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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可是，在1931年前，医学界都误诊为“椎管软骨瘤”，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

误诊的原因是，单纯依赖病理学的组织细胞形态结构所见进行判断。这从病理学角度而言，结论完全正确。因为在显微镜下的视野中所看到的“软骨细胞”既可以是“软骨瘤”的，也可以是“椎间盘纤维环”的，无法从显微镜下它的组织细胞形态结构鉴别它的来源及其疾病基础。

而从临床医生角度而言病理学结果只是部分信息，不是全部信息，这就难免陷入了局限性与片面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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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一门极其重要的基础学科，临床医生的得力助手。上世纪70-80年代，我们作骨肿瘤手术时，常常需要在手术台上等待病理学冰冻切片检查结果（是良性还是恶性）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是否截肢）。

但是，病理学只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思维方式也只是“直线式思维”。而临床医生需要的是多角度、多层次，整体性、系统性看问题，其思维方式更不同：需要的是网络性思维。

二者得出最后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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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临床医生对待任何特殊检查或仪器检查都应该是“应用”而决不能变成“依赖”。否则就陷入了“碎片化”泥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孔之见、一叶障目， 导致误诊误治。必然没有治疗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越治越狠”，这是病人经常性的抱怨。

1929年，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教授M ixter 手术取出了“椎管内肿块”后，实习生Bar把病理标本送往病理科检查。Bar 在路上灵感噴发：质疑世界公认的“权威”认知“是不是椎管软骨瘤”？Mixter教授听了他的“质疑”后如醍醐灌顶、醒脑开窍（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他们立即着手探索。积累了17例病案分析、提出创新的见解，在权威的《new England 》杂志上发表论文。新发现新观点逐步获得国际学术界公认：创造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新的疾病名称。实习生Bar 不但破格留校，而且直晋升正高（强力鼓励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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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碎片化”倾向在当今社会随时随地可见。

2020年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到武汉收获了一片骂声，指责他“兽医跟人看病”。颇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我当时就发微信为他辩护：“实在太冤”！

其一，他读的是农业大学兽医系微生物专业，不错。但这是人医-兽医互通共用的基础学科、“人医”与“兽医”共同的平台专业。他根本就没有错位或者越位。

其二，他不是临床医生，不能跟病人“看病”。他来武汉是指导病毒防控，也没有没有跟病人“看病”。

某病理专家对疾病与健康问题发了一通片面之词，并被认为跟某明星、某歌星“看过病”的专家。这也是“碎片化”思维方式导致了基本概念之错。其实，病理专家只是参与“病理科会诊”，而不是“看病”。“看病”是临床医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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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随时随地可见“碎片化”倾向。

2019年6月，我弟弟从高处跌下伤及左腿，住进当地一家“三甲”大医院，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这是比较严重的损伤），并且准备第二天做手术。他磁共振发给了我。我阅片后感觉有误。电话里指导他作一些动作“自我检查”，我进一步确定有误。于是建议他以“吃了东西，无法术前化验检查”为借口，停止明天的手术，等待我第二天刚好出差机会顺便实地察看。第二天经我亲自检查，完全否定了“股骨颈骨折”。回家休息，一周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误诊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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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生认知的“碎片化”必然导致其技术、能力的“碎片化”，后者又必然导致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本来应该发挥的临床疗效大大打折扣，致使临床疗效不满意。

那天，看到凌峰关于“系统医学”的一个视频，她把这样一个枯燥的话题讲“活”了。“系统医学”是临床思维的新理念，是针对目前存在的知识、技术与能力“碎片化”倾向的拨乱反正，是治疗“碎片化”倾向的一剂良方。

基于系统医学的病理和治疗原理，它和今日以因果分析为基础的“去除病因”治疗不同，亦和针对基于概率论的“循证医学”不同，存在着独特的以系统调节艺术为特色的治疗原则和相应的医疗伦理。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新的医学模式，我认为它更是一种新的临床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