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世纪末开始蔓延的瘟疫

（一）爆发

1495年，查理八世正带着他庞大的法国军队远征那不勒斯，即“意大利战争”的起点。因为实力悬殊，法国人很快就打下了那不勒斯王国。解禁的军人们开始在城中各种烧杀掠夺，将这座丰饶之城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很快，查理八世就发现士兵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病：四肢和躯干上长出模样丑陋的脓包，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很快脓包又开始溃烂……。更可怕的是，这种疫病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了，整个军营到处都是叫苦不迭，一片哀鸿遍野。

查理八世认定这是那不勒斯人传播而来的一种瘟疫，因此，称其为“那不勒斯病”。然而，这个锅那不勒斯人背起来有些冤枉，因为人家原本健健康康，此役过后也有很多人染上了这种怪病。

因此，那不勒斯人认定这一定是法国人搞得鬼，因为法国人都是肮脏的变态狂。因此，他们将这种病称为“法国病”。

随着这种怪病迅速蔓延，法国军队很快军心涣散，查理八世只能狼狈逃出了那不勒斯。而他统领的那支雇佣军多国部队，也解散大半，这些人各回各家，去到了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地。不幸的是，这可怕的病疫也跟着他们的身影，传到了这些国家。

（二）传播

1495年秋天，这种怪病从法国传入了瑞士和德国，两年之内就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和苏格兰，数年内，匈牙利、希腊、波兰、俄国整个欧洲到处都爆发了这种疾病。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想起了一百多年前，被那场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所支配的恐怖。

与黑死病不太一样的是，这种新的病症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但是症状却似乎更加可怕。患者生出的脓疱经常从脑袋一直蔓延到膝盖，大范围的溃烂甚至导致腐肉块从人身上直接脱落下来，一旦病发，几个月内患者就必死无疑。

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上，也清晰地展现出这种怪病的可怕。1498年，文艺复兴时代的木版画祖师爷阿尔布雷希特·丟勒所创作的一副木版画中，一位北欧雇佣军的手臂和大腿上，都清晰可见遍布的脓包。

同时期的一副线描画作上，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他身上的脓包和溃烂清晰可见。他身边的另一位病人也遭受着同样的病痛。

随着怪病的蔓延，欧洲各国都视其为恶魔，并且都认为是别的国家传染而来的，于是在命名方式上，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邻国进行地图炮攻击：

在意大利，波兰和德国，人们都管它叫“法国病”，因为是在法国参加雇佣军的人带回来的。俄国说这是“波兰病”，因为它是从波兰传过来的。波兰人称之为“德国病”，因为是从德国传入波兰。而在丹麦，葡萄牙和非洲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统称其为“西班牙病”……

从命名方式上，我们不但能看到欧洲人喜闻乐见的相互攻讦，更能看出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向。

比如，飞翔的荷兰人统统将这种怪病称为“西班牙病”，就是因为刚刚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荷兰人，大都是新教徒，他们认为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天主教徒，都是不道德、不洁的，是上帝惩罚他们才让他们染上这种怪病。

同理可知，信奉真主的土耳其人，把这种病称为“基督教病”……

更可怕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这种不甘于被束缚于欧洲的疫病，搭上了另一位大航海王达·伽马的船，又传播到了印度，很快亚洲大陆上也开始流传开来。

北部的穆斯林说这是“印度教病”，印度教徒反唇相讥说是穆斯林传染过来的……最终有些人同意同仇敌忾，追根溯源之后统称其为“西欧病”。

之所以谁都不愿意和这种怪病扯上关系，大抵是因为人们发现它的传播，总是跟妓女以及与她们成日鬼混的水手脱不开关系。

1520年时，怪病绕了地球半圈，终于达到了传播的最后一站，亚欧大陆的尽头：中国和日本。

在远东，日本人将其称之为“中国溃疡”，而中国人则将其命名为“广东疮”，因为它是由印度传入广东岭南一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详细记载了此病的流行状况。

明代陈司成所著的《霉疮秘录》中，也详细介绍了这种新出现的怪病：

“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外治无法，细观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舞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一感其毒，酷烈匪常……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攻脏腑，或寻孔窍……，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眉发脱落，甚则目盲，耳闭，甚则传染妻孥，丧身绝良，移患于子女。”

（三）命名

梅毒的英文名称为Syphilis（西菲利斯），源于拉丁语。据考，最早以此称谓梅毒是1530年，意大利维罗那的医生、天文学家、诗人弗莱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发表了题为《西菲利斯：高卢病》（Syphilis,sive Morbus Gallicus）的诗作。这首诗叙述道：一个名叫Syphilus的年轻牧羊人，侮辱了阿波罗神；神为了报复，让这个年轻人的肢体断落，让他的骨头、牙齿暴露直到腐烂，他的呼吸发出臭气，而且不能发出声音。

弗莱卡斯特罗在诗中通过对这个名叫Syphilus的牧羊人所患病症的展示，描述了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性病——“高卢病”（morbus gallicus）。Syphilus被后来的人们认为可能是第一位患此疾病的人，于是便把这种疾病叫做“Syphilus”。前面提到，弗莱卡斯特罗在1546年出版“传染病”(De Contagione) 时，文中描梅毒症状时，再次使用了Syphilus一词。1718年，英语从拉丁语中借用了Syphilus，而它被用于通俗英语文献当中，则差不多应在1759年以前。疾病史上，Syphilis一词被广泛使用是在18世纪末期。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病菌理论发展起来之前，Syphilis作为疾病的称谓在使用上依然比较模糊，除梅毒这个性病外还适用于许多其他性病的症状。

随着对这种病的认识不断完善，中国将“广东疮”这个名字换掉了。鉴于此病患者病发后脓包溃烂后的皮肤伤口很像梅花，就将其称为“梅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翻译西方医学病名“Syphilis”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梅毒”的原因。

二、起源争议

鉴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梅毒究竟起源于何地、何时，学者们始终争论不休。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上。

（一）美洲起源说

认为梅毒原本只是美洲一种古老的疾病，在哥伦布远航美洲返回时，由跟随他航行的水手或带回来的当地土著传入欧洲大陆。有人甚至就此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492年，当哥伦布的船队驶向美洲新大陆的时候，当地土著人群中正流行一种性瘟疫，它就是后来肆虐世界的梅毒。于是这伙人在一顿癫狂之后，便把这种瘟疫悄然带回了欧洲。1493年，哥伦布率船队返航，水手们把梅毒悄悄地带给了欧洲。于是，梅毒便在几年之间，由西班牙蔓延到整个欧洲。

1518年，意大利威尼斯的一本书中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书中写道，“一种西班牙病”是在1492～1493年间哥伦布远征中，由水手在美洲或西印度群岛遭受感染，尔后带回欧洲的。这种观点很快得到当时西班牙宫廷中的一名侍从的支持。该侍从自称亲眼见过哥伦布在宫廷中展示过美洲土著，并宣称自己在后来的几次航行西印度群岛时也在土著当中找到了感染这种疾病的证据。

1539年，西班牙的一位医生在一部描述“西印度病”的出版物中也宣称，自己在巴塞罗那至少曾给1名哥伦布的船员看过病，以此佐证梅毒是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入欧洲的。

此外，据说哥伦布随行的西班牙船员被解散后，有人参加了查理八世进军那不勒斯的那场战争，这一史实似乎给这种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当代美国医学社会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自己主编的《剑桥医学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中便采纳了这种观点。他在书中写道：“哥伦布及其同伴常常被谴责为把梅毒从美洲携带到欧洲，并由此而传遍全世界。针对哥伦布的这一指责看来是真实可靠的，尽管具有偶然性。”“意大利似乎是第一个注意到西班牙的一些士兵曾经伴随哥伦布的第二次航海，因此产生了梅毒美洲发源的见解。”

对于这种流传久远的观点，其他当代学者明确提出了质疑。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学院的医学史教授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比迪斯，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日至1493年1月期间主要访问了巴哈马群岛，包括古巴和海地，随后便在1493年1月扬帆返回欧洲，并于当年3月5日在他出航的港口帕洛斯上岸。随同哥伦布来到欧洲的10个西印度群岛土著中，有1人上岸不久死去，其余9人被哥伦布带往塞维利亚，其中3人留在了当地，而剩下的6人又跟随哥伦布去了巴塞罗那。到了4月底，这6名男性土著便被送到西班牙宫廷进行裸体展示。根据当时的记载，这6名土著被描述成皮肤棕色、相貌清秀，但并没有提到身体外表留有什么明显的疾病痕迹。众所周知，梅毒会给人体外表造成伤害。如果这些土著染有梅毒留下创痕，当时的描述不会不提及。

其实为哥伦布叫屈并不是现今才有的事情。早在16世纪上半叶，前面提到的首次使用Syphilus一词来形容梅毒的意大利医学家弗莱卡斯特罗便注意到了梅毒在当时的许多国家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因而对这种病是由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回欧洲并逐一传播到欧洲各国的说法表示了怀疑。他指出，事实上梅毒早已在欧洲存在，只是由于引起疾病的生物体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变异，才在15世纪末袭击了居住在欧洲和东方的居民。

（二）欧洲固有说

弗莱卡斯特罗的说法引发了有关梅毒源起的第二种观点，即认为梅毒其实是欧洲大陆古老疾病的一种，并非来自美洲。对于这种观点，罗伊·波特在《剑桥医学史》中也客观地介绍道，欧洲医生当中的一些人否认欧洲梅毒源起自美洲的说法，“坚持认为只不过是一种较古老的疾病的致病力更强的表现形式”。坚持梅毒源起欧洲固有说的人，从更久远的文献或遗迹中寻找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

有人注意到流传下来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文献中，就曾出现过梅毒的描述，但此种病为人所知则是在约公元前600年时意大利的一座希腊城邦Metaponto。此外，考古发掘也提供了在庞培城发现此种病的证据。

在13～14世纪的英格兰东北部港口金斯顿，就有梅毒的证据。同时专家们根据英国埃塞克斯郡发现的一名中世纪可能染有梅毒的妇女的遗骸，估计她生活在1296～1445年之间，从而认为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前，梅毒就已经出现在英格兰。对此，罗伊·波特在自己主编的医学史中也无法加以否认，他谨慎地承认：“对于哥伦布航海以前埋葬的欧洲人尸体中梅毒的发现已经做出了一些判断。”

引起疾病的生物体“苍白密螺旋体”在15世纪末已经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变异，由于战争的频率增加和卷入人群来自地域的广阔，才得以成功袭击了散居各处的东方和欧洲的居民。

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所谓麻风病，常常被用来形容好几种能以明显、恐怖方式损坏皮肤的传染病。为此不能排除那时的麻风病中有的病例就是后来的梅毒这种可能。《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便如此认为，梅毒名称Syphilis仅仅是后来的人们给欧洲早有流传并混同于麻风的古老皮肤病“莓疹”（即雅司）赋予的新称谓而已。15世纪末以后麻风病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似乎也突然减弱。对于麻风病的控制，隔离和驱逐肯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早在圣经时代人们就在驱赶或隔离麻风病人，可千百年来麻风病却始终没能消退，为何偏偏在15世纪以后麻风病突然开始消退了呢？这不能不让人推测，由于当时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了梅毒的存在，从而在诊断上得以将梅毒病人从麻风病群体中剥离出来，才在客观上促成麻风病骤然消退的局面出现。

（三）非洲起源说

一些人的看法是，虽然欧洲大陆的梅毒并非哥伦布从美洲带入，但也不是欧洲“原产”的疾病。他们认为，梅毒起源于非洲，而且是随同奴隶输入而被带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这种观点的提出基于如下史实，即1442年，航海家亨利亲王曾领导了一次葡萄牙人的远航。这次远航不仅抵达了非洲大陆的大西洋沿岸，而且还在贝宁湾停泊。亨利的此次非洲之旅引发了大规模的黑奴贸易。从此以后，几乎年年都有大量黑奴被从非洲贩运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黑奴的许多后代信奉了基督教。1502年，葡萄牙费迪南国王又下令将早已成为基督徒的黑奴从欧洲用船转而贩运到西印度群岛。

持梅毒源于非洲观点的人还如同麦克尼尔一般提出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即非洲自古存在雅司病。雅司病是雅司螺旋体引起的疾病，而雅司螺旋体亦称纤细螺旋体（Treponemapertenue），形态似梅毒螺旋体，体长10～13μm，螺旋紧密，能活泼运动，在体外不能生长，于特殊培养基中能存活数日而不能增殖，能在-70℃干冰低温存毒力多年。雅司螺旋体发病机制在于经破损皮肤进入血内，其经过类似梅毒而较缓和，可引起骨骼、淋巴结及远处的皮肤损害，但不侵犯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亦不胎传。组织病理显示第一期表皮棘层肥厚、水肿和乳头状增殖，有大量嗜中性粒细胞移入，形成微脓疡，真皮内主要为浆细胞浸润，血管内皮细胞轻度增殖。第二期病变类似第一期。第三期雅司皮疹真皮内有上皮样细胞以及单核细胞、浆细胞浸润，往往见巨细胞，血管壁变化少。在一二期表皮细胞间可查见大量螺旋体。如此看来，雅司螺旋体致病的许多表征同梅毒十分相像，而其本身也难以通过显微镜等手段鉴别出来。为此，持这种观点的人推测，雅司病在非洲那些光着身子玩耍的孩子当中很常见，通过皮肤接触便能传染，但由于寒带地区的人们通常都衣着整齐，热带雅司到了寒带便只能通过性行为当中的器官接触来传播，进而演变成梅毒。 根据本节前文所列的梅毒病理状况，我们不难看出雅司螺旋体与梅毒螺旋体之间有前者在寒带湿冷地区存活、演变为后者并传播开来的可能性。或许正是由于人们衣着习惯的改变，才令聪明的微生物病菌修正自己的遗传基因码里蕴含的信息，而使自己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

倘若这样的非洲起源说能够成立，梅毒传入欧洲的年代便被大大提前，因为熟知地中海沿岸历史的人都知道，赤道附近的非洲黑人很早就发现经过北非的埃及进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尔后再顺着地中海沿岸前往希腊和罗马的通道；同时雅典帝国时代，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非洲、西亚与欧洲都存在着频繁的人员交流。在这些重大历史时期里，非洲的雅司病都有可能被带到了欧洲。

除了上述各种观点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疑问似乎同样会发人深省。即，为什么一定会是哥伦布把美洲的梅毒带回到欧洲，而不可能是哥伦布把欧洲的梅毒带到了美洲大陆呢？为什么认为美洲发掘的印第安人尸骨上留下的印迹一定就是梅毒侵蚀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类似梅毒的雅司螺旋体感染所致呢？15世纪的欧洲，到处充满了令螺旋体变异进化的生态环境，譬如城市中生活污水的横流、嫖娼狎妓的时尚、男女混浴的流行等等。螺旋体的变异是一种调整自身生存的本能反应，变异后强化了毒性，再传染到人的身上，人感觉到遭受了一种新的恶性疾病的攻击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或许就是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欧洲梅毒突发性大面积传播的原因之一吧！

三、从有效疗法到特效疗法

（一）传统疗法

1496年，维罗纳的佐治亚·维卡罗医生发明出了水银疗法试图攻克梅毒。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里，水银成了对付梅毒的最佳方案。一般的方式，是用水银在患者的皮肤表面摩擦，甚至让他们服用水银制的药膏。再后来，一种水银熏蒸的方法也出现了，患者坐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沐浴着水银的滚滚蒸汽……

不用想也知道，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往往给梅毒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纷纷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溃疡等典型的汞中毒现象。

到了十七世纪时，一位英国医生兼草药学家尼古拉斯·库普勒推荐使用一些草药比如癒创树来治疗梅毒，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于中国的中草药。

画家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就曾绘制了一副画作，名为《用癒创树治疗梅毒的准备工作。作品当中，四名仆人在准备药汁，医生正在检视，而一位看起来很尊贵的病人正在饮用药汁。

1632年，正是我国的明代末期，当时梅毒病泛滥，医家陈司成撰写了一部我国最早的梅毒专书《霉疮秘录》。他在书中记述了梅毒的原因、病理和治疗经验，并报告了29例病例，尤其可贵的是提出了用丹砂、雄黄等含砷的药物治疗。这是医学史上最早应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录，从“汞剂”到“砷剂”，可以说是一个从有效疗法到特效疗法的历程，是梅毒治疗的重大转折。

当然，《霉疮秘录》中应用丹砂和雄黄，还不能说就已经完成了这一重大转折，真正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是化学疗法（chemotherapy，简称化疗）的奠基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图3-18）。

图3-19  保罗•埃尔利与秦佐八郎合照及纪念保罗•埃尔利的纸币

（二）寻找“魔弹”

19世纪70年代，埃尔利希还在医学院求学期间，对细胞的观察在德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这得益于德国两大工业发展：一个是德国的光学工业，制造出了越来越精良的光学显微镜；一个是德国的染料业，细胞学家们尝试了种种染料，试图使不同的细胞、细胞的不同结构能不同程度地被染色，以便能在显微镜下区分开来。

埃尔利希从那时起对染料着了迷。他一开始研究的是如何用不同的染料让不同的细胞着色，包括通过染色在显微镜下分辨出入侵人体的病原体，用以诊断疾病。他曾经给自己的唾液染色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很快地，他想到染料还可以有更直接的医疗用途：如果染料能够特定地附着在病原体上染色，而不附着人体细胞，那么我们是否也能从染料中发现药物，它只攻击病原体，而不攻击人体细胞，因此对人体无副作用呢？埃尔利希将这种药物称为“魔弹”。寻找“魔弹”成了他一生的梦想。

1899年，埃尔利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实验医疗研究所所长，开始带领一批人马去实现这个梦想。埃尔利希一开始想要攻克的是“非洲昏睡症”。当时人们刚刚发现这种传染病的病原体是锥体虫，而锥体虫也能感染老鼠，因此可以用老鼠做为实验动物试验药物。

1904年，埃尔利希发现有一种红色染料——后来被称为“锥红”——能够杀死老鼠体内的锥体虫。可惜临床人体试验的效果不佳，因此他开始寻找新的染料。

此前，有一位英国医生发现染料“阿托西耳”（atoxyl，学名氨基苯胂酸钠，一种砷加染料苯胺的化合物）能杀死锥体虫治疗昏睡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阿托西耳会损害视神经导致失明。埃尔利希想到：能不能对阿托西耳的分子结构加以修饰，保持其药性却又没有毒性呢？当时化学家已测定了阿托西耳的分子式，它只有一条含氮的侧链，表明它难以被修饰。但是埃尔利希相信这个分子式搞错了，它应该还有一条不含氮的侧链，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它进行修饰，合成多种衍生物进行实验。埃尔利希的助手们并不都赞成埃尔利希的直觉，有的甚至拒绝执行埃尔利希的指导当场辞职。

但是实验结果表明埃尔利希的猜测是正确的。助手们合成了千余种阿托西耳的衍生物，一一在老鼠身上实验。有的无效，有的则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只有两种似乎还有些前途：编号“418”和“606”的衍生物，但是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后者并没有效果。恰好在这时，梅毒的病原体——密螺旋体被发现了，而且，一位年轻的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找到了用梅毒螺旋体感染兔子的方法。埃尔利希邀请秦佐八郎到其实验室工作，让他试验“418”和“606”是否能用于治疗梅毒。

1909年，秦佐八郎发现“418”无效，而“606”能使感染梅毒的兔子康复。随后举行的临床试验结果也表明“606”是第一种能有效地治疗梅毒而毒副作用又较小的药物，很快推向市场（文章最初发表于1911年3月9日的《Boston Medical Surgical Journal》）。做为第一种抗菌类化学药物的发明者，埃尔利希因此被公认为化学疗法之父。

这是第一个通过对先导化合物进行化学修饰，已达到最优化的生物活性的有组织有目的的尝试，埃尔利希更是开创了化学治疗的先河。606于1910年上市，商品名Salvarsan（萨尔瓦桑），这是第一个治疗梅毒的有机物，相对于当时应用的无机汞化合物是一大进步。1912年，溶解性更好，更易操作，但疗效稍差的新胂凡钠明（同为砷化合物，914）上市。

（三）四次与诺贝尔奖结缘的人

埃尔利希的贡献远不止此，他是科学史上罕见的奇才，不可能只属于某一学科。可以说，他是有机化学家、组织学家、免疫学家和药物学家。他在组织和细胞的化学染色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是白喉抗毒素标准化的权威，曾经是1901年首次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的提名者；于1900年提出了抗体形成的“侧链”理论，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埃利希是化学疗法的先驱，他发明的驱梅特效药“606”及其改进剂“914”，为千千万万的梅毒患者解除了痛苦，被看成医学的救星，1912年和1913年两度获诺贝尔化学奖提名。

1. 纯化“白喉抗毒素”

这个故事还得从德国免疫学家贝林讲起。因为对白喉血清疗法的贡献，贝林荣获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但他并不是那种淡漠名利的科学家。

1889年，贝林获邀来到科赫实验室，与他早三年进入实验室日本人北里柴三郎一起接受了研究“白喉”的任务。贝林和北里决定仿照巴斯德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试图在幸存的动物血清里找到“解药”，并将这种未知的解药命名为“抗毒素”。他们在1889年的德国医学学会上阐述了关于“抗毒素”的假设，遭到了与会者的嘲笑，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异想天开，在瞎编胡造新词汇。

1890年，他们以豚鼠为实验材料，在它们身上注射白喉杆菌，结果这些豚鼠大量死亡，仅存两只。贝林和北里咬咬牙，给这两只硕果仅存的豚鼠又注射了大量的白喉杆菌，神奇的是，它们都安然无事。这有力地支持了他们关于血清里存在某种“抗毒素”的猜想。

后来，他们又成功地从白喉杆菌里分离出了剧毒的白喉毒素，并注射到那两只多灾多难的豚鼠体内。幸运的是，它们熬过来了，他们也从挫败中熬过来了，这个实验明确地证明，两只豚鼠体内产生了一种能够中和白喉毒素的抗毒素。他们当年便提取出了白喉抗毒素，并迅速发表了论文。

也许是贫穷的童年所致，贝林对金钱、商机的触觉非常敏锐。他在提取出了白喉抗毒素后迅速与制药公司联系上，开始合作准备大规模生产白喉抗毒素。1892年，他们得到了一些样品，但是临床效果却不怎么好。他只好求助于科赫，出于为国家荣誉考虑，科赫带着贝林找到了埃尔利希。

那一年，埃尔利希刚刚进入科赫实验室不久，他认真分析了抗毒素效果不好的原因，认为这是剂量的问题。白喉抗毒素剂量太少，那就没效果；剂量太大，毒性反而会增大。埃尔利希在动物身上进行了艰苦的实验，至少消耗了一万只豚鼠，终于研究出了白喉抗毒素的含量测定方法，并且提出了“最小致死量”的概念（某种物质导致受试对象中的个别成员死亡的剂量，这个概念是现今药物学的基础内容）。埃尔利希的研究为抗毒素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白喉抗毒素能够工业生产、并且用于临床的最大功臣。1894年，白喉抗毒素正式开始了批量生产，巨额的利润像洪水一样袭来。

科赫认为，白喉抗毒素的专利权应该属于科赫实验室，因为实验室为白喉抗毒素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光是那一万只豚鼠就价值不菲，更不要提其他精密的仪器了）。然而贝林寸步不让，甚至不惜毁约离开实验室；他最终独自获得了白喉抗毒素的专利权，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

1896年11月，大富翁诺贝尔去世并设立诺贝尔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大家在1901年9月之前提交一份推荐名单。当时生理学及医学奖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就是科赫。科赫于1882年发现了结核杆菌，光是这个成果就可以让他永垂不朽，更别提其他耀眼的成绩了。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不出什么意外，这个奖就是科赫的囊中之物了。

“作死”的科赫偏偏自己搞出了个大意外。他在提交推荐名单的两个月前（1901年7月23日）发表了一篇势必引来轩然大波的文章，提出人的结核杆菌和牛的结核杆菌不尽相同的观点。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两种结核杆菌是完全一样的，科赫的“奇葩观点”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尤其是贝林，他表现得格外愤慨英勇，还被大众表扬为“敢于蔑视权威”的英雄。

科赫过于大胆的观点将自己陷入了漩涡中心，诺贝尔奖的评奖迫在眉睫，评委会迫于压力，只能选择避开这位争议性人物，让诺贝尔奖的头筹落到了一时风头无两的贝林头上。获奖理由，就是1890年那篇和北里柴三郎一起发表的论文（可怜的大师兄北里由于种族歧视被直接忽略了）。

事实上，诺贝尔奖候选名单里还有埃尔利希的名字，两个人本应该是共同获奖的，但是贝林为了独占这个荣誉，厚着脸皮恳求埃尔利希放弃获奖资格。埃尔利希和科赫一样，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科学傻瓜”，他最终念在昔日同事的情分上答应了。贝林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获得者，同时还被授予了贵族头衔（名字变成了埃米尔·阿道尔·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而埃尔利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在整个事件中，可以说埃尔利希都被贝林欺骗了：一种说法是，贝林许诺给埃尔利希一个更好的实验场所，以换取埃尔利希放弃自己在白喉抗毒血清方面的专利；另一种说法则是贝林掩盖了抗毒血清是应用了埃尔利希成果的事实，侵吞了本该属于埃尔利希的荣誉。

2. 发现“侧链”

对于失去的诺贝尔奖，埃尔利希似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风度：他与贝林维持了多年友好的通信，并从不掩饰自己对贝林发现抗毒素的赞赏。但是基于不同的毒素-抗毒素效应，埃尔利希于1900年提出了著名的免疫学“侧链”学说。他认为，抗毒素是有机体自身产生的。毒素含有特殊的“毒性簇”，而细胞上则有相应的“受体”，类似苯环上的侧链。血液中的受体能够特异性中和毒素，保护细胞不受伤害。这一理论在免疫学影响深远。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动免疫”“被动免疫”“受体”“类毒素”等名词都是出自埃尔利希的创造。

1908年，携自己关于体液免疫的“侧链”学说，埃尔利希与俄罗斯人梅契尼科夫（Ilya Ilyich Mechnikov）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梅契尼科夫所发现的细胞的吞噬作用与埃尔利希的侧链学说可以称之为机体免疫功能的两重防线。不过，与梅契尼科夫相比，埃尔利希的光彩实在是太耀眼了：在错过一个诺贝尔奖和又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后，埃尔利希又在1912和1913年取得了两次诺贝尔奖的提名，这就是下文我们要提到的故事。

3. 化学疗法的奠基人

606和914的成功，使得埃尔利希成为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疾病的第一人，是公认的化学疗法之父。凭借化学疗法埃尔利希又获得了1912和1913年诺贝尔奖的提名。由于当时化学疗法刚刚开展，诺奖评委会并未贸然颁奖给他。但埃尔利希的声誉却毫无疑问地达到了顶峰。在法兰克福，埃尔利希研究所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保罗•埃尔利希大街；埃尔利希一生共获得了10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被科学界评价为是一名少见的组织学、有机化学、血液学、免疫学和药物学的跨领域奇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尔利希心情陷入抑郁，并于当年圣诞节前后发作了中风；1915年8月20日，埃尔利希在巴特洪堡度假中发作第二次中风，不幸逝世，享年61岁。虽然后来人们发现了更好的青霉素来对抗梅毒，但是埃尔利希的卓越才华、谦虚气度以及他首创的化学疗法，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

不过，值得进一步提起是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埃里希•霍夫曼（Erich Hoffmann）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梅毒螺旋体”发现，就不会有第一个化学疗法的诞生。因为606和914的成功，非常关键的环节是秦佐八郎用梅毒螺旋体感染兔子这一动物模型方法的建立，而动物模型又以“梅毒螺旋体”发现为前提。

1905年，德国原生动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和皮肤科医生埃里希•霍夫曼（Erich Hoffmann）首次发现“梅毒螺旋体”（图3-20）。绍丁认为梅毒螺旋体在形状和运动上与锥虫类似，因此错误地判断螺旋体与锥虫密切相关。锥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可引起非洲昏睡病。在发现螺旋体的第二年，霍夫曼拜访了保罗·埃尔利希的实验室，为埃尔利希解释了螺旋体与锥虫的相似性。由于埃尔利希在利用砷剂治疗锥虫感染上有相当丰富的经验，霍夫曼错误的判断反而把埃尔利希引向一条成功的道路。

图3-20  梅毒螺旋体示意图 

（四）青霉素的发明

直到二战之后，青霉素的推广应用才彻底终结了梅毒难以治愈的历史。

人们发现，青霉素不仅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球菌和放线菌具有强大抗菌活性，也对梅毒螺旋体、回归热螺旋体、钩端螺旋体敏感。有了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梅毒，因此不再使用606和914。在抗生素发现以前，由于606以及后来的914的有效治疗作用，即使有很大的副作用，但由于治疗梅毒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一直在使用。随着青霉素以及其他抗生素的发现，有了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梅毒，砷剂已很少用，青霉素已经完全取代了砷剂治疗梅毒的地位。

四、预防接种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關注點還是治療。最近新的發現有希望使疫苗成為殺滅梅毒的有力武器。如果成功，將是抗擊梅毒的重大進展。

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大約平均有560萬人感染梅毒。在2012年有高達1070萬年齡在15到49歲之間的人感染了梅毒。在一些發達國家裏，這種疾病的流行正在增加，尤其發生在男性之間發生性關係的人群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女性性工作者和她們的客戶中，這一比例也正在不斷上升。

很長時間以來，衛生機構一直試圖通過治療感染梅毒的人、追蹤患者最近的性伴侶、治療他們和他們的伴侶來消除梅毒，盡所有可能找到和治療接觸過這種疾病的人。但是這樣做，受到人們個人意願和能力的限制，也受到梅毒診斷困難的限制。

梅毒很難研究，其第一個原因是，與許多致病細菌不同，它不能在實驗室培養皿或老鼠體內生長。除了人類，常見的唯一容易感染梅毒的動物是兔子。但兔子能夠自行迅速清除梅毒感染。因此在實驗室中必須定期對新兔子進行感染，以維持梅毒螺旋體，這就是引起梅毒的病原體。

梅毒難研究第二個原因是，梅毒螺旋體非常脆弱。需要清洗它們，烘乾它們，然後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它們的外表。在粗糙的治療中，梅毒螺旋體並沒有存活下來，而且往往會弄得一團糟，也使得研究人員難以弄清楚它的精細結構。

美國康涅狄格州大學科學家發表了他們全新的研究。病原體外部的蛋白質是免疫系統識別入侵物的關鍵處。疫苗也如此。梅毒螺旋體是在1905年首次發現的，但還沒有人能夠確定它在外膜上運動的蛋白質。梅毒螺旋體基因編碼很少，總共只有大約1000個基因。

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技巧，微生物學家對梅毒螺旋體遺傳學進行分析。他們收集到梅毒樣品，注意到不同的地方非常相似的菌株，在一個擁有如此小的遺傳密碼的有機體中，每一個基因都必須是必不可少的，基因只會變異成不同的形式。使用一個電腦程式來模擬這些基因所產生的蛋白質，

科學家們實際上製造了這些蛋白質，並測試了它們是否在現實生活中折疊成梅毒螺旋體那種桶狀。他們為這些蛋白質製造了抗體，並進一步證明這些抗體確實附著在完整的梅毒螺旋體表面。這意味著他們找到了標記。

研究人員發現了疫苗最適合的外膜蛋白，現在他們計畫用它們給兔子注射疫苗，以證明它們作為疫苗的有效性。

康涅狄格大學將與北卡羅萊納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正在其他國家招收患者，以確保他們所研究的蛋白質在世界範圍內具有代表性。如果最終真的能夠為梅毒疫苗，将能使盡可能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