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我一辈子不说大话、假话、空话 】

11日下午，张召忠在谈论自己的新书时表示，他一辈子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说大话、假话，空话。"以后会减少电视节目的录制，用几年的时间继续写书，希望能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这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成为文化的沙漠，这很令人伤心。"

张召忠在多数观众的眼中是一个评论家的形象，但张召忠表示，他不仅能“说”，还能“写”。他介绍称，他写了很多书，摞起来比他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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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学习生涯改变了我的一生

　　阿拉伯语和她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语则是死背硬记。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待遇是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什么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而且还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说来也奇怪，这些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工农兵学员应该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又恰恰是一种因循守旧、死背硬记和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不惑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政府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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