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西医争论比较全面、深刻，现在反而肤浅、片面了。

近年“中西医之争”

●龙胆泻肝丸 2003年，新华社的报道《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称多名患者服用同仁堂“龙胆泻肝丸”致罹患尿毒症。该报道引发对中药安全性的质疑，并作为中西医争论的一个焦点。

●经络说 “打假专家”方舟子2007年曾撰文称“经络并不存在”，并以解剖学等原理试证经络理论的荒谬，一时引发热议。

●打通任督二脉 2012年，甘肃省卫生厅官网挂出“甘肃省医务人员练真气 40余人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有媒体报道称，有学员讲述自己培训后的感受“第四天时脑中出现水开声”，被网友调侃。

●针灸麻醉法 近年来，对于中医“针灸麻醉法”的质疑时常出现。争议较大、转载较高的网文如《“针灸麻醉”骗局现形记》等。

（华西都市报《西医开价5万宣战号脉验孕 成都中医出20万应战》）

资料比较全面，可以点开“详细”阅读。

西医东渐

据《中国医史》记载，近代医学的传入从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位船医皮尔逊算起，他的功劳是传入了牛痘术。此后至1840年，先后有12位西方医生来华，澳门、广州为他们的据点，包括早期中国最成功的西医医院——广州教会医院（后改名广济医院）的创办人、美国驻华公使彼得·伯驾。

虽从未在其著作、言论中提及中西医问题，但孙中山也是中西医争论中各方都想积极争取的目标。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他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 [ 详细] 

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详细]

南京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首起波澜

海外传教士对医学的促进

今天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前身，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创立的广州博济医学堂。

据统计，1905年的报告显示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教会医院166所、诊所241所。十年后的1915年，中国已有23所医学教会学校，383名外国医生，119名中国医生、509名中国医助、112名外国护士和734名中国护士，330所医院，13455张床位、223所诊所，年治疗病人约150万。

1923年《世界传教士地图册》统计，中国已有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外国传教士的43%，以及32%的护士、61%的受西医传教士训练的本地医生、53%的医院床位、58%的医学院，此后传教医生在中国的所居比例还在上升。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其实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也就是1929年，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那一年的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余岩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这个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 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 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不接受新的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详细]

“余云岫现象”——留日学生群体成“消灭中医”急先锋

“旧医”的废除

在余岩等“新医”们看来，“新医”与“旧医”的核心区别在与是否拥有完备的“卫生行政”能力，以推行群体和治疗步骤。而中医无法在调查死因、勘定病类与预防疫上有所作为，特别是在防疫这项大规模的群体行动中无所作为，从而根本达不到“强种优生”的近代政治目的。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在1913年已初露端倪。当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中，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字云岫）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余岩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详细]

中医成中国追求现代化、科学化之障碍

中医界的抵抗

中西医的对抗中，以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的多数知识分子，都站到了西医一边。辛亥革命后，中医界为求生存、求发展，动员全国中医界及社会舆论直接同中央政府斗争约计十次（1914年至1948年），地区性抗争难以列数，不外乎以下四端： 

1.中西医在政治上平等，政府提倡发扬中医。
2.中医教育合法化 
3.国家出资支持中医事业 
4.国家机关雇佣中医人员
历经38年至斗争，以上四条实际上一条也未达到。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日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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