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黄昏见《华西都市报》大版报道杨老师的对撞机言论，还说大众参与科学是一个进步——假如不是杨先生，大众还参与吗？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星，当然，科学被人追总是好的。大众能追，圈内却不能那么追。普林斯顿研究院似乎从不把爱因斯坦的话当回事儿，奥本海默院长只把他当一个公众符号，挂那儿就好，他说什么，就别当真了。我们难道还让老老老一辈来决定未来的科学方向么？虽然我也不喜欢对撞机，更不喜欢“大科学”，但国家如果有钱，做一点也好，就当多一家博物馆音乐厅和西湖印象晚会。但我知道，基础理论的创新不需要大科学，也从来不是大科学。

   物理学需要实验，但它的进步并不十分依赖于实验，眼下“最大的科学实验”如LHC何LIGO只不过追认了我们几十年甚至百年前就知道的东西，没有它们，我们还是一样满怀信心地用标准模型和相对论；超弦理论什么实验也没有，不一样讨人喜欢和好奇吗？

   相比之下，那么多人纠结韩老师的实验能否重复，我感到有点儿奇怪。我想问的是，生物学有没有在理论上确定那个结果是否可能？假如理论未定，那么实验结果不定也可能很正常——例如随机过程就每次都不同。假如让一百个小组来重做实验，三十个重复了结果，二十五个没能重复，其余的没有结果，生物学家该如何面对这情景呢？是认可呢还是认可呢？如果把那实验结果当做一个现象（或偶然或必然），接下来的事情应该是从理论上解释它的可能与否，而不是追究有多少人见过它。如果结论靠三人成虎来树立，那算什么呢？谣言么？假如没有理论，实验总是可疑的；假如有了理论，逻辑比实验的力量强大得多。理论决定我们看到了什么，当然看到的也可能否决理论。在这个圆圈儿里，理论与实验两个角色都不能少。假如还要等着多个实验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那么卢瑟福关于科学的划分还是很正确的。

   CP Snow在50多年前提出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费曼看来，两种文化的区分就在于有没有学会用数学来认识和欣赏自然（I really think that those two cultures separate people who have and people who have not had this experience of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s well enough to appreciate nature once）。物理学与生物学似乎代表了科学里的两种文化，眼下这两个争论着的问题，也是两种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