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力，张晓蓓. 论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哲学基础——从“体液病理学说”说来. 医学与哲学，2019，40（13）：

古罗马是继古希腊之后世界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文化典范，古罗马在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大领地、征服世界时，留给世界文明史上的痕迹实在是丰富而又珍贵的。古罗马凭借武力建立起强大的世界性帝 国时，对古希腊文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对哲学思想的吸纳，使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罗马立法史都浸含着古希腊哲学思想。古罗马在武力征服世界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对世界立法史上的创造性发明，制定了古代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罗马统治者将法律运用到公共卫生管理中，从而开拓出通过国家意志、运用国家权力、使用法律手段对公众健康进行管理的先河，改变了古希腊时期主要依靠医生个人力量来改善公众健康的状况，同时推动医生这一职业成为独立而崇高的社会阶层。

1 “体液病理学说”的哲学意义

古希腊哲学的兴起为医学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们力图从哲学角度来探寻生命、宇宙的本质和来源。“自然科学”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其他古希腊哲学家也相继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医学从神学中脱离出来提供了理论依据。 希波克拉底为了抵制“疾病神予”的谬论，在吸收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关于自然、宇宙的哲学思想后，结合自己长期诊治疾病的实践活动，提出了著名的“体液病理学说”，用自然的、理性的原因解释疾病。这一学说以当时较为普遍的万物皆由一定的本质构成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综合了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毕达哥拉斯、阿尔克迈翁、赫拉克利特等学派的哲学思想，将其由自然界运用到人体上。在迷信禁锢的奴隶制时代，希波克拉底 把医学建立在理性之上，使得医学自此开始与神学脱离。希波克拉底“体液病理学说”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万物由物质构成的生命宇宙观

德谟克利特是原子论的创始者，他相信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据公元2世纪索兰纳斯所写的希波克拉底传记材料记载，希波克拉底曾跟随德谟克利特学习哲学，这一经历奠定了希波克拉底宇宙观的基础，形成了万物由物质构成的宇宙生命观。在此基础上，希波克拉底接受并发展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体也是以自然物质为基础，由四种各具特质的体液构成。他在《自然人性论》中论述：“在人的身体里 有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这四种体液；这些体液构成了人的体质，而且人就是靠这些东西而感到痛苦或者 保持健康。”[1]11

“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体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体现了万物由物质构成的生命宇宙观，这构成了希波克拉底疾病观的基础。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是由自然的、物质的原因引发 的，他坚决反对“巫术医学”和“疾病天赐”的观念，他在《神圣病论》中写到：“‘神圣病’……是因人的无知——人们不了解此病的特点，现在还有人相信它的‘神圣’，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它的不了解。人们用涤罪剂和 咒语来治疗‘神圣病’，恰恰证明这种疾病的‘神圣性’是虚假的。”[1]15

希波克拉底摒弃各种神学思想，将其医学思想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广泛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临床经验和哲学推理的必要性，并最终将医学提升到难以超越的高度。 希波克拉底坚持自然的、物质的生命宇宙观，他所在的学派极具人道主义精神，在医疗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以人为本的医学道德观。他要求医生在任何时候都要以病人为中心、不伤害病人、敬畏生命、以祛除疾病为第一要务，而非计较后果和利益得失。他坚持治病救人的纯洁性和神圣性，不做任何有可能损害病人健康的行为。他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第一次系统地为本学派的医生建构了核心价值观。这一誓词，显示出在遥远的古希腊时代，科斯学派所要求的医德标准曾达到了何等高度。

1.2 和谐运行论

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数目学说的基本原则，他曾说“万物都是数”，这一原则构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基础。数目学说包含着和谐思想，由此产生了宇宙是处于一个完整的和谐运行状态之中的观念。和谐思想首先体现在克罗顿的名医———阿尔克迈翁身上，他将医学研究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同律的观念，认为所有构成人体的物质是完全和谐的。这一观念对希波克拉底的“疾病转变观念”、“转变期”和关于大自然“治愈能力”等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构建起了希波克拉底“体液病理学说”的基本原则。

希波克拉底“体液病理学说”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理就是生命有机体的和谐平衡理论，即生命体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各要素比例不断变化流动，比例和谐则机体健康，否则便产生疾病。希波克拉底认为，构成人体各部分的四种体液在比例、能量和体积方面如果配合得当，并且是完善地混合在一起时，人就有完全的健康。当某一体液过多或缺乏时，或某一体液单独处于身体一处时，身体便感到痛苦，疾病便产生了。在《自然人性论》里，希波克拉底[1]21重点讨论了体液和谐的理论：“当这些体液的量能互相适当结合并且充分混合时，人体便处于完全健康状态。当这些体液之一太少或过多，或分离出来不与其他要素适当混合时，人体便感到痛苦。”这一观念阐明了机体健康的关键在于保持四种体液和谐平衡，这与当时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每一种事物都倾向于恢复到一种和谐的思想相似，这 一医学理论在当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蕴含了和谐运行论原理。

1.3 朴素辩证法思想

活跃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赫拉克利特所建立起来的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万物都处于流变的状态，变化是永恒的，这种变化同时带来了对立面的统一。他对于斗争的信仰即是基于这一认识，因为只有在斗争中对立面才能结合起来产生运动，运动产生和谐统一，没有对立面的结合就不会有统一。 希波克拉底将对立统一思想引入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辩证思想的疾病观，“体液病理学说”包含了对立统一、普遍与特殊等辩证思想，同时具有极强的整体观念。希波克拉底认为，四种体液按某种和谐的比例结合起来，又不断发展试图扩大自身比例，这种思想包含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此消彼长，希波克拉底[2]在《摄生论》中有论述：“世间万物都处于上下流动状态，所谓‘日有昼夜，月有圆缺’。水和火互有消长，所以日照时间有长有短，一切事物都相同而又不相同。”希波克拉底还认识到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他非常重视个体的不同体质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影响，他在《摄生论》中写到：“……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机制，如果病人机体的需要没有得到持续的供应，也会导致营养不良……对于有些人来说，改变自身的习惯无关紧要，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改变自身的习惯会造成致命的后果。”[3]28

希波克拉底学派十分重视整体观念，他认识到疾病的产生并非孤立事件，人体是各个器官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任何器官的病变都会影响整个机体，整体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希波克拉底学派，它要求医生在医治病人时必须具备全局观念，而非局限于疾病本身。希波克拉底[3]47在《人体部位论》中写道：“无论身体的哪一个部分生病了，立刻就会在其他的部位引起疾病，即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与其他器官是相关联的，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生都会影响整个机体的运作。”正是基于上述哲学思想，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哲学推理，希波克拉底构建起了他的医学本体论，从而最终将医学提高到难以超越的高度。他一方面使医学摆脱神学的桎梏，另一方面又使医学不再纠结于哲学的思 辨，明智而缜密地引导医学走向其最终目标：治愈病人。他坚持自然物质的宇宙生命观，首次将生命活动看成是 一个可以理解的、基于自然物质运行的过程。他重视观察和经验，认识到人体各要素和谐运行是保持健康的基本前提，健康与疾病、和谐与失调这一系列对立矛盾是永恒变化的，医者要理解这一过程，顺应自然的力量，形成整体观念，重视个体差异，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机体要素和谐。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医学的发展，使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自然科学，同时又具备艺术的气质，希波克拉底医学哲学思想是古罗马医学发展的源泉，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古罗马公共卫生立法思想，构成了古罗马公共卫生立法的重要哲学基础，使古罗马公共卫生法具有极强的借鉴性、理性和实用性，赋予了古罗马公共卫生法旺盛的生命力。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古罗马浩瀚的法律条文中领略其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巨大成就，这一历史成就也饱含着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医学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

2 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哲学基础

共和晚期至帝政初期这一历史时期罗马扩张至其巅峰，城市快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工业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当时罗马城公共卫生状况很差，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主要污染源包括垃圾与生活污水、居民的便溺、工厂的排放物以及死者遗体等。为解决罗马城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催生出大量的公共卫生法[4]。古罗马设立了专门的卫生官员，建立了完善的水道和众多的公共浴场并有相应的立法，还就工厂排污、殡葬卫生等进行立法。古罗马制定了大量关于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法令，这些法令毫无疑问要受到当时医学哲学思想的影响。那么，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究竟受到了哪些医学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不妨从 希波克拉底创立的“体液病理学说”所蕴含的医学哲学 思想着手，通过具体实例来分析其对古罗马公共卫生立法的影响。

2.1 万物由物质构成的生命宇宙观塑造了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实践性、理性和应用性特征

希波克拉底在医学史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基础在于他将之前全部医学知识科学化，与本能医学、巫术医学、僧侣医学彻底区分开来，形成了以自然物质为基础的生命宇宙观。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充分肯定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建立起了华美而神圣的医学科学殿堂。古罗马公共卫生法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罗马公共卫生法始终紧密结合了当时罗马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紧密结合了医学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避免了巫术医学和僧侣医学的影响，坚持立法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这一实践性原则秉承了希波克拉底朴素唯物主义的医学哲学思想，并贯穿于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始终，是古罗马公共卫生法发挥巨大功用的前提。

古罗马公共卫生法不是神意法，它饱含了唯物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理性色彩，这是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显著特征。周枏教授在《罗马法原论》中这样评价罗马法的非神意性：“古代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低，人们把不理解的事物视为神意，法律也披上了神的外衣。如《汉谟 拉比法典》中称其条文为太阳神之意，《摩奴法典》被称为摩奴神之意，《古兰经》被称为真主之意，等等。罗马法最初虽也有神话和传说，宗教与法律不分，但罗马的法律很早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如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就是‘十人立法委员会’制定的，根本未称是神意，相反，法中还有调整宗教关系的规范。”这一特征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古罗马公共卫生立法，在古罗马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具体法令中，几乎都包含极强的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不是全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干扰，成为古罗 马公共卫生法历千年而不衰的重要思想继承。

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应用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对水道的管理上。高度发达的水道系统是罗马城最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对罗马城健康有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希腊挽歌体诗人狄奥尼西乌斯认为，“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最令人瞩目的三项优质工程就是输水道、排水道和道路的建设。”[5]为维持帝国庞大的水道系统正常运作，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罗马元首制时期，由元首任命水保佐人，水保佐人以罚款保障水的卫生[6]。因水道在古罗马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古罗马关于水道的立法较多，较为著名的有《奥古斯都关于维纳弗鲁姆水道的告示》（公元前17年～11年颁布）、《关于水道的元老院决议》（公元前11年颁布）以及《关于水道的奎茵克隶斯法》（公元前9年颁布）[7]。

希波克拉底学派尊医重道的思想推动了医生在罗马成为独立而崇高的阶层。希波克拉底在坚持自然物质观的同时，对医生规定了严格的道德自律标准和从业 准则，这一系列准则的主要意义构成了希波克拉底学派医术的主要目的，即尽可能地治愈病人，不依赖宗教的仪式或者神灵的庇佑。古罗马在医学科学上深受古希腊影响，约公元前91年，希腊名医阿斯克雷匹亚德来到罗马，成为罗马官方接受的第一位医师。他与门生给罗马人的形象极佳，故凯撒采取优待政策吸引希腊医生来 罗马行医，此等政策包括授予希腊医生罗马市民权并豁免他们的公役等。在古罗马，监护或保佐都被认为是公职，只有拥有一定特权的人群才可以免除担任。“罗马城的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和医师，以及在其本地操这种 职业而在法定人数以内的人，免除担任监护或保佐职位。”[8]26古罗马在卫生史上的成就之一，便是只有在罗马，医生才从卑微和不稳定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拥有公 民权并受到法律保护，成为一个独立而高尚的阶层。古罗马给予了医生非常崇高的地位，当罗马帝国日益衰亡时，医生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末期，医生已居于宫廷中最重要成员的地位了[9]。

2.2 和谐运行论对古罗马公共卫生法衡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希波克拉底“体液病理学说”非常重视和谐平衡，强调四种元素要维持一种完善和谐的平衡，如果某一元素占据了主体地位，就可能造成机体疾病的产生。和谐运行论来源于古希腊正义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法律上，便产生了衡平观念。古罗马人最早把古希腊的衡平思想引入司法实践，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及司法实践中，保障公平与正义，适当地照顾弱势群体，以裁判官法等制度行使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其中裁判官法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罗马法的衡平技艺，裁判官法主要是指罗马 执政官员（即裁判官和市政官）所发布的告示的总和。衡平观念在古罗马公共卫生立法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对水道的管理为例，裁判官告示在私人水道方面有明确规定：“裁判官说：‘我禁止使用暴力不允许你修理、清扫有争议的、从他人的房子通到你的房子的下水道，对施工的缺陷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我将命令提供担保。’”[10]57这一告示显示了裁判官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授权人们为清理下水道而进入他人房屋。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私人房屋所有权，因为下水道的清扫和修理被认为以公共福利为目的，关系到城市的卫生和安全。又如，为保护城邦公共环境，古罗马关于城市工厂排污方面也有专门的立法。公元前220年，弗拉米纽斯（Ｃ.Ｆｌａｍｉｎｉｕｓ）和埃米流斯（Ｌ.Ｅｍｉｌｉｕｓ）在担任监察官时制定了《关于洗染店的梅特流斯法》（Ｌｅｘ Ｍｅｔｉｌｉａ ＦｕｌｌｏｎｉｂｕｓＤｉｃｔａ）[11]。此外，《学说汇纂》中也有不少段落讨论了洗染店排放污水侵人权益的问题。“特雷巴求斯报道，一个其土地上有泉水的人在靠近泉眼附近的地方开了一家洗染店，把废水排到其邻人的土地上。他说该人不就其邻人提起的排放雨水诉讼承担责任，但许多权威都认为，如果他以沟渠排废水或在此等水中投放污物，他可受到排放雨水之诉的强制。”[10]58这一规定，显示出“许多权威”为了维护城邦公共卫生，对私人洗染店的排水进行严格管理，确保生产和环境之间的有机协调。除了类似的针对公共卫生的裁判官告示外，古罗马还创始了对贫穷人群的免费治疗。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对弱势阶层的照顾，对传染疾病的预防，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希波克拉底和谐运行论对古罗马公共卫生法衡平技艺的影响。

2.3 古罗马在医生管理领域形成了大量立法规范，具有明显的辩证思想

希波克拉底医学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这一思想对古罗马公共卫生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希波克拉底的学说中包含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整体疾病观，他对疾病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深刻认识，这些思想在古罗马公共卫生法中得以体现，尤其是在关于医生管理领域较为明显地展现出来。古罗马有许多关于医生权利与义务的法规，集中体现了对立统一思想。古罗马统治者在赋予医生特权的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10]59。

公元3世纪初，乌尔比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所有医生均享有诉讼特权：“医生的情况与教师相同，医生负责人们的健康，教师负责人们的学习，这便是医生应该享受诉讼特权的理由。当然还应算上从事医学的助产妇，那些具有治好身体某部位疾病或某种疼痛本领的人，如耳病、痔瘘或牙病专家，也应被列入享有诉讼特权人的行列之中。”[10]60同时，又有专门的法令来规定医生的责任：“又如医生对你的奴隶动了手术之后，不继续关怀治疗，致奴隶身死，医生是有过错的。”[8]27此外，古罗马还对医生取得执业资格有严格规定：“在法定数量内任命医生是省长、各市议会及城市所有者的权力，以保证被聘医生在道德上是正派的，在医术上是有能力的，从而使省长、议院和城市所有者可以选择他们愿意将自己及其子女的健康相托付的医生。”[10]61 古罗马人在吸收古希腊医学成果时，尤其注重吸收希波克拉底的整体观念并将其运用于公共卫生立法。古罗马统治者根据每座城市的规模，编定了公共医生的员额，用以保障每个城市居民整体健康，这是整体观念在城市卫生管理中的运用。安东尼·庇护的一项法令规定了每座城市应当拥有的医生数量：“小城市5位；拥有法定议会的稍大的城市7位；大城市和省会10位。”[10]63 古罗马公共卫生法还体现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为了预防疾病，防止瘟疫爆发，古罗马非常重视殡葬卫生，死者遗体的处理是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重大问题。古罗马人对尸体的处理非常严格，对尸体与传染病的关系也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在埃斯奎来恩山外的平地上有 一公墓，专门给罗马一般市民作土葬用。《十二表法》第十表第一条规定：“不得在市区内埋葬或焚化死者。”“任何人得按其意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埋葬死者，使该地变为宗教物；但是不得违反公共人的意愿，在原先是干净的 共有土地上埋葬。”[8]32从《十二表法》来看，在城外专门的公墓埋葬尸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定。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少数地位崇高的知名人士依然可以埋在罗马城 内，而且享有这种特权的人，他们的后代也享有这一特 权[12]。此外，《十二表法》第十表第九条规定：“不得在他人房屋的60尺以内进行火葬或挖造新的坟墓”，同样也有特殊的情况，即在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违反上述规定：“经所有人同意的除外。”[8]35

3 结语 通过上述实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罗马制定了大量关于维护城邦环境、保障民众健康、管理医务人员等方面的立法，这些法律条文散布在各类法律文件汇编之中，构成了古罗马较为系统合理的公共卫生法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法律的制定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保障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影响甚至持续到一千多年后，成为欧洲公共卫生法制建设的重点研究对象。古罗马公共卫生法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立法思想的先进性、前瞻性和科学性。这些法哲学思想的根源便是古希腊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作为规范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必然离不开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和医学哲学观。希波克拉底学 派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医学发展和医学认识论，古罗马执政者在制定涉及医学、卫生领域的法律时，不可能罔顾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思想，他们在立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借鉴、引入了希 波克拉底医学哲学思想，这些先进的哲学思想塑造了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实践性、理性、应用性特征，保证了古罗马公共卫生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也使得古罗马公共卫生法与希波克拉底医学思想一样，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略）