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病，笔者偶然读到一些与高血压有关的文献，感觉兴味盎然，爰仿野人芹献之忱，和读者分享一回。 

蒋伯诚“因祸得福”

却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虽被迫抗战，实际上一直暗中和日本方面勾勾搭搭。1944年的上海，明面上是汪伪政权的地盘，但实际上重庆、延安、英美、帮会、新四军……各种势力都在上海搅动风云。当时蒋介石仍有一个“私人代表”蒋伯诚隐居在上海。蒋伯诚患高血压，已经半身不遂，常年缠绵病榻，但仍暗中指挥重庆方面在上海的某些势力和活动。所以日本宪兵一直在侦查蒋伯诚的行踪，后来终于获知他的隐居地点，决定展开抓捕行动。

实施抓捕这天，恰逢蒋伯诚高血压又犯了，而且病情严重，蒋氏神志昏迷，已入弥留状态。平时给他看病的医生赵启华主张放血100毫升，作为急救措施；而蒋伯诚的家人认为放血太多，恐伤元气，只同意放血50毫升。双方正在争论时，抓捕蒋伯诚的日本宪兵突然破门而入，众人顿时万念俱灰。

然而日本宪兵的任务是抓捕蒋伯诚，他们不能带一具蒋伯诚的尸体回去复命，于是宪兵立刻召来了日本军医。日本军医到现场一看，不由分说下令放血200毫升！蒋氏家人此时噤若寒蝉，哪敢再争论放多放少？200毫升血一放，蒋伯诚悠悠醒转，神志恢复，一条老命居然保住了。蒋伯诚后来几次对汪伪高官金雄白说自己是“因祸得福”，这天如果不是日本宪兵突入逮捕他，说不定他就要挂了。

日本宪兵对蒋伯诚的身份当然是清楚的，见他重病垂危，就对他在原住宅实施监禁，这下蒋伯诚连牢狱之灾都免了。后来蒋伯诚靠了汪伪政权大汉奸周佛海的全力“营救”，终获保释——据说是因为日本人还在指望通过蒋伯诚和重庆方面搞“和平谈判”。

用放血急救高血压，从物理上说完全合理。当一个闭合系统的液压过高时，释放出少量液体，确实能显著降压。 

一种现代化带来的疾病？

我对医学毫无研究，自己也极少看病，所以也没有机会“久病成医”。这次对高血压发生了兴趣，就去看了一点有关的医学文献。由于我完全没有受过阅读医学文献的专业训练，只能借助天体物理和科学史两方面的旧有训练，摸索着来尝试理解有关高血压的文献。下面是我归纳的一些要点：

高血压分为两类：继发性高血压和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指由其他已知疾病引发的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则被定义为“没有明确病因的高血压”。我们遇见的绝大部分（约90%以上）高血压病例都是原发性的。

据西方学者的调查，在某些还保留着“原始状态”的社会中不存在高血压这种病。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的调查，发展中国家的高血压患病率正在上升。这两项如果都是事实，考虑到现代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推进，倒也不矛盾，它们都支持将高血压看成一种由现代化带来的疾病。

下面两种猜测的病因，也支持将高血压看成由现代化带来的疾病：

体重和高血压的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胖的人更容易患高血压。由于现代化提供了更丰富的食物营养，导致更多的人营养过剩，营养过剩就导致肥胖。

社会造成的心理压力和高血压也有正比关系。现代社会节奏快，竞争剧烈，心理压力当然就大。一项1975年的实验表明，如果小鼠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取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发生明显的高血压，并死于肾衰竭。这个实验的结论被认为对人类社会也能成立。

另一个可能的高血压病因是摄入过多食盐。记得前些年少吃盐的说法在国内曾十分流行。但食盐的摄入量和现代化之间很难建立起明显的联系。

所有上面这些高血压的病因，都是猜测的，并无定论。比较明确的定论是：在高血压病例中，“超过90%的病因仍是未知的”。

那么高血压有什么症状和后果呢？

在血压计发明之前，水肿被认为是高血压的症状。血压计在19～20世纪之交被发明出来，此后普遍用血压计来判断是否为高血压患者。现在通常认为高血压平时是无症状的。

高血压的后果，被认为相当严重。比较权威的意见认为：高血压会“无法控制地”损害动脉、肾脏、心脏。高血压被认为是导致以下这些疾病的“先兆”：冠心病、脑卒中、充血性心力衰竭、肾衰竭、动脉粥样硬化。

注意上面这个说法的实际意义，只是说高血压患者有一定的概率会患上这些疾病，例如较新的数据认为：高血压患者在10年中罹患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概率是5.6 %，并不是说有高血压的人必然会患上这些疾病。

资本介入的后果

在高血压疾病的历史中，资本的身影清晰可见。“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医疗主管费舍（J. W. Fisher）在191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统计，具有某种奠基性的地位。

费舍的统计表明，收缩压（血压标准中列在前面的那个数值）越高，死亡风险越大。例如，收缩压高于160mmHg的人，发生早死的概率是收缩压为140mmHg的人的约2.5倍。他还给出一张不同年龄组的收缩压值表（1914年），在表中，举例来说，对于56～60岁年龄组而言，收缩压为134.78mmHg是“正常的”，而149.78mmHg则是“不可接受的”。费舍提出，对于收缩压高于正常值15mmHg的保险申请，都应该“被进一步审查”。

高血压已是常见病（发达国家的患者比例普遍达到总人口的20～30%），当然成为资本不会放过的摇钱树。药厂资本的逻辑是这样的：全世界的高血压患者越多，降压药的销售自然就越好。

例如，韩启德院士曾引用唐金陵等人发表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2000年中国将血压标准从原先的160/95mmHg调整为140/90 mmHg，结果到2009年，仅由此项标准改变引起的高血压患者增量就达1.59亿人！假如这新增的1.59亿病人都服用降压药，那降压药的销售利润将有多大幅度的增长！

既然如此，资本增殖就有了捷径。2017年美国进一步将血压标准下调为130/80 mmHg，如果中国盲目跟进，将凭空再新增1亿高血压患者。但这次中国没有跟进，韩院士在《医学的温度》一书中明确肯定了中国的决策。

那么治疗高血压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专业”的说法是：对高血压患者进行降压治疗，可以将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30%。针对这个“专业”的论断，韩院士在他的书中做了专业解读：

高血压的10年风险率为5.6%，即如果听任高血压存在不去理会，每100位高血压患者在10年内会有5.6人罹患冠心病和脑卒中。而如果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进行治疗，发病率下降30%，即每100位高血患压者在10年内罹患冠心病和脑卒中的人数下降为3.9人。也就是说，当所有高血压患者都进行降压治疗时，实际上只有1.7%（5.6-3.9=1.7）的人受益。

至此，我对于高血压的外行认识是：想想血压标准的变迁（160/95mmHg-140/90mmHg-130/80mmHg），你就知道这里面人为建构的成分有多大了。如果你实际上没有什么不适，血压离目前中国的标准140/90mmHg又不太远的话，就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当然啦，要是遇到像蒋伯诚被捕那天的情形，那还是得让医生救你。 

               资料来源：《新发现》杂志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