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临床治疗的互补性

1. 现代感染病学的困境

现代医学从微观角度认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特点，揭示疾病的本质，针对病原体和局部病理生理变化进行治疗，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应用，使得人类治疗感染性疾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不少困惑。

（1）难以直接干预突发新的感染性疾病：在病原体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来不及研制疫苗或药物，或者可以明确诊断而缺少针对性的药物时，难以直接进行对抗性的干预治疗。或只能采用抗炎药即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而此类药物由于抑制免疫等毒副反应，常常弊大于利。

（2）细菌、病毒发生突变，无法有的放矢地使用抗生素及抗病毒药物：新型大肠杆菌导致的致命疾病的爆发，即是新型细菌和病毒战胜药物的现象。又如“达菲”被认为是一种抵抗流感病毒的有效药物，但英国、丹麦、日本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甲型H1N1 流感病例体内流感病毒发生基因突变，对“达菲”呈现抗药性反应，加拿大、美国等也出现了类似病例报道。

（3）抗菌素耐药性问题严重：据报道全球每年出现约44万耐多药结核病（MDR-TB）新发病例，至少造成15万例死亡；多个疟疾流行国家，对早一代抗疟药物的耐药性十分普遍；有很大比例的医院感染是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等高度耐药细菌引起的。耐药微生物引起的感染会造成长期患病和更大的死亡风险，使得许多传染病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控制抗菌素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说明耐药性问题非常严重。

（4）抗生素的长期广泛应用（滥用）致使人体正常的菌群失调、二重感染不断增加，从而诱发新一类的感染性疾病：以往单纯细菌感染或单一致病菌感染向协同感染、复合性感染方向发展；菌株变异、种群变迁都为抗感染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传统观念的致病菌引起的外源性感染已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往习惯认为不致病的机体“正常菌群”或“条件致病菌”引起的内源性感染或机会性感染，成为为现代感染性疾病的主要类型。

2. 中医药治疗感染病的优势

（1）早期干预的优势：中医重视人的整体，讲究辨证，强调调整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以及邪正双方在体内的消长变化。因此不管新旧传染病，也无论感染的是何种病原体，包括某些病因不明的感染性疾病，中医都可以在辨证基础上对症治疗，对疾病实现早期干预，削弱病原体毒素对人体脏腑器官的损害，减轻患者症状。有研究分别对中医、西学中和西医三类专家进行中医优势病种调查。结果显示，中医药在病毒感染性病变、病变进入慢性期或缓解期以及原因不明或病因病理复杂的病变方面，有较为明显优势。

（2）对抗与保护结合的优势：感染性疾病危重证中出现神昏、惊厥、出血等证，这是病原体破坏人体神经血管脏器的反映，若单纯对抗性治疗只能解决“祛邪”的问题，却忽视了属于“扶正”的保护性治疗的重要性。中医的整体观念决定其治疗是对抗病原体与保护脏器组织、保护免疫机能相结合。如对于感染性休克，中医认为是邪盛正虚欲脱，气机逆乱，阴阳不相顺接所致。姜良铎提出排毒解毒与扶正相结合治疗思路，并以西洋参、大黄组成扶正排毒注射液，用于辨证属邪毒炽盛、气阴耗伤的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治疗取得良效。

对抗病原体，中医是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发挥作用的，如温病学中的清热法、凉血法、化湿法、化瘀法、通下法等，既有一定直接杀灭细菌、病毒的作用，又有对细菌病毒毒素的拮抗和排毒作用。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调动机体内在因素驱除病邪，多方面、综合性的协同来削弱病原体，解除病原体毒素。

温病学治法中清心开窍、滋养阴液、益气固脱、回阳固脱等法，从现代医学角度认识这些治法具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心肌功能，增强肺的呼吸功能、纠正电解质紊乱，减少脑细胞损害等作用。感染本身往往免疫功能降低，单纯的对抗治疗有削弱机体免疫的倾向。而中医治疗中的扶正方法，及清热解毒、凉血养阴等，在对抗病原体的同时可以增强免疫机能。如临床观察表明，当重症感染和机体代偿修复功能遭到损害或衰竭时，应用高敏感和大剂量抗生素药难以奏效时早加入益气养阴之剂，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新流行的传染病病理变化普遍存在“热瘀”，凉血散血法可减少微循环障碍和组织纤维化，体现中医治疗在改善微循环方面的优势。

总之，中医的治疗是综合疗法，在其杀灭、拮抗细菌、病毒作用的同时，具有显著增强机体免疫力、稳定机体内环境、改善微循环变化和保护脏器受损的作用。

（3）后期调理修复的优势：感染性疾病后期病变中，脏器病理组织的损伤占据主要地位，但抗生素对组织器官的修复是无能为力的，中医将外感病辨证与内伤辨证结合，清除余邪，扶助正气，促进损伤组织的修复，具有调理的优势。如慢性病毒性肝炎残余黄疸为临床难题之一，采用中医辨证，阴黄者居多，正虚为主要病机，治疗重在调补肝、脾、肾，调和气血，并根据兼湿阻、气滞、血瘀的不同佐以以利湿、理气、化瘀，使正气复邪气除，残黄渐退。又如临床上呼吸道感染，后期余邪未尽，咳嗽不已，如仅以抗病原治疗往往会使咳嗽迁延，而采用中医养阴益气法恢复其脏腑机能，则咳自愈，均体现了中医对感染性疾病后期具有调理的优势。

（4）无耐药性、无菌群失调的优势：抗生素耐药性是当今医学界普通存在的难题。中药配方本身具有多重功能，通过调动机体内在力量，共同抗击病毒细菌，从整体上改善机体的状态、减轻病理损害、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从而起到非特异性治疗的作用。因此，在发挥疗效的同时，不易出现抗药性、菌群失调等。

抗菌素只对特定生物有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特定的剂量施用，滥用抗生素催生超级细菌的产生，大量研究发现，杀灭耐药细菌最有效的办法是避免细菌耐药，要达到这一目的合理使用抗菌素是关键。而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感染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

3. 中医理念对现代医学的补充

（1）独特的视角：中医认为感染是因毒邪内侵、正气虚损所致，感染性疾病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邪正交争的过程。没有病原体的存在不能造成感染病，而仅有病原体，没有病原体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也决不能造成感染病。依据整体观念，中医对感染病的着眼点重在病原体作用于机体后产生的反应。因此，中医在治疗这些疾病时，最大的优势是不必等到明确引起病变的病原体才有相应的治法，而是据症状或症候群就能审证求因，据因处方，早期有效的干预治疗。

（2）辨证论治的方法：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是通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的。以重视个体化诊疗及人体功能状态的判断与调整为特征。如卫气营血、三焦、六经、脏腑辨证等纲领为感染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方法。辨病与辨证结合、分期与定位结合、主证和兼证结合等充分体现中医辨证的多层面性。辨证的本质是对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各种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以及机体抗病反应能力作出的病理概括。辨病是从特异的病因出发，把握整个疾病本质及其传变规律。在特定病名下采用证候要素辨证论治，把握证候病机，提取证候要素，应证组合，针对病原体侵袭的主要病变部位及涉及的脏腑组织的相关证候要素，组方遣药，以求病证结合，是辨病与辨证结合的思路与方法的创新。如在2003 年SARS 的防治中，已经潜移默化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3）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几千年来，中医在防治疫病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探索新发传染病的规律，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制定了许多治法与方剂，留下的大量著作，凸显了自身的独特优势。仅从明末中医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青霉素发明之前，中医现存的各种传染病著作就有500 种以上。为感染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原始依据。

如果说现代医学对感染的认识是从显微镜了解细菌开始的，那么传统医学则是从瘟疫的流行开始。中医古代将由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等）感染致人发病，且具传染性、流行性的一类疾病，称之为“外感热病”、“伤寒”、“温病”、“温疫”、“时行病”等等。疫病的流行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也推动了中医的学术发展。早在两千余年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东汉张仲景，目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惨象，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内经》和临床经验，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伤寒建立的六经辨证体系奠定了中医外感病的辨治基础，是应用于感染性疾病最早的证治纲领。以后的温病学说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明代崇祯辛已年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把祛邪作为治温疫的第一要务，已很接近现代医学传染源的认识和治疗思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伤寒与温病、新感与伏气、温病与温疫学术的争鸣，为防治感染性疾病提供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以叶桂、吴瑭为代表的温病学家，创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是指导中医治疗感染性疾病的又一重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外感热病学。从《内经》有关热病的论述到温病学说的形成过程，是一部中医学同感染病斗争的历史。

近年来，当人们面对所发生的“新冠”、SARS、人禽流感、甲型H1N1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当人们在新的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出现时感到难以应对时，中医学为这些疾病的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有章可寻。从病理变化、辨证论治理论，许多既定的证候类型，治疗方法就可以参照传统的方药，有效地指导临床上处方用药。即使今后再出现一些新的病毒性疾病，中医仍然可以在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目前所遇到疾病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探讨新的方药，制定新的治疗方案，以不断提高中医学对这类疾病的治疗效果。

（四）中西医融合的总体构想

1. 预期目标

（1）与现代诊疗实际接轨：鉴于现代传染病诊疗早已超出中医药独立干预的时代，新的辨证模式则必须考虑：①传染病学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模式对中医药干预的现实需要；②现代传染病的临床管理模式对中医药干预的制约性；③西医诊断、治疗措施对患者机体和心理的影响以及患者对中医药接受程度；④传染病医师（包括西医院校医疗系的毕业生）接受的简单性和可操作性（体现着两种医学临床和理论融合的程度）。

（2）与中医理论思维接轨：在西医对传染病临床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医药的理论思维，而不是如“辨证分型”的实用主义以及“去理论化”倾向，不分外感、内伤，所有的疾病（内外妇儿各科）都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几个分型，变来变去也不用什么道理可讲，更谈不上足够的理论阐述。

（3）与传染病分类体系接轨：尽管传染病多按按病原学分类，如病毒感染、立克次体感染、细菌感染、螺旋体感染、原虫感染、蠕虫感染、真菌感染等，但按传播途径分类与临床表现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本研究拟按呼吸道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肺结核、腮腺炎、麻疹、百日咳等，为空气传播）、消化道传染病（如蛔虫病、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等，为水、饮食传播）、血液传染病（如乙型肝炎、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丝虫病等，为生物媒介等传播）、体表传染病（如血吸虫病、沙眼、狂犬病、破伤风、淋病等，为接触传播）等等划分。

（4）与疾病临床特征接轨：各种传染病或感染病都有其典型的临床特征，在发病类型、演变过程、病情轻重等方面既有共同的普遍规律，又有特殊的临床表现，存在着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根据临床表现的差异，可以将出疹性疾病、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等等进行相应的归类，使其更接近于临床实际。

（5）与西医干预过程接轨

中医辨证治疗的对象往往并非未经干预的单纯患者，例如肺结核、慢性乙型肝炎（含肝硬化）、丙型肝炎、艾滋病、细菌感染性疾病等等，病原学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临床上，我们不仅首先要建议患者进行病原学治疗，因此也必须考虑病原学治疗前后的证候变化规律，以便形成相应的治疗措施。经历过病原学治疗、对症处理和支持疗法等疗法干预后，疾病的证候与病因病机会有哪些改变？我们应该拿出大规模证候学调查之后的相关数据，从而制定符合临床实际的辨证模式和论治方案，否则就无法满足现代临床需要。

2. 研究定位

（1）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在传染病辨证论治体系里，我们仍然遵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模式——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即抛弃目前的分型辨证，采用分期辨证与西医辨病的重新融合，尝试一种进一步适应传染病临床需要的诊疗模式。

（2）临床分期的个性与共性相结合：选择临床分期实现考虑传染病（或感染病）的基本分期，即一般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病期（症状明显期）和转归期（含恢复期和终末期）4期。但对于不同病种可根据临床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如肾综合征出血热可区分为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5期经过，肺结核、慢性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等可考虑区分病原学治疗前后的分期方式。

（3）模型制定的约定性与真理性相结合：约定性是规范的必备的、初步的基本属性，它要求合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要求；真理性是规范的非必备的、高级的基本属性，它保证规范具有实际意义。规范必须具备约定性，规范只要具备约定性就可成立。例如，根据各种传染病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统一采取分期辨证的模式，这就是约定性。而分期辨证是否符合临床实际，应用过程中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能否获得大家的共识，则是个真理性问题。

（4）诊疗过程的中西医干预相结合：在分期辨证过程中，中西医具有不同的干预效应，应该考虑二者各自优势，选择性地针对疾病该时期的某一环节，在整体调节的同时，探讨其深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