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04-10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汤钊猷：1930年生于广东新会，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教授，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曾任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年近九旬的肿瘤外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身材不高，但步速飞快，令人十分吃惊。他说，这都是读书时“苦”出来的，上中学时，他每天要走路一小时上学，担心上课迟到，于是练出了一双“飞毛腿”。

汤钊猷院士是中国小肝癌研究奠基人，研究了癌症50年。前40年，他专注于一个临床医生的本分，不断寻找防治癌症的工具和办法；最近10年，逐渐淡出临床，他开始反思中国防控癌症的“软件”，从传统医学和兵法中探求宏观之道。

在汤钊猷看来，下象棋比的不是谁的车马炮更多，而是谁的棋艺更高。癌症防控和治疗也不能只追求更多的工具，还要拿出真正的战略与战术。

从2011年开始，汤钊猷将思考整理成书，已经陆续出版了“控癌”三部曲。漫长60年从医经历沉淀下的反思就像他稳健的步伐一样，日积跬步，谨慎周密。

2019年1月，笔耕不辍的汤钊猷跳出了癌症的领域，开始全面反思现代医学的困境。在书中，他以自己和相濡以沫60年的老伴——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李其松教授的中西医结合实践经验，结合自己对西医的认识，提出创“中国新医学”的见解，并认为“新医学”的核心是“中西医结合”，关键是“西学中”。

挑战“癌中之王”

汤钊猷对癌症研究的缘分始于1968年。

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号召医疗界为攻克癌症而努力。汤钊猷放弃了血管外科领域，投身抗癌事业。他选择了挑战当时最困难的疾病之一——肝癌。

当时，医学界对肝癌似乎没有什么办法。100个患者里只有3个能存活5年，病房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让汤钊猷印象很深，曾有一个晚上，5分钟内有两个肝癌患者死去。两具尸体被放置在一部推车上，那场景让汤钊猷一生难忘。一种“无力感”冲击了汤钊猷，也促使他在那一刻做出了决定自己人生的选择。

作为中国小肝癌研究奠基人，汤钊猷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亚临床肝癌”理论，相关的英文专著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本叙述早期肝癌的作品。小肝癌并不是另外一种“肝癌”，而是指较小的肝癌，通常直径在5厘米及5厘米以下，核桃大小、枣子大小的肝癌。

癌都长到核桃大小了，为什么还是“小肝癌”？实际上，在那之前的过去大约100年，医生所遇到的肝癌通常至少是苹果大，甚至小西瓜大的肝癌，因为肝脏在肋骨后面，不像乳腺癌能够扪到。一旦病人感到不适，肝癌通常已达直径10厘米左右，而5厘米以下的肝癌是十分难发现的。

汤钊猷的书中提到，1905-1970年的65年间，全世界只有45位肝癌病人能生存5年以上，而当年原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1958-1990年已有239位肝癌病人得生存5年以上。这得益于团队对小肝癌的研究。

小肝癌研究获国际瞩目

1991年春天，近30位生存10年以上的肝癌病人在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的开幕式上大合唱，震惊了台下的国外与会者。根据汤钊猷早年的统计，截至2009年，手术切除的5059位小肝癌患者，切除后生存5年以上的达到57%，而4860位患大肝癌的病人，切除肝癌后5年生存率只有30%。

手术生存率得以提高，关键在于病人处于小肝癌、还未发展到大肝癌时就发现病情，于是汤钊猷试着寻找“早发现、早诊治”的办法。恰好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和癌症有关系，可能是肝癌的标志物。

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汤钊猷去江苏启东做调研，发现在某种情况下，血检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多数能被证实为肝癌患者。但此时无法诊断出肝癌症状，要对患者进行手术就很困难，因为可能开刀后什么都看不到。

年近九旬汤钊猷仍坚持工作，并撰写多部专著

汤钊猷记得，当他和同事在启东说服疑似病患进行手术时，当地的卫生院会在医院的后门停一辆车，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属闹事时，好让他们从后门“逃走”。

经过大量研究后，汤钊猷的团队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此时的肝癌只有枣子大小，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将近60%，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并获得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汤钊猷也由此提出“亚临床肝癌”学说。

获荣誉无数，最在意病人病情

肝癌在过去是“最难”诊断的癌症之一，随着科技发展和几代临床医生努力，如今已经变得较易诊断。通常情况下，验血加上超声显像(B超)检查，就可能获得明确诊断。还有40%的小肝癌病人，血液中虽然查不到甲胎蛋白，但依靠乙肝或者丙肝的背景，加上超声、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显像(CT)或者磁共振(MRI)，也不难做出诊断。

1987年，凭借着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汤钊猷以“为四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在当时受邀的14人当中，汤钊猷是唯一的医疗卫生界科学家。

汤钊猷被国家领导人接见

汤钊猷还记得，邓小平给他们说了三句话：“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合影时，他站在邓小平的右边，邓小平的左边站着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当时，汤钊猷心里还在嘀咕，小肝癌怎么能跟原子能相比呢？这张合影现今依然挂在汤钊猷位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

吃饭的时候，杨尚昆就坐在汤钊猷边上。看到杨尚昆保养得很好，汤钊猷就问他怎么做到的。杨尚昆告诉他，夏天游泳，每次一个钟头，冬天便爬山。杨尚昆还笑着说，“小平比我厉害，他游两个钟头”。后来，汤钊猷还特地问邓小平，“听说您每次游泳都是一个钟头”，邓小平马上说“不止不止”。

汤钊猷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但他最看重的是，病人病情好转，这是最能令他感到满足的事情。他的书中记录了很多他和患者的故事。

2008年某一天，汤钊猷正在做年度体检，秘书告诉他，有一位印尼病人要见他。汤钊猷问，能否约他看门诊的时候见。话还没说完，病人已经到了他跟前。这位病人对他说：“我今天不是请您看病，因为要赶回印尼，顺带来告诉您，我现在很好。”这位病人红光满面，气色一如常人。汤钊猷已经记不住这位病人的情况。患者自己说，10年前肝癌开刀后便请汤院士看，当时汤钊猷开了些中药，还叫他游泳，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汤钊猷自己也是游泳的忠实拥趸。他隔天去游泳，每次坚持慢慢游，游上大约400米，已经坚持快30年了。

汤钊猷相信，适度游泳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至少能让患者在心理上得到一些支持。“这些神经、免疫作用，相信能对癌症治疗后的康复带来好处”。

老伴的遗憾

汤钊猷院士的老伴李其松教授也和他一起游泳。2017年，李其松教授因为肺部感染过世，去世一年前还坚持游泳，即使在上海寒冷刺骨的冬天也不例外。

相濡以沫六十载，老伴离世的那一幕，汤钊猷难以忘怀。“坐在老伴身旁，紧握她的手，感到逐渐冷下来。紧盯监护仪，100多的心跳逐步降到零。不禁失声失态，老伴永远走了。88岁应算仙逝，应无遗憾。但毕生用中西医结合解决了无数疑难杂症的她，却未能享受到中西医结合的好处。”

这一感慨在两年后带来了他最新的著述——《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

李其松是汤钊猷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同学。1958-1961年，响应西医学中医的号召，李其松脱产在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山医院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

作为西医院士，汤钊猷由衷感叹，“我这一辈子，真是看到我老伴治好了很多西医没有治好的病人”，其中不乏他自己的至亲。

作为曾经主张用手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外科大夫，汤钊猷竟亲历了老伴用针灸治好儿子、母亲和老伴自己的急性阑尾炎，并且再未复发。

特别是汤钊猷母亲在91岁高龄，突患急性阑尾穿孔，并导致弥漫性腹膜炎。当时，汤钊猷正在国外开会，回来后，母亲发病已经5天。母亲拒绝住院，只好用针灸疗法，吊了一瓶水(照理要吊4瓶)，抗菌药物只用了1/4的量。但没想到，在家治疗9天后已经基本痊愈，腹腔内也没有留下脓肿，到96岁因心脏问题去世也再未复发。

2009年，汤钊猷的兄长不慎摔倒，腰椎骨折后出现脑梗，全身瘫痪，合并肺炎，情况十分严重，瘫痪之后无力咳痰，医生要家属做气管切开。汤钊猷和老伴商量后，决定不做切开。中医理论中有“肺与大肠相表里”，如果大便次数增多，肺部的痰可以因大便排出而减少。

汤钊猷年轻时的照片

这在西医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肺在膈上，大肠在膈下，互不相通。李其松教授开了十多块钱中药，熬好后通过胃管灌入。如是三年，直到兄长去世也未做气管切开。

然而，医者难自医。2017年，李其松教授患病住院时发生吸入性肺炎。想到曾经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用中药缓泻，使得亲人免除气管切开，建议中医会诊。遗憾的是，当西医大量应用抗菌药物的同时，中医也按照肺炎治疗，重用清热解毒，导致严重腹泻而停用。在汤钊猷看来，这说明，“中西医并用不等于中西医结合，前者是重复，后者是取长补短。”

老伴住院期间的无奈眼神，让汤钊猷下定决心开始对现代医学做深入而持久的反思。“问题不在于医者，而在于医学理念”。

现代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不少问题：显微镜的发明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使治病从整体水平深入到细胞和分子水平。现代医学以为人体哪里出了问题就可以修哪里，但却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精气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过度诊疗，也值得反思。而中医的核心理念中正包括“阴平阳秘”，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中西医互补长短，也许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一个途径。可惜现在西医了解中医的不多，最多只能做到中西医并用，而难以做到中西医结合”，汤钊猷说。

/对话/

中西医结合并不等于中西医并用

“如果以煤球炉作比喻，西医重视煤球炉的结构，但不太重视火候怎么调控。煤球炉不生火就没有用了。”

南都：作为西医院士，你对中医是怎么感兴趣的？

汤钊猷：我爱人是西医学中医，我一辈子看她治好了不少西医没有治好的病人。曾有一个法国病人得了神经系统疾病，在法国怎么都治不好。她的先生是中国人，我们冬泳的时候偶然认识，就让我老伴给她治疗。一开始，我老伴说不行，她从来没有治疗过神经系统疾病。后来，患者强烈要求，老伴才勉强答应。之后，老伴翻了很多古书，辨证施治，慢慢调理，这位患者后来还怀孕生子。

南都：你的观点是中西医结合并不等于中西医并用，怎么实现？

汤钊猷：中西医结合分两步走：现在，大多数西医没有学过中医。我建议，让中医领域的权威专家凝练出中医核心理念，给西医提供参考。中医强调整体观，西医重视局部，在医学理念上可以取长补短。

汤钊猷巡查病房，询问患者治疗情况

南都：作为西医院士，你眼中的中医核心理念是什么？

汤钊猷：中医药的精华不只是在于中药，更在于中医的核心理念。中药也是通过中医核心理念去使用的。

我老伴住院半年，我每天去监护室看她。让我放心的是她的心跳、脉搏、呼吸都正常，但让我担心的是，她的精气神没有了。如果以煤球炉作比喻，西医重视煤球炉的结构，但不太重视火候怎么调控。煤球炉不生火就没有用了。这并不能怪西医，我自己也是西医，但西医要看到自己从事的职业有哪些不够的地方，才能进步。

南都：你是否反对纯中医的医院？

汤钊猷：我不反对。不过，既然知道有些疾病是西医能够治，这种情况还用中医来治吗？比如小肝癌做手术切除，能让一半的患者生存五年以上；中医可以在术后用于预防复发。话说回来，中医也得懂一点西医才会有这个观点。

癌症难消灭，要重新认识

“一百多年来癌症治疗战略，就是消灭战略。对待罪犯，光死刑够不够，小偷小摸是不是也判死刑？得有徒刑。对付癌症也一样，不能光用消灭战略，还得有改造战略。”

南都：你怎么看癌症治疗未来的前景？

汤钊猷：我认为，即使到100年之后，癌症还是会存在。人类一方面在防控癌症，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癌症。比如，室内室外的环境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等。对癌症防治，根本问题在于对癌症的认识，经过几十年临床、实验研究和文献阅读，我个人认为，癌症是内环境和外环境失衡导致的机体内乱，以部分细胞遗传特性明显改变为特征，是一个多基因、多阶段形成的慢性、全身性动态变化的疾病。

南都：癌症治疗现在面临哪些问题？

汤钊猷：癌症治疗目前的问题是“重硬件轻软件”。下象棋，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是因为你的棋艺比我好，即使我能够造出几个车马炮，再跟你打一阵子，但最后还是要靠棋艺。癌症防治的“软件”就包括对癌的认识，这是基础。

癌症治疗第二个问题是“重局部轻整体”。从1863年代德国医学家菲尔绍提出了癌的细胞起源之后，就形成了“癌是一个局部病变需要消灭它”的这种认识。一百多年来癌症治疗战略，就是消灭战略。对待罪犯，光死刑够不够，小偷小摸是不是也判死刑？得有徒刑。对付癌症也一样，不能光用消灭战略，还得有改造战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下一步医学方向

“不精细实践可能导致原来有希望的方向被错误地否定。中医药就是这个问题。”

南都：下一步的癌症研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汤钊猷：我认为癌症研究还需要提倡“高精尖新”和“多快好省”相结合，两条腿走路。分子靶向治疗和基因治疗都价格高昂，少数人才用得起，国家也负担不了。高精尖新的研究一定需要有人做，但不是把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投向这部分，也要有人研究多快好省的办法。

通过早期筛查，我们已经能够查出1厘米小的癌。将来如果再提高水平，会面临新的问题，就是开刀都找不到癌了。那时，可能就需要研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医学办法了。

1979年，汤钊猷从美国背回了一台国内医学界为数不多的计算机——苹果台式电脑。由于只有硬件没有软件，他花了半年业余时间，和研究生一起研究编程，才得以用这台电脑完成病例资料储存和计算机辅助诊断的研究。

南都：你曾经研究过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中，你悟出哪些对付癌症办法？

汤钊猷：我总结孙子兵法十个字：慎战——开刀、放化疗等消灭肿瘤疗法要谨慎；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用非侵入性的办法来解决战斗，那就更好了；易胜——如果是非打不可，要打容易取胜的，那就要早诊早治。全胜——通过综合治疗以众击寡。奇胜——出奇制胜就是创新取胜。我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下一步医学的方向。

南都：你曾经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何经验？

汤钊猷：我们当年如果紧跟外国，就不会想到研究早诊早治。晚期肝癌有很多研究领域，比如化疗、动脉造影。这就需要战略思维，不是紧跟他人；再就是要精细实践。不精细的实践可能导致原来有希望的方向被错误地否定。中医药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中西医并用的效果并不好，例如西医已用化疗，中医也用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等“攻法”，病人死亡更快，结果就去否定中医药，这可能就是不精细的实践导致的问题，也会让我们错失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高光时刻/

最早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获1979年美国金牌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从事肝癌转移研究，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2006年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还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和陈嘉庚生命科学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