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2018届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为了更好地开展医学传教与医学教育工作，19世纪在华的传教士将西方的社团制度引入中国。众所周知，早在17世纪的下半叶，欧洲就已经出现了柏林皇家医学会、巴黎外科学会、伦敦医学会等一系列以学术研究为内容的医学会。随着这些学会的运行，逐渐形成了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以及编辑出版刊物以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传统，这被确立为社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华的教会医院和西医学校分属不同的差会，所以在管理这些机构方面就存在着各种问题。随着医学传教活动的深入，各差会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管理问题越来越迫切。于是 1877 年、1890年和1907年，在华的传教士举行了三次会议商议共同兴办教育的事宜。1886年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在《教务杂志》上倡议成立“中国教会医学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简称中华博医会。此举获得在华的34名医学传教士的响应，最终该会在当年正式成立。中华博医会首先明确了发展医学科学与在华传教士进行工作交流的宗旨，这反映出与中国医务传道会致力于传播宗教的宗旨有着本质的不同。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中华博医会成立之后，确立了严格的会员制度。要想成为会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正规的医学校的培训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医生；二是必须服务于宗教团体。简言之就是被称为传教医生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正式会员。那些只取得医学院毕业证书的医生只能成为名誉会员。会员需缴纳入会费用1元，年会费用2元。这种会员制度明显是倾向于传教士医生的，这可能与它筹建的目的有关，毕竟是为了整合在华的各差会传教士。这种将职业医生排除出博医会的举措最终成为后来中华医学会创建的原因之一。

博医会在组织结构方面采用理事会制度，具体设置了理事会会长1名，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秘书兼财务1名；杂志编辑 1-2名：理事员、监督员若干名。理事会是博医会的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和监督各部门的工作，尤其是主要负责对其会刊《博医会报》的出版发行。博医会的日常工作由下设的专业委员会负责。迫于整合医学教育的需要，名词委员会于1890 年率先成立。是年，中华博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医学教育。首任会长嘉约翰在会上提交了起草的“医学教育大纲”，明确了医学教育的三大目标：“其一，为一般民众造就才学俱全的中国医士；其二，造就教会医院内的医生；其三，造就医学教员。”①大会成立了“医学名词委员会”，专门开展中译西医名词的统一与标准化工作。于是，之后的几年间相继出版了各种名词词典。如 1894 年出版了《疾病名词词汇》，1898年出版了《眼科名词》《解剖学名词》和《生理学名词》等。“1901年名词委员会首次会议审定通过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物名词；1904年举行的第2、3次会议讨论审查了病理学、内科、外科、妇产科、药物学和细菌学名词。以此为基础，名词委员会在1908年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中文的《医学词典》它们是名词委员会工作的集大成之作，曾多次再版，有着广泛的影响。”②随着名词专业委员会的运行，博医会下设的学术研究、翻译出版、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医院行政、医院技术、医学伦理等常设专业委员会陆续成立。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四散在全国各地的传教医生的交流与管理，博医会还建立了分会制度。主要有南京、上海、华中、满洲、香港、北京、天津、苏州、长沙、广州、台湾等地，这是教会医院的主要分布地区。除了国内，分会还扩散到马来西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分会的建立，不只是方便了传教医生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对推动当地的医学教育、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等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博医会在建立之初面临着经费紧张和时局动荡的困境，所以全员大会的召开并不容易召集。所以年会制度在维系该社团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年会是各地会员代表选举理事会及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商讨学会大政方针、交流学术与工作经验的重要途径。”随着传教医生在中国事业的扩展和深入，博医会每届的年会议题也在发生改变。从最初的统一医学名词和医学教育的普及问题，到后来的关注公共卫生和医院、学校的规范化管理问题，无不透露出该社团对医学传教事业的重视。尤其是在 1913年，博医会将中国本土疾病研究确立为工作目标，表明了对中国本土资源的重新认识。自此之后，博医会与其分会在工作中开始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尤其是增加了与相关医疗机构的合作，这对进行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落实扫清了障碍在1923年的年会上，有代表提议去除英文名字中“missionary”一词并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广泛支持，这标志着宗教色彩在该社团的弱化，这或许可以间接解释 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这种纯学术团体的原因。

博医会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实现持续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的分工合作。尤其是各地分会的建立，弥补了各教会医院和学校因为远距离而造成的隔阂。“截止1929年，博医会已拥有会员649名，其中中国医生93名成为世界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医学社团之一。”①它作为一个样板，对近代中国医学社团的产生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作为中华博医会的会刊，《博医会报》的出版和发行一直是该社团的重要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年会制度是维系社团的重要途径之外，《博医会报》的刊行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博医会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传教医生之间的工作经验的交流，但是由于地域限制，使得这种交流并不能时常发生。于是《博医会报》承担起联络各地会员的重任并成为交流经验和学术的桥梁。早在博医会建立之初，文恒理就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博医会未来的工作”一文，并制定了办刊方针：“报道中国各省的地质矿产、动植物、食物供应以及气象和自然地理等状况：调查探讨主要疾病及其流行的原因，介绍各地诊所与医院的工作。”②从该方针可以看出，博医会对中国本土环境和资源的重视，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途径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疾病。以此相对应，《博医会报》的栏目设置也大致遵循了这种需求，除了社会报道、医院报道和内外科进展之外，还设有社论、公告、原创论著、书评、编读往来等。既关注各地医院、学校的发展状况，又对传教医生个人行医经验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该期刊以英文发行，在1887-1905 年为季刊，1905-1923年改为双月刊，1924-1932年为月刊，后来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认为月刊发行。从其刊行的周期越来越短可以看出，《博医会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这迎合了当时西医学活动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因为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介入，越来越多的西式医院和学校得以建立，中国社会对西医学的认可也越来越深入，这代表着接受西医诊疗和西医教育的人群也在增加，传教医生从中总结出的临床经验和办学经验也丰富起来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本土疾病研究经验的交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地方疾病进行研究，一方面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兴起的热带医学研究有关。“对占领地疾病的控制会促进该地区的更快殖民化：而此时西方医学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欧洲大国认为能够通过医学使这些地区更好得实现基督化、文明化、商业化，即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与使来华传教士免于因水土不服等造成的疾病有关。根据传教医生在《博医会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疾病的本土研究情况，1911年《博医会报》主编和博医会研究会主席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疾病》书。该书主要涉及的内容有：西医在华的医疗实践；中国的疾病地理与分类；对中国流行疾病的分析与致病原因的探讨，提出避免疾病的方法以及提倡建立公共卫生的办法；介绍中国已有的教会医院以及提出改造意见等。“博医会开展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是必要的，同时汇集历来博医会此项研究成果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对于传教医生们总结中国地方疾病研究状况、系统认知中国生态环境和疾病地理、探究中国地方疾病之独特性，诊治中国病人，当然也包括保证来华西人的身体健康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虽然博医会是西方社团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但是这种组织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西医学的内容，对中医学体制化来说也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范例。尤其是在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各下属机构的主要功能方面，成为本土医学社团发展的模本。

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来说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中华医学会的成立。如前所述，博医会的会员制度造成了该社团的封闭性，使得一批专业技能强的医生被排除在外。事实证明虽然博医会拒绝了一批中国医生，但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人都是博医会的会员。正是由于在博医会的组织中学习了相关经验，才使得他们在1915年建立了中华医学会，也就是说中华医学会脱胎于中华博医会。颜福庆曾在起草《中华医学会宣言书》时提及：“吾国今日得有西医，皆诸教会输入之力也。既仰起先导之功，复得为他山之错。”@而且事实上，在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一些会员同样也是博医会的会员。因为熟悉了博医会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中华医学会在建立过程中不仅少走了很多弯路，相反还让该学会直接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比如《中华医学杂志》在创刊之初就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行，一方面顾忌到国内同行医生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要与国际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医学接轨。这种前瞻性在同时期的国内其他领域的科学社团中是罕见的既然脱胎于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在组织制度的设置上也照搬了博医会的成果，它同样设有理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也是实行会员制、年会制，同时也在各地建立分会。除此之外，连年会的议题也与博医会极为相近，主要有统一医学名词、发展医学教育、开展公共卫生活动等。我们应给予这种模仿以肯定的态度，毕竟当时的中国只有这一种形式的西医学社团可以提供参考。伍连德、颜福庆等人在西医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社会之初组建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医学会是极具胆识和远见的。既然西医学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这势必会催生出中国西医学这种与中医学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西式医学校的建立目的是培养中国本土的医生，所以中国人势必会主导这种新医学形式。从博医会中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一方面可以摆脱西方宗教势力的束缚，另一方面则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管理的新型社团组织。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代表了西医学社团正式的本土化。

事实证明，医学社团这种组织同样影响了近代中医学团体的发展，虽然不能找到博医会与中医学社团的直接影响关系，但是从其组织机构设置、刊物发行、年会制度和会员制度等方面不难看出博医会的影子，毕竟传统的中医学社团与之相差甚远。古代中医也存在自己的组织，被称之为行会。距离近代最近的有记载的中医社团是建于明代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名医徐春甫在 1568年仿效儒家的“文会”形式组织创办的，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也被学界视为世界医学史上医学会的先驱组织。该会设有宗旨和章程，其中宗旨指明创办一体堂宅仁医会是“穷探《内经》、四子（张、刘、李、朱）之奥，切磋医技，取善辅仁。”章程包括 22条，主要是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这些内容皆是对会员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并不像近代西医社团那样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也并未形成医学交流的有效机制。所以真正具有近代社团意义的中医社团在中华博医会建立之后才出现。1904 年周雪樵在上海建立的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近代有记载的最早的中医学社团。在其基础之上，1905年周氏成立中国医学会并于1907 年同蔡小香、丁福保、何廉臣、王问樵等人将其改组为全国性的中医社团中国医学会是中国近代影响力较大的全国性的中医学社团，自此之后，各种中医学社团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