一个研究生，祝你走的顺利。赵朱老师一家四口，住在三村的小平房，非常简陋。赵老师说，这个房子56年搬进来，说是临建，建完校园要拆除的。结果搬进来就拆不了了。

再印像很深的，就是张鎏先生了。第一学期，和张先生见面不多。那时他是工业催化教研室主任和系教学副主任。偶尔见一面，也没有机会说话，总是觉得，老先生行色匆匆，说话也很简洁。当时老先生已经60多岁，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虽然个头不高，但我们仍需仰视。

第二学期，老先生给我们上催化原理课，每周四学时。77-78（硕士叫81-82）只有四个学生，关毅、我、胡志成、黄星亮。还有一位女同学，记得是柳作良教授教授的学生朱禾慧，煤化工专业的来选修。

尽管学生少，张先生上课一丝不苟。着装整齐，夹着一个古旧但高贵的手皮包，准确的踏着上课的铃声进来，准确的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收起粉笔。那时候没有投影和ppt，所有的演算和讲解都是用黑板，先生的板书清晰，但老气；讲解明白，逻辑清晰，也很流畅。后来自己上了讲台，才意识到，当时老先生备课，肯定是非常认真的。记得考试，还郑重抽题，一半书面，一半口头。考试下来，几位学生得分都很低。

从此，几位师兄弟私下都说，老先生真是严师。遇见更是肃然起敬。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感觉进天大像是进了天堂，他们本校上来的研究生则普遍不这样认为。他们对老师们评价还是很刻薄的。但对张先生，总是尊重的多。

那个时候的社会，百废待兴，急剧变革，社会上各种声音很多。文化领域在不断解禁，几乎每周都有解禁的或进口的电影，六里台的小广场，也成了校园里的文化广场。每个周末的电影，总是聚集很多人。也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市里有了通宵电影。

执政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看报纸，一会说要搞现代化，向西方学习，一会严重的说，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的，是暑假前后，开展了反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那个时候，什么是精神污染，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大喇叭轰轰烈烈的，天天喊叫反精神污染。

那一届学生，无论年纪大小，参与多深，都是经历过文革的。对政治运动极其反感。研究生们自己组织的活动，用不同的方式抵制。几个同学到街上每人买了一件花衬衫，回到校园招摇。同宿舍的赵理强，还画了一幅漫画，一只花猫在餐桌上呼呼大睡，梦见美女，一只老鼠挥舞刀叉，指着花猫说，“哈，精神污染”。

好在天大的领导们淡定，并没有用工夫执行上面的精神，没有搞成政治运动。

到入学一年左右，在教研室做开题报告，也是和同学们的痞子语言用惯了，作报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赵总理给我们画了一个弥天大饼，到世纪末，国民产值要翻两番，那么能源消耗，要不只翻两番，我们做催化研究，应该怎样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呢？”。后面详细论证了我们做的项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当时好像赵紫阳当上总理不久。

后来的硕士论文是跟赵久生、朱淳礼两位老师做的，和张先生的讨论不多，但每一次，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等，都被张先生问的狼狈不堪。因此，心目中的张先生就是一个举着鞭子的严师形象。

做完论文要答辩了，麻烦来了，当时早就知道，是被教研室报上去要作为师资留下来的。还没去人事处报到，人事处的工作人员来找赵先生了，说，你们支部打了报告，李永丹不适合做教学工作，应该另行找工作。赵先生说，怎么不适合？人事处的干部说，你们支部打的报告说，李永丹对精神污染有看法，李永丹说赵总理撒谎。

赵先生紧张了，要求教研室开会，会同人事处的干部认真讨论这件事。

在会上，张先生主持，说，我是教研室主任，学术带头人，你们打报告不通过我是不对的。针对那个报告的指控，先生说，对反精神污染有看法，我也有看法，青年人有看法是好事，没看法就不对了。说到那次开题报告，先生说，我没听见李永丹说赵紫阳撒谎。我只听见他说，经济要发展，能源要跟上，碳一化工要跟上。

就这样，那个报告被推翻了。

至于张先生的严教苛责，在后面跟他做博士论文期间更有体会。以后再继续讲老先生的故事。

2013年6月22日于Ann Ar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