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的出台，也是中医药行业的夙愿，可喜可贺。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现在我八十四岁了，之所以没有去见阎王，就是因为我有个夙愿：《中医药法》不出台，我死不瞑目。如今《中医药法》正式通过了，我可以瞑目了。

1979年始，我担任了健康报中医部主任，经常到原卫生部采访钱信忠、王伟、崔月犁、谭云鹤、季宗权、陈敏章、胡熙明、张文康等领导，并向中医司吕炳奎、张自宽、林伟、魏福凯、田景福、傅世垣、陈佑邦等领导求教。

1983年3月，董建华、王群等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中医立法”的议案。原卫生部当即成立了“中医立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专门研究中医立法工作。

原卫生部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中医法（草案送审稿）》，于1986年9月22日正式上报国务院法制局。

1987年8月20日，国务院法制局回应指出，“中央和地方对中医立法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不尽一致，草案针对性不强，中药、少数民族医药也应表述，建议改为《中医药振兴条例》，继续调查研究，重新起草。”9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批示：“先搞个《中医药振兴条例》，成熟后再立法。”

1990年，我担任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起草《中医药振兴条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就是“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并执行了几十年。

1991年之前，国务院要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因为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基本方针，国务院要求各部、委、局、办都要成立“纲要起草小组”，并提出各自政府部门的工作基本方针的建议。

卫生部于1990年下半年成立了“纲要起草小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出田景福老局长、林伟老司长和我参加。

我和政策法规司的全体人员沙凤桐、许志仁、刘海起、张恒有、马继红、孙永章、桑滨生、朱桂和局有关领导朱杰、张洪魁、陈佑邦、王凤岐、宋文义、阎洪礼、王鸣凤、李力等，以及老领导崔月犁、吕炳奎，名老中医关幼波、董建华等多次研究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并学习了1985年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的精神，提出将原来四大方针之一的“团结中西医”改为“中西医并重”，这一建议得到了局内外有关同志的一致赞成。

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田景福、林伟二老和我多次参加了原卫生部《纲要》起草会议和全国厅局长会议。在会上，我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是“中西医并重”。我提出后，全场反对声音不断，他们说中医决不能与西医并重，如果并重就会分散了可贵的卫生工作资源。他们提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是中西医协调发展。田景福、林伟和我都不同意，几次会议都不能统一。

1991年2月，全国人大即将召开，在原卫生部的一次会议上，我正准备发言，原卫生部一位司长把我叫出会议室说，你不要再坚持了，已经是板上钉钉儿了，你就同意了吧。我说，不同意！他说：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心里说：当然有，但是不能告诉你。  

我和田景福、林伟二老向局里汇报，决定找全国人大代表求援。

3月初，全国人大第七届四次会议将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规划纲要》，关键时刻到了，我来到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团驻地西苑宾馆求见董建华、刘渡舟二位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还是北京中医学院）的董建华、刘渡舟是北京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名老中医、大学教授，在中医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声望，我将中医药局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不同意中西医协调发展的理由一摆，董建华说：中西医协调发展不行，没有量化标准，还是中西医并重好。刘渡舟说，各地厅局长一把手多为西医出身，中医当了领导，一般也是以副手居多，这样协调，对中医明显不利。董建华说，中西医并重这个议案我一定提出，你先回去，我找外地代表商议一下。   

过了两天，我又到了北京团驻地。董建华说，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很好，外地代表十分赞成，只是外地中医代表只有十几位，他们虽然都签了名，但根据规定一个议案需要有30位代表附议才能立案。刘渡舟说，让董老带着你到北京团游说一番，请他们帮帮忙。我于是跟随董建华来到北京团，见到很多名人代表，有何鲁丽副市长、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著名作家杨沫女士等。那天，我着实当了一回“追星族”。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医的作用及现实的处境，应该出台《中医药法》，请他们支持董老领衔的议案附议。

这些名人代表对支持中医很感兴趣，纷纷签名。就这样，附议的代表很快超过了30人。

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闭幕了，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中西医非重终于正式成为国家卫生工作的五大方针之一。

“中西医并重”方针出台之后，我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医药振兴条例》的起草工作中，并于1992年 2 月，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名义向国务院法制部门上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振兴条例（草案）》的送审稿。

不久，我调任中国中医药报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虽然离开了中医立法的有关工作，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医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

2003 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2009年，国务院制订《中医药法》的意见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这标志着中医药立法纳入了国家立法日程。

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加快中医药立法工作。

2012年，《中医药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法制部门。

2013-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订《中医药法》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

2014 年 7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5 年12 月 9 日，国务院11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医药法（草案）》，并将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5年12月21日，国务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了首次审议。   

2016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汇报《中医药法（草案）》修改情况，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汇报《中医药法（草案）》修改情况，并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医药法》。

《中医药法》的颁布，这是中医药行业的夙愿。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方针，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为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保驾护航。至此，改革开放以来我经历的中医药事业的两件大事都已完成。

我期待着《中医药法》在2017年7月 1日的施行，我为此欢呼、雀跃！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邢思邵  2017-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