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王宏才，陈超，韩娟. 消渴病的历史认识及发展.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10）：1341-1342+136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糖尿病的国家之一。关于消渴病的记载最早见于汉初《淮南子·说山训》：“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后难复处也。”这里“病消”即指消渴病，为古代最早的糖尿病病名。从《黄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 时期开始，中医对消渴病认识一直在发展且不断深入，其病名也在不断丰富，出现了多种表达，如消渴、脾瘅、消中、鬲消、消瘅等。分析上述病名有言病因者，有言病候者，有言病位者。

如“瘅”言其因，“消”“渴”言其证候，“脾”“鬲”“肺”“中”则言其病位。自《金匮要略》首以“消渴”为篇名、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对后世医家的影响颇深。至此，后代医家在论述本病时多以“消渴”命名[1]。

关于消渴病的主症历代文献有如下记载。《素问·气厥论篇》：“肺消者饮一溲二……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隋·甄立言《古今录验》（原书已佚，引自《外台秘要·卷第十一·消渴方》）云：“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从历代文献可以看出，消渴病的症状主要包括烦渴、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尿甜等，这与现代糖尿病症状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高度相似。因此，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治消渴方》[2]云：“消渴，即西医所谓的糖尿病。”笔者通过对中医古籍文献的分析和整理，较系统地梳理了消渴病病因病机的历史沿革，以彰显各时期中医药防治消渴病的认识成果及发展。

1  汉魏晋时期：认识的奠基阶段

《内经》初步界定了消渴病的概念及其“内热”的基本病机，并发现美食甘可导致诱发消渴病，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素问·皮部论篇》：“热多则筋弛骨消。”糖尿病人即肌肉消减甚则殆尽。“消”除有“减”“瘦”之意外，《素问与阴阳别论篇》又赋予其医学意义： “二阳结谓之消”，可见“消”又和“热”联在一起。“消渴”一词出自《素问·奇病论篇》：“脾瘅……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逆，转为消渴”，明确了消瘅为消渴的前期阶段，并确定此阶段的病因为“数食甘美而肥”。

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立消渴病专篇，首次完整地提出“消谷”“渴欲引水”“小便反多”为消渴病典型症状特征，并奠定了消渴病辨证论治的基础。《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云：“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而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又依据《素问·气厥论篇》“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之论，具体发展为“消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如果说用“内热”来概括《内经》对消渴认识的话，那么张仲景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了“肾虚”的作用。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渴欲引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张仲景以肺胃热盛伤津、肾虚辨消渴诸证，并以人参白虎汤清泻肺胃，肾气丸补肾助气等，首开辨证论治消渴病鼻祖之方。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

晋·王叔和《脉经·诊百病死生诀第七》[19]曰：“消渴，脉数大者，生； 细小浮短者，死。消渴，脉沉小者，生；实坚大者，死。”王叔和首重诊脉辨消渴之虚实并用于判断其预后。

晋·陈延之《小品方》推论消渴病尿甜机理，但原本已佚。《外台秘要》[20] 对其做了转载：“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所致，每发即小便至甜。医者多不知其疾……今略陈其要。按《洪范》稼穑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饧醋酒作脯法，须臾即皆能甜也。足明人食之后，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肾气盛，则上蒸精气，气则下入骨髓，其次以为脂膏，其次为血肉也，其余别为小便。故小便色黄，血之余也。臊气者，五脏之气； 咸润者，则下味也。腰肾既虚冷，则不能蒸于上，谷气则尽下为小便者也。故甘味不变，其色清冷，则肌肤枯槁也。”文中以淋饧醋酒为喻，推论尿甜的机理，并阐述了尿甜与消瘦的关系，实为难能可贵。

2  隋唐时期： 认识与治疗的丰富

隋·巢元方将消渴病分为消渴候、渴病候、渴后虚乏候等 8 种证候，此种分类对后世影响不大。但巢元方在认识消渴病并发症方面有重要贡献，并推论其机理。如《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21]云：“其病变，多发痈疽。以其内热，小便利故也，小便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经络涩，经络涩则荣卫不行，荣卫不行，则热气留滞，故成痈疽脓”。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均设有治疗消渴的专篇，较详细地论述了该病。在病因的认识上，将饮酒也归为消渴病的病因。如《千金要方·消渴淋闭方》[6]云：“凡积久饮酒，未有不成消渴。”在治疗上孙思邈多承《内经》“内热”之说，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为大法，喜用苦寒、甘寒、清补药物，重用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药物，创玉泉丸、黄连丸等名方，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载方 53首，《千金翼方》载方 23 首，其所载药物共达 142味[22]。并提倡药食同疗，以清热生津药物与有滋补作用的食物长服，既清又补，符合消渴病慢性病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消渴病的治疗。

3  宋金元时期： 三消论的提出与及发展

宋·王怀隐等编纂的《太平圣惠方》提出“三消”名称，分别为消渴、消中、消肾，且详细论述了其病证：“一则饮水多而小便少者，消渴也；二则吃食多而饮水少，小便少而赤黄者，消中也；三则饮水随饮便下，小便味甘而白浊，腰腿消瘦者，消肾也。[23]”并依其主症、预后等分为 14 类载方 177 首辨证施治，其论述所覆盖范围广泛，既包括现代所说消渴病初期的病理变化，还包括中晚期的病理变化，并涵盖不同疾病中相同证候的描述，指导临床辨证诊治[24]。从此，消渴病的“三消”理论盛行于后世，为后世治疗起到了纲领性作用[25]。

金元时期，刘河间以寒凉派学风发展了“三消理论”，宗《内经》“二阳结谓之消”的观点，提出“三消燥热”学说，其病机核心是“本寒湿之阴气极衰，燥热之阳气太盛”。《三消论》[12] 归纳其治则为：“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中浸液之衰。”刘河间的“三消燥热”说对后世影响较大，李东垣在其《兰室秘藏·消渴论》[26]中支持刘氏学说：“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也。”朱丹溪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思想指导下，发展性地提出以养阴为主治疗消渴。《丹溪心法·消渴》[27]：“肺为津液之脏，自上而下，三焦脏腑皆囿于天一真水之中，《素问》以水本在肾，末在肺者此也，真水不竭，安有所谓渴哉。”张从政于《儒门事亲》中认为三消当从火断，其说似于朱丹溪之论。

经过金元时期诸医家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消渴病治疗法则，即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主要中药有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

4  明清时期：治法观点的创新

明代医学家对消渴病又有了新观点，最有影响者是关于消渴病的“益气”学说，有两位医学家颇值一提。戴思恭于《证治要诀·三消》[28]云：“三消得之气之实，血之虚，久久不治，气尽虚，则无能为力矣”，在用药上倍崇黄芪。另一位医家李梴进一步充实了益气之说，将补益重点落实在脾肾二脏。

《医学入门·消渴》[29]谓：“治渴，初宜养肺降心，久则滋肾养脾。盖本在肾，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润，肾冷则气不升而肺焦，故肾气丸为消渴良方也。然心肾皆通乎脾，养脾则津液自生，参苓白术散是也。”此外，一些医家又重温张仲景“肾气丸”之理，主张从肾论治消渴。赵献可于《医贯·消渴论》[30]云：“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唯六味、八味及加减八味丸，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而渴自止矣。”张景岳对消渴的辨证治疗更为中的，认为宜分清阴阳虚实。《景岳全书·三消相关通路及其与 AD 典型病理学标志物关系的影响，以期为 AD 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策略。

综上所述，加味不忘散可以抑制 Aβ1-42诱导 AD大鼠模型海马炎症因子释放及神经元细胞凋亡，提示加味不忘散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反应发挥其神经元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