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写出之后，“文化的起源”呼之欲出。因为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关键属性，也是人类思维的产品，即“走出蒙昧”最关键的步伐。于是，笔者按照下列内容撰写了第四节“文化的起源”：一、什么是文化；二、文化人类学的追寻；三、知识的积累；四、观念的起源。

但是，让我改弦易辙的，是一句“有知识没文化”的俗语。其实，“知识”与“文化”是两个外延宽泛、内涵模糊且相互交叉的概念（后面将详细讨论），这种说法很不严谨。据2010年12月18日的重庆晚报报道，北京大学于丹教授在重庆鲁能巴蜀中学礼堂演讲中批评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中学生“有知识没文化”，高分低能现象严重。

在重庆的演讲中，于丹教授提到恭、宽、信、敏、慧（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慧则足以使人），分别从做人的修养、做事的方法、做官的态度三个方面给人以启迪。于丹说：“在《论语》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字是‘仁’，它一共出现了190多次。古人教育孩子从这个字开始，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从小学奥数、考级、弹钢琴……‘仁’被忽略了，传统文化教育就此缺失。”

可见，于丹教授所说的中学生缺失的“文化”，是特指中国传统的做人修养。这个说法一出，立马引起广泛呼应，因为它牵涉中西文化比较和选择的深层次问题。可能在她的眼里，所谓“知识”，即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现代科学的基础），也包括语文、历史、英语、地理等（相当于现代文化）；而“文化”则是特指中国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此，笔者将此节改为“知识的起源”，意在澄清这样的误解，因为文化是一个广泛的集合型概念，包括了知识、信仰、法律、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成员其他成员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符合本书的宗旨，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常常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易于陷进意识形态的泥泞。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特拉西（Antoine Distutt de Tracy，1754-1836）在其论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中首先提出的，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观念科学”。但是随后，意识形态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意识形态一词可译为观念学、思想体系、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等，但“阶级斗争”学说诞生后，它似乎成为今天人们“站队思维”的代名词而非学术探讨。这与托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时，为研究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普遍原则已大相径庭。

一、什么是知识

（一）从文化说起

汉语“文化”一词是英文Culture一词的翻译，源于拉丁语cultura，原意是“栽培”、“养育”。 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宽泛的概念。因此，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东西方的辞书或百科中仍然有一个较为共同的理解：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

1952年，Alfred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两位美国学者在“文化：有关定义和概念的评述”一文中，把“文化”的定义分成了7组（描述的；历史的；规范的；心理学的；结构的；起源的；不完全定义）共164种。其中第一条定义，也是最有影响的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原始文化》（1871）中提出的：“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知识讲座》一书中说：“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定义有几百个。有的说二百个，有的说六百个……但还没有一个定义是大家都同意的。”（黄山书社，1988）。

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古汉语已有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 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 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通过观察天象，来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刘向将“文”与“化”二字联为一词，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

（二）知识的定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