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曹东义教授《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一书，书中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这句话的来历：

1956年，林伯渠先生因患尿毒症而呃逆，病的时间很长，病情也很严重，不能进食，不能睡眠，久治未效。会诊时，章次公（刚从上海来北京，当然卫生部顾问）经过细致观察、分析，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周总理听过汇报之后，指定章次公为抢救小组组长，负责救治。章次公开出方子之后，就守侯在病床边。

参汤煎好之后，因为林伯渠先生不能口服，口服则呕吐，滴水不进已经多日了。章次公就让人用棉球蘸上参汤，然后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他又嘱咐用新米，煨稀粥。人们都感到奇怪，这样不吃不喝已经多日的老年垂危病人，难道还可以喝粥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一滴一滴的参汤进到林老的嘴里，呃逆逐渐减轻。林老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好饿啊！”章次公让人赶紧把新米粥拿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了新米汤。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

这样好的疗效，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地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竟然知道林伯渠将会饥产生饿，竟然那么早就准备下了新米汤！消息传导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认为的确不一般，指示要召开一个病例讨论会，总结一下经验。

会议如期进行，会议的结论却难得出一致看法，中医的专家按着中医的道理，什么元气、胃气，先天、后天，正气、邪气地讲了一通；西医的专家表示不服，他们说如果没有西医输液，怎么会支持那么久？不过是一个偶然病例，算不得什么经验，更难说是普遍规律。双方争执不下，都是“御医大夫”，主持会议的人收不了场，就去请教周总理。总理尽管日理万机，本来不需要过问一个医学病例的讨论情况。然而，事情是他布置的，而且对于将来的领导同志救治工作还有借鉴意义，因此，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了病例讨论会现场

总理到来参加会议，立即引起参加会议人员的高度重视，双方简单地汇报了看法，周总理半天没有说话。他环视会议现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这时参加会议的中医们虽然没有说话，然而一阵喜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话了：“西医也好！”参加会议的西医，顿时脸上有了春天花开的表情。不料，周总理紧接着又说出来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

笔者在网上搜索，找到下面两段记述，可以作为此事的佐证材料。

“当年林伯渠术后呃逆不止，彻夜难眠，专家组试遍诸法无效。恰逢章次公先生奉调进京，就请章先生会诊，先生根据四诊分析，其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并嘱咐用新米煲稀粥。人们都感到奇怪，不吃不喝已多日，煲粥有何用？岂知药后知饥索食，赶紧拿来已备好的新米粥，一小勺一小勺地喂了。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老又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章次公先生又开方治疗17天之后，林老的呃逆完全治愈。”

“1956年，林伯渠久呃不止，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周总理亲自参加林伯渠的病案讨论会，在会上建议改用中医方法治疗。根据总理的建议，后由章次公老中医把林伯渠的病治愈。周总理感慨地说：“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这句话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附：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丹徒人，医学家。

民国8年（1919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业兼优。

民国14年毕业后在上海开业行医，并任职于广益中医院，一度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民国19年与陆渊雷、徐衡之合力创办上海国医学院。章氏热心为贫苦病人看病，用药以验、便、廉为主，深夜出诊常不取酬，有“贫民医生”之誉。并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建国后，进入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工作，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特约医师兼中医师进修班教师。1955年冬应邀赴京工作，历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1958年兼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被选为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

此外，又找到2003年6月30日《中国中医药报》第1972期“章次公先生治愈林伯渠术后呃逆”，这篇文章比较可信：

1955年秋冬，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尿流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术后呃逆不止达47天。除用西药、针灸以外，进中药旋复代赭汤、丁香柿蒂汤均无效。当时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得休息和睡眠，生命危在旦夕，曾两次下过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组织中医专家组抢救。到林老呃逆延续一个月左右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了病情。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次公先生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总理接着问：“根据什么？”次公先生答说：“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总理又问：“这病怎么治？”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当晚，呃逆渐减。总理闻后大喜。第47天，呃逆止（陆广莘口述，诸国本整理）。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教授自1957年北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民医院工作。1955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职，师徒过往甚密。但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不自炫，更守纪律。上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莘讲述的。最近，查得佐证如下：

（一）据朱良春、李树仁、姚守诚、章鸿慈著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记载：“他（章次公）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情平稳下来”。

（二）据《中华外科杂志》1956年第12号报道：患者“在腰椎麻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后第36小时开始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20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90分钟，影响睡眠。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每日睡眠仅三、四小时，并伴有呕吐。在呃逆发作的第10日呕吐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试验阳性。7日后症状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在新鲜血液。X线钡餐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痉挛并有浅层溃疡”。“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会诊与治疗”。“特别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到第19日，延请中医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除呃逆的药物”。“后一个疗程（第29日至第47日）由中医单独治疗——服药、气功疗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渐缩短，直至第47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1955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1957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